古代軍隊衛生最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及時為軍隊尋找一處安全且穩定的水源。尤其是在草原或者沙漠這一類艱難環境中，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飲水問題，將給整個軍隊帶來可怕的災難——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哈丁會戰，以及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包括更為人熟知的三國時期馬謖失街亭一戰都是典例。
為保障飲水安全，古人絞盡腦汁
1187年的哈丁會戰，是十字軍耶路撒冷王國覆滅之戰。是役，主動出擊的十字軍，事前缺乏對沿途水源必要的調查，穆斯林軍隊抓住時機，迫使十字軍在哈丁高地紮營，失去水源供應的他們隨即遭受毀滅性的慘敗。
明正統十四年（1449），英宗率50萬大軍親征瓦剌，敗退過程中，掌權宦官王振執意駐兵土木堡，這裡地勢高，無泉缺水，「掘井至二丈」無水，導致移營時兵士潰亂失序，瓦剌軍隊趁機擊垮明軍，導致精銳盡沒、皇帝被俘的慘劇。
228年諸葛亮率蜀軍北伐，命參軍馬謖據街亭，馬謖違背諸葛亮節度，屯兵山上，「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導致魏將張郃「絕其汲道」，失去水源的蜀軍由此潰敗。
因此，在行軍過程中，軍隊須派出專門的人員負責尋找安全的水源。這項工作有着極高的技術含量。
1、當地現成水源
天然的河流和泉水，是古代軍隊最主流的水源供應方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軍隊常常在靠近河岸或者泉眼處紮營。
不過這些水源的衛生並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尤其在夏天，河流泉水附近往往會出現數量眾多的蚊蟲，它們也是大量疾病的攜帶者，同時還會幹擾士兵們的休息。
如果說河流、泉水因其天然的流動性，姑且還算是安全的話，軍隊行軍過程中依賴的另一種水源供應——當地現有的水井、水塘，更面臨著敵人破壞與下毒的危險。因此，這類水源在使用之前必須慎之又慎，通過非常仔細的甄別之後，方可飲用。一代天驕霍去病早逝的原因，流傳着一種說法，就是在行軍中飲用了被匈奴人刻意污染的水源而染病。
2、跨地取水
有時，當地水源不能滿足全軍飲水需求，這就需要從其他地方的水源跨地「調水」。
正是為了保證能穩定地獲得水源，中國古代很早就發明了一整套的取水技術。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渴烏」。
《通典》這樣記載渴烏：這是一種隔山取水的工具，具體操作是將若干大竹筒去頭去尾彼此相連，密封好之後推過山的另一邊，放入水源中，點火加熱竹筒，改變內部氣壓，就可以將水上引。
這一原理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見的虹吸管，中國古代軍隊就使用渴烏跨山連接水源與軍營，實現跨地取水。
註：《通典》，唐杜佑撰，完備記述唐代的典章制度。《通典·兵十》載：「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筩去節，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於筩尾取松樺乾草，當筩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
虹吸，使用倒U形管（虹吸管），將液體從開口高的一側沿管路先上升再導向開口低的一側。
3、人工鑿井
如果實在找不到現成的乾淨水源，那麼最後的解決辦法，便是在水源旁邊挖一處臨時的水井，這樣水通過土壤的過濾，其中的病菌和異物就會大大降低。
因此，如果條件允許，中國古代軍隊在一處駐紮之後，首要工作便是開鑿水井。相比於容易被污染的天然河流、可能會遭敵人下毒的地表水來說，新開的井水要安全得多，只要嚴加看守，便可以有效防止敵人的惡意破壞。
不過，即使如此，軍隊的飲水供給，仍然是一個很需要小心的事情。畢竟在多變的戰場環境中，並不是什麼時候，都能有條件從容地打井紮營。
因為沒廁所而打了敗仗
解決了水源之後，還有如廁的問題。
正所謂「人有三急」，在軍中，數萬的士兵加上戰馬以及各種家畜，每天所能排出的「內存」自然相當驚人。
龐大數量的排泄物會造成土壤和水質的污染，帶來的一個巨大的問題——惡性疾病，其中令軍隊最為恐懼的，便是具有極高傳染力的瘧疾。
因為這些疾病而土崩瓦解的大軍，古今中外都不少見。
同時，大量糞便的惡臭也會影響士兵的士氣，並且暴露軍隊的行蹤。
因此，古人早就考慮了行軍過程中建造廁所的問題，這也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氣味難聞，也許是覺得晦氣，古人一般不會將廁所修在軍營之中。這樣就又會帶來一個新問題，如何管理士兵如廁。
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嚴格制定了關於廁所管理的細節：這些廁所基本都會修在下風口，士兵想上廁所的時候，必須要在門將那裡留下腰牌作為物證。
