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大豆播種面積變化不大，在緩慢上升約15％之後又下降到原位。但中國每年進口的大豆數量則直線上升，2012年達到5300萬噸，大約是該年中國自己生產的1300萬噸的四倍。
這意味着中國大豆消費總量的80％是進口的。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和出口國，而且直至1995年，中國消費的大豆基本由國內生產提供。
如此短期之內、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呢？
是像有的觀察者所強調的那樣，由於國外跨國資本憑藉轉基因大豆入侵和傾銷，從而佔領了中國的市場，中國政府則因加入世貿組織，迫不得已而委曲求全地接納了損己利人的關稅和貿易條件，由此協助外國跨國公司獲得了絕對的優勢？還是簡單因為高科學技術的優質轉基因大豆壓倒了中國的天然大豆，反映的是農業必然的「現代化」和「高科技化」的全球趨勢？還是另有別的更根本的原因？
2013年9月7日，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發起活動提倡公眾「品嘗」轉基因食品，自稱是一項「科普」工作，引起電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的激烈評擊，導致兩人的「五輪激戰」，一時轉基因食品問題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其中大豆問題特別突出。
方舟子主要從科學主義和現代主義角度來看待問題，而在同一時段，王紹光、嚴海蓉等知名「左派」學者則主要從反對跨國資本和提倡民族主權角度出發來論證轉基因食品對小生產者、中國農業和相關產業所帶來的破壞性衝擊，同時也把問題納入長遠的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框架內來進行討論。
本文重點論證了未曾得到雙方重視的兩點：一是當前大豆生產和進口背後的經濟邏輯；二是中國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擇以及其所隱含的有可能成為充滿建設性潛力的未來出路。
大豆生產
首先要明確的是，大豆生產是佔用相對較多土地和使用相對較少勞動力的農業生產，其單位面積產值較低。它的單位面積產值要遠低於高值農產品——諸如（我們稱之為）「新農業」的拱棚/溫室蔬菜、水果和肉魚養殖。與大豆生產不同，後者是「勞力和（非機械）資本（如肥料、優質種子、拱棚、薄膜等）雙密集」的農業，用地相對較少——其單位面積產值要遠高於大豆和糧食生產的「舊農業」。新農業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農業革命——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達到了之前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動力。
由於這個農業革命並不廣為人知，我們稱之為「隱性的農業革命」：和歷史上的農業革命，特別是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不同，它不是體現於主要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而更多是體現於從低值農產品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農產品。
顯然，這三十年來的農林牧漁「大農業」總產值提高的來源主要不在於種植業的畝產量（亦即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革命）增加，而在於農業結構的重組，主要是高值農產品在農業中所佔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於牧業和漁業產值所代表的養殖業的大規模擴增。這期間，種植業的產值雖然增加了307％，但牧業則增加了943％，漁業更增加了1804％。
種植業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農業的是拱棚和溫室蔬菜，在產值增加方面起到遠高於舊農業的穀物種植所起的作用。下表首先解剖種植業中的大豆和蔬菜所佔的播種面積比例和產值比例。
顯而易見，蔬菜產值（相對農林牧副漁總產值的）比例要比其佔用土地面積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產值則相反地只是其所佔土地面積比例的約六分之一。我們如果能夠區分舊式的露地蔬菜種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溫室蔬菜（但目前的統計數據不允許這樣做），其間差別會更加懸殊（我們缺乏水果的精確數據）。
相對高產值的蔬菜和相對低產值的穀物種植間有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設施農業」是基本和新型養殖業、漁業相似的，其按畝產值要數倍於穀物和大豆種植的舊農業。顯而易見，在舊農業的穀物和大豆種植面積所佔比例基本穩定的同時，其所佔產值比例日益收縮，從不止四分之一收縮到不到六分之一。同時，新農業——蔬菜、養殖、漁業——的產值則和農業總產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擴增，所佔總產值比例已經快速擴增到穀物的四倍。這個農業結構的轉變正是近三十年的「隱性農業革命」的核心。而在舊農業的穀物和大豆種植之中，大豆是單位面積產值最低的作物：其產值所佔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種面積的約六分之一，比穀物平均的四分之一還要低一半。
從土地使用（播種面積）角度來考慮，變化也非常顯著。牧業，包括小農場的種養結合，以及漁業所用魚塘的耕地面積，不好統計，但蔬菜和水果面積的變化則非常突出。蔬菜的播種面積從1980年的0.47億畝擴增到2010年的2.85億畝，達到之前的606％。同時期，水果的播種面積從0.27億畝劇增到1.73億畝，即641％。1980年，蔬菜只佔到總播種面積的2.2％，水果佔1.2％，菜果共佔3.4％；2010年，蔬菜佔到總播種面積的11.8％，水果佔7.1％。兩者合併起來達到18.9％。這個變化非常顯著。
顯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結構越來越多轉向高值農產品。這也是中國農業越來越依賴進口大豆和穀物的基本經濟原因，更是中國積極在巴西購買土地來生產大豆的基本經濟動因。純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用新農業替代舊農業，是划得來的。將用地較少、產值較高的新農業產品（蔬菜、水果、肉魚）的出口與用地較多、產值較低的舊農業的進口來交換，也是划得來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考慮：如果中國想要完全由自己來生產每年所消費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多少畝大豆，佔用全國總播種面積多少？顯而易見，2009年以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約四億畝以上的大豆，佔到全國總播種面積的15％～20％。這意味着必須減少如此幅度的穀物或高值新農業產品，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考慮。這是國內大豆產量沒有顯著增加而大豆進口快速增長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來大豆的播種面積之所以沒有更多地縮減（雖然，最近幾年——從2009到2013年——也顯示了令人擔憂的急劇下降；這個問題下面還要討論），主要是因為國家出於保證基本食品供應獨立性的考慮，一直都在補貼不那麼高效益的大豆和糧食種植（包括糧食種植按畝補貼和機械購買補貼），並大規模儲備糧食藉以穩定價格（在價格過低時買進、過高時拋出，於2008年所儲備糧食達到總產的20％以上）。
在大豆主產區，如黑龍江，大豆和小麥、水稻、玉米享受一樣的種糧補貼。在內地非大豆主產區，大豆一般不享受種糧補貼，這和那些地區大豆種植面積小和零散有關。但近年來各地政策執行中，出現一種趨勢，即按照承包地面積進行種糧補貼，而不考慮實際種植品種。
同時，國家針對大豆，最近正在設計所謂的「目標價格補貼」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如果市場價格低於「目標價格」，按兩者的價差核定補貼額，由政府直接補貼給農民；如市場價格高於「目標價格」，則不啟動補貼。預計「目標價格補貼」制度將成為大豆這一農產品最主要的補貼方式，未來也許可以起到穩定大豆生產的作用。
國家的保護措施是大豆播種面積在近二十年來沒有更大幅度縮減的基本原因。如果簡單按照中國勞動力相對豐富和便宜，以及美國、巴西等國家的土地相對豐富和便宜的「比較優勢」邏輯來考慮，更為經濟的結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換：由中國來負擔更多的勞動相對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種植和肉魚養殖，由美國、巴西、阿根廷來負擔更多的土地密集糧食生產。但是，糧食結構從來就不簡單決定於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進口大豆的來源地美國來說，其經濟邏輯則正好相反。轉基因大豆佔到絕對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抗農達」（RR，Roundup Ready ）轉基因大豆的一個關鍵特徵：「農達」（Roundup ）草柑膦是美國最廣泛使用的除雜草劑，而所謂的「抗農達」的含義就是RR轉基因大豆具有抗拒這種除草劑的能力。這是個關鍵特徵，因為對地多人少的美國農業來說，節省勞動力而不是節省用地才是最關鍵的因素。這裡應該說明，迄今轉基因大豆並沒有能夠實現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單位面積產量。美國之所以能夠相對廉價生產這種轉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借草柑膦的使用而節省了除草所需的勞動成本，而不是因為它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這也是美國這種轉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夠佔據到其本國90％的大豆生產以及大規模佔據中國進口大豆市場的重要因素。
大豆需求