這不僅是出於對軍營廁所嚴格制度化管理的需要，同時也是儘可能地防止士兵利用上廁所的機會“開小差”，並且可以防止給間諜以可乘之機。
安排好了廁所，還只是解決如廁問題的第一步，接下來一個重要的事項，那就是如何最終解決這些排泄物。
古代軍隊對於排泄物的處理，大多是以就地掩埋為主。但是，在歐洲中世紀的諾曼征服中，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1066年他率軍渡海，征服英格蘭，建立諾曼王朝）為了進一步杜絕大量排泄物可能帶來的一切危害，不惜花費金錢，讓車夫們將這些排泄物拉到遠離軍營數里之外的地方掩埋。
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由於軍隊數目龐大，奧斯曼人往往會將廁所分散修建，這樣做，一方面是更加方便士兵的使用，另一方面也進一步降低這些排泄物對於地下水造成污染的風險。
但16、17世紀的歐洲雇傭兵們就缺少好的管理。他們可沒有諾曼人和奧斯曼人的待遇，由於軍營管理的混亂，雇傭兵們的軍營常常是臭氣熏天，瘟疫橫生。
防疫是個大問題！
解決飲水與如廁問題，只是預防疫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並不能徹底根絕瘟疫的威脅。
古代沒有疫苗，加上軍隊在行進過程中，後方時常爆發瘟疫。這時由後方供應的後勤給養，將不再是前線將士的福利，而可能成為死神的問候了。
食物之類還可以就地徵收，但發放軍餉的錢財，往往只能是由後方運送。如何避免這些財物上攜帶病菌呢？
17世紀的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謝一世想到了一個好點子。
1654年，莫斯科國接受了扎波羅熱哥薩克的臣服，決定與波蘭—立陶宛聯邦開戰。軍隊剛剛開拔，莫斯科城內就爆發了瘟疫。此時戰爭已經箭在弦上，如果不從莫斯科城內運出財物，那麼就無法按時發放軍餉，屆時必定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為此，阿列克謝一世命令手下將所有來自莫斯科的錢幣全部清洗之後，用絲綢和毛皮不斷擦拭表面，之後才能向士兵發放。
實際上，這一舉措是用摩擦產生的靜電來殺菌。因此，從莫斯科出發的大軍並沒有受到瘟疫的侵害。
瘟疫並不是一樣容易防治的東西。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加之當時城市衛生狀況普遍較差，加劇了疫病的傳播力度和範圍。
諸如明朝末年，從浙江到直隸都爆發了瘟疫，很主要的原因是當時飢荒導致的逃難。
而軍隊的集結和移動，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人口流動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多種傳染性疾病流動的過程。在醫療並不發達的古代，任何一種疾病大規模爆發，都可能給整支軍隊帶來的致命的危害。
整個明末清初時期嚴重的瘟疫病情促成了瘟病學派的崛起，其代表人物便是《瘟疫論》的作者吳又可。這些知識在清代也被應用到了軍隊管理中，以此來降低瘟疫爆發對軍隊的危害。
提到軍隊防疫工作，離不開軍醫的建設。
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戰爭的頻繁發生，相應的軍醫制度開始形成。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軍隊中便已經設有掌管醫藥的職務。《墨子·迎敵祠》中就將掌管醫藥的“醫”與負責占卜的“巫”並列，為發動戰爭所必須的兩種職業。
到了漢代，軍醫的記載就已經開始頻繁出現在史料中，如將士受傷後及時獲得救治的記錄。
另外，從西北地區漢代駐軍遺址考古發現的竹簡來看，漢代的軍醫已經完全由軍隊控制，並且還有相應的藥物儲備。因此可以認為漢代是中國古代軍醫制度的成熟期。
隋唐時期，軍醫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隋唐時期的“檢校病兒官”便是軍醫，並且這一職務屬於軍職，與當時的軍曹相當。
到了唐中期，「檢校病兒官」一職便從軍營中消失，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此時不再重視軍醫。正相反，這一時期出現了對中國古代醫學發展影響極大的太醫制度。
軍醫歸屬於太醫管理的這一改變，對於軍醫們接觸到當時更先進的醫學知識有着極大的幫助，這一變革對軍醫制度的發展推動作用非常顯著。
到了宋代，除了一些常規學科之外，創傷尤其是箭傷治療領域發展迅速，甚至使其演化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宋代還完善了太醫的選拔制度，包括軍醫在內，大量的醫生都歸太醫局進行統一調遣和管理。
時至元代，軍隊中已經出現了地方性質的軍醫院；明清時期，軍醫制度進一步完善，並且還規範了軍醫的選拔制度，使得中國古代軍醫制度最終完成。■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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