當然，促成當前的大豆經濟結構背後的另一主要經濟動力是市場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近三十年來伴隨人民收入提高而來的中國食品消費的轉型，從（我們稱之為）原來的8：1：1（糧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黃宗智和彭玉生根據目前大陸城市中上層收入人群以及台灣地區消費狀況而預測的）4：3：3的演變。圖3顯示1980年以來這些不同食品所佔的總食品消費比例的演變。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均肉—魚消費有顯著的增加，水果同樣，蔬菜消費的變化則體現於不是簡單的量性增加，而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品種和高檔蔬菜的消費，而糧食消費則大規模減少。
大豆消費總量在近二十年來所增加的部分（約四倍）主要並不是大豆或傳統豆製品（豆腐、豆皮、醬油、腐乳等）消費的增加，而是新式豆製品消費的增加，主要是人們食用的豆油和養殖業所用飼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費的增加主要來自伴隨人們收入提高而來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與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較低，比較健康。之前，菜油一直是中國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來其地位已經被大豆油所取代。雖然如此，這些年來油菜的播種面積仍然基本穩定，豆油消費的增加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費之上的，反映了人們伴隨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費的大趨勢。
豆油之所以多用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僅是因為其原料相對便宜，也因為其含油量（19％）要高於中國的天然大豆（17％）。對比近年來各種不同食用油的消費量，說明豆油使用擴增的總體趨勢。今天其總量已經達到將近一千萬噸，消耗的大豆原料在五千萬噸以上，一部分來自國內自產，更多來自進口大豆和豆油。
豆粕用於飼料則主要源自肉食消費增加及其所導致的養殖業的快速擴增，由此促使飼料需求的大規模擴增。而大豆之所以被用於飼料的關鍵原因在於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動物營養科學研究發現，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飼料，能夠使豬、牛、雞、鴨、魚更高效地把飼料消化為蛋白質。近年來新添加的飼料使用基本屬於這種新的高效豆粕飼料。說明近年來進口的大豆約三分之二是用於生產飼料的。
飼料中的“飼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賴進口轉基因大豆主要是因為其價格相對便宜。有的相關論述認為中國是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在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徵收3％的進口稅。有論者指控，1995年黑龍江省因其大豆減產而把本省所產大豆限於省內使用，由此觸發從境外進口大豆的長期趨勢。美國生產商由此看到商機，藉助於其先進的飼料生產技術而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這些觀察都沒錯，但如果沒有上述相對便宜的基本動因，進口大豆絕對不會達到如今的規模。
當然，美國政府大力補貼出口的轉基因大豆生產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對中國來說，地多人少國家所產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國便宜，更便宜點只會更加強使用進口大豆的動機。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之所以繼續接受低關稅是有其經濟考慮的。當代的中國政府是一個主權性較強的國家，也是個精打細算的政府，絕對不應錯認為是類似於帝國主義時期關稅完全受人擺布的國家。
至於中國的土產天然大豆（迄今國家不允許轉移因大豆在國內種植——原因之一是轉基因大豆與天然大豆混合的話，很可能會導致天然大豆基因的變異），與轉基因大豆相比，一個重要的優點是蛋白質含量普遍要比轉基因大豆高。這是中國能夠出口大豆蛋白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長，2010年達到22萬噸的規模，佔全球總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雖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還只相當於進口大豆的較小比例：2010年總值才約四億美元，只是進口大豆總值250億美元的1.6％。
目前中國的大豆蛋白產業尚處於一個相對落後的階段，幾乎單一地全是作為肉製品所附加的凝膠型大豆蛋白（亦稱「組織化大豆蛋白」［textured soybeanprotein ］，簡稱TSP ），可以達到肉製品30％的重量，並提高其蛋白含量（因為大豆蛋白含量一般要比豬、牛、雞肉高一倍）。
它之所以進入國外市場迄今主要靠的是廉價（約2萬元人民幣一噸，而國外高檔大豆蛋白的3萬元～5萬元一噸），因此甚至引起歐盟對中國可能在傾銷大豆蛋白的控訴和調查——但結果被裁定是沒有根據的控訴。它尚未能夠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高檔保健大豆蛋白產品競爭。
中國大豆長遠的、真正的出路其實主要在於保健食品。相當高比例亞裔人士不容易消化奶製品，因而傾向較多依賴豆製品（豆漿、豆奶）的蛋白。另外，大豆蛋白含有雌激素，可以調節更年期婦女體內的激素，緩解更年期綜合症。此外，大豆蛋白不含膽固醇，有助於防止心血管疾病。再則，大豆蛋白不含澱粉，對糖尿病患者特別適用。由於諸如以上的這些原因，大豆在全世界消費者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健康食品聲譽。而關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絕少會願意食用轉基因食品，冒人們尚未能夠確切知道的可能風險。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心健康和食品安全問題的今天，中國的天然大豆和其製品其實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全世界主要產區都轉產轉基因大豆的大趨勢下，中國的天然大豆未來完全可以佔據大豆作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應地的市場。作為保健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具有高於轉基因大豆的經濟效益：2013年美國本國的轉基因大豆價格是500美元/噸～600美元/噸，而從中國進口的有機天然大豆的市價則約1000美元。
作為大豆加工產業，大豆蛋白產業在中國國內的利潤要遠高於大豆壓榨（油）產業，超過一倍或更多。近年來，國外大豆保健食品市場快速擴增，而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進一步擴增，在國內也將具有更寬闊的市場。這是一個能夠把大豆從舊農業的低值生產逐步轉向類似於其他高值新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康庄大道，是一個值得國家積極投入和特別鼓勵與扶持的產業領域。
種植小農與相關產業
在國外轉基因大豆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演變過程中，生產大豆的中國小農以及與大豆相關的產業（尤其是榨豆油產業）毋庸說是受到強大的衝擊。在中國主產區的黑龍江，最近幾年來大豆種植面積一直銳減，從2009年的約六千萬畝減至2013年的約三千萬畝，主要是因為在現有價格結構下，大豆凈利潤遠低於玉米：2012年，黑龍江省大豆每畝凈利潤256元，而玉米則為495元，粳稻為695元——難怪該地越來越多農民不願意種大豆，而當地大豆壓榨企業也因此大規模停產。如此的大幅減產確實令人擔憂。
雖然如此，上面已經看到，中國政府一直有意識地在衛護中國的天然大豆經濟，最關鍵的舉措是禁止國內生產轉基因大豆。這就造成和巴西、阿根廷等國很不一樣的局面，它們在短短的十來年中，已經成為被美國孟山都公司的RR轉基因大豆所完全侵佔的天下，其種植面積已經和美國一樣達到所有大豆的90％以上，而全中國的天然大豆種植面積則基本維持接近之前的面積）。這方面，近年來正在形成針對全國豆農的「目標價格補貼」措施，用意是保證豆農收入的基本底線，也許會起到必要的保護作用。
至於相關的大豆壓榨（豆油）產業，黑龍江壓榨企業的萎縮需要置於全國的總體框架中來理解：中國的大豆壓榨業曾經在外來競爭和資本的進入下，一度幾乎完全崩潰，但之後在國家的積極扶持下，重新獲得活力。在2007年美國榨油業達到其頂峰（年產將近五千萬噸）之後的五年中，中國的榨油業在同時期擴增將近一倍，佔到全世界大豆壓榨業的28.3％，到2012年成為全球產量最高的國家，其佔比不僅高於南美的巴西（15.9％）和阿根廷（16.1％），也高於美國（18.9％）。
雖然如此，新型榨油業一度曾有被跨國資本控制的憂慮，但經過一番努力，目前已經成為中國國企、民企和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雖然如此，面對一些大規模跨國公司試圖控制、壟斷中國榨油業來擴大、確立轉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國的市場，這是一個仍然需要警惕的問題。
此外則是大豆蛋白的生產。上面已經看到，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了大豆蛋白產業，目前佔到世界總出口量的一半。這方面，國家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為止，其生產主要限於肉製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進入能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保健食品領域內競爭。
有的論者特别強調在全球資本面前中國大豆生產和相關加工業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特彆強調由全球農業資本為其利潤追求所帶來的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農業的強力衝擊，所導致的不健康飲食習慣（包括轉基因大豆和其產品）以及環境污染，因此呼籲要建立「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
這是動機很好的學術研究，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國家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極少數有可能與跨國資本抗衡的權力機構之一，是極少數在全球資本面前有可能爭得另一種發展道路的權力機構之一。
在大豆經濟方面，中國政府這些年來所展示的其實不簡單是脆弱地任憑全球資本的侵佔和宰割，也不簡單是弱勢政府面對世界外貿組織壓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對不利的基本經濟邏輯（即人多地少國家相對地多人少國家所佔的“比較優勢”），同時考慮了糧食安全這樣的政治因素之後，所做出的一些抉擇。
同時，也是在自身（「勞動—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的總體發展趨勢下所做出的合理抉擇。而中國政府的抉擇，其實它的出發點，更在於中國廣大的小農戶出於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所做出的縮減「舊農業」和增加「新農業」的抉擇。在上面已經看到，中國近三十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的基本動力是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趨向「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高值農產品生產——它是節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國的豐富勞動力資源的經濟抉擇。
中國的大豆經濟，與其說已經在全球資本的衝擊下全面崩潰，不如說是具有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潛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實是，與其他大豆生產國家不同，中國種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僅從天然大豆來看，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產地。如果中國真能大規模地朝着綠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製品方向走出一條路來，其含義將會超出大豆經濟的領域。
糧食民族主義
以上的論述說明，我們不應該忽視大豆生產和銷售背後的經濟邏輯和動力而把大豆經濟簡單看作是一種「外國資本」與「中國主體性」（即所謂的「食物主權」）非此即彼的對立。同樣，也不應把它簡單看作是「科學的西方」和「落後的中國」之間非此即彼的對立。
在大豆經濟上，中國政府所採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護中國原有的大豆經濟（經過糧食和大豆種植補貼以及價格調控和建立大豆、糧食等基地的政策來適當維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獨立性），不允許在中國種植轉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則允許市場和經濟邏輯，包括低額的關稅，來決定近年來的大豆進口。這樣的政策抉擇雖然多有不足之處（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維護豆農和豆製品產業，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業的發展），但其基本的經濟戰略應該可以說是現實的、合理的，因為它等於是為中國的高值新農業爭得更多可資使用的土地、更多的發展空間。
一定程度上，它等於是憑藉高值農產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魚）來換取相對廉價的大豆和穀物產品的進口。我們甚至可以說，它還是為中國的養殖業爭得帶有美國政府補貼的廉價高效飼料、等於是藉助美國和巴西寬大的土地資源來推進中國特色的小而精的新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經濟決策是無可厚非的。雖然如此，還需要更強力地保護、發展大豆經濟的措施。
今後最大的挑戰是，中國的大豆經濟能否從僅是維護原有的傳統型大豆經濟而更多地轉向具有光明發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經濟。用天然大豆蛋白所製造的保健食品是具有寬闊前途的，也是很自然會和（不用化肥和農藥的）綠色農業配合的道路，所意味的是高值的農產品和製成品、健康的食品和可持續的發展，也是符合中國農業總體發展趨勢的新農業方向。今後一方面要看在生物技術上中國能否進入國際前沿併發明出特別適用於中國的天然大豆及其製品的技術；另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與社會資本共同來為其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經濟優勢。
這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和紮實的科學研究，而不是一個靠意識形態或感情用事所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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