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斷芯事件的背後牽扯到的中國百萬億級電子科技產業，這場「缺芯」的精準打擊，一下撩起了國人的神經。網上也因此吵翻了天。這一篇就斷芯事件前後的國民心態做一個分析。
其實中興事件的輿情走向，可以說是當下中國面對西方時，國民心態的一個絕佳折射。在此事前，對於中美貿易戰，網上無論是自媒體文章還是網友評論，大多是一片喊打喊殺之聲，雖然所有人都知道，貿易戰中會受到美國嚴重打擊，但畢竟事情尚未發生，所以絕大部分人依然熱血沸騰。但隨着中興事件爆發，網上又是一片哀嚎之聲，「茅台反擊英特爾」之類的言論，頓時獲得廣泛市場。
不得不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有些讓人嘆息的。在中國歷史上，「中庸」曾是我們這個民族和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但自打儒家中衰後，尤其是隨着近現代文明轉型的風雲激蕩，「中庸」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已經逐漸淪為一個貶義詞，雖然近幾十年來，官方意識形態，已經事實上逐漸回歸中庸的正道，但在民間，主流思潮依然被極端思潮所綁架——要麼極度膨脹，認定中國無所不能；要麼自我貶抑，認為中國依然卑微無力。最可笑的是，這左右兩種極端，可以在民間主流認知方面，完成瞬間的轉換——這次中興事件，就是這種逆轉的一次折射。
在這裡，雲石君不想再從客觀層面，論證兩種心態的多麼不合理——其實在之前幾篇有關貿易戰和中興事件的文章中，雲石君已經基於中美兩國當下的客觀國情，對此做了許多基於事實的分析。在這裡，雲石君想更進一步，從相對較「虛」的歷史層面，來分析一下中國這種極端化民眾情緒，其對國家崛起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首先想說的是弱勢心態。弱勢心態的形成，往往也是有事實做依據的——在國與國競爭中，雙方的實力通常不會是完全的勢均力敵，總會有一方較強一方較弱，甚至這種差距可能還比較懸殊。這種情況下，弱勢方先天在心理上會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進而為敵方的整體或者某一層面優勢所威懾，進而在心理上先行臣服，並由此產生將這種臣服付諸於實踐。
這種觀點，其實在行為上倒也有其邏輯合理性。在對抗註定失敗的局面下，與其無謂反抗，還不如妥協順從，通過這種妥協甚至配合，進而相應的讓敵人願意減少對己方的傷害程度。
但這種觀點，有一個前提，就是己方確實沒有有效打擊敵人的能力——不僅不能打敗敵人，甚至連對敵人造成重大傷害的能力都沒有。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妥協才是明智的。但如果有能力擊退敵人，或者至少對敵人造成重大傷害，那還無節制的妥協甚至投降，就是自己把自己當棒槌了。
當然，有能力打敗敵人而直接投降，這種事情一般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後一條，有能力對敵人造成重大傷害而依然妥協，這種事情就屢見不鮮。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當事者昧於形勢，並不清楚敵人的具體情況，過度誇大敵人的能力——尤其是針對己方進行打擊的能力，最終做出讓自己追悔莫及的抉擇——而其後果，不僅不能讓自己的傷害相對最小化，反而有時候可能讓這種傷害更加嚴重。
這一點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九一八」。「九一八」中張學良的弱勢心態，直接導致了三十萬東北軍面對不到己方十分之一的關東軍時不發一彈，退回關內，將東三省拱手讓人。
張學良這種弱勢心態的形成，歸根結底還是昧於形勢。只看到日本整體實力強於中國，尤其是強於奉系，卻沒有預測到己方的實力雖不足以擊敗日本，卻足以對敵人造成重大傷害——這同樣是遏制敵人進取慾望的重要籌碼。
更重要的是，張學良無視了日本國內正處於激烈的博弈——「九一八」不過是板垣征四郎這些關東軍中下層軍官的冒險，而當時的日本文官內閣，在對華侵略方面持相對溫和態度，並不想承擔與中國大範圍開戰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如果東北軍能夠憤而反擊，日軍少壯派必將內憂外患，即便僥倖從戰場上逃命，也逃不脫日本文官政府嚴懲。而中國的強烈反抗，也足以威懾日本當權的文官政府，使其為避免過度深陷中國泥潭，而放緩侵華步驟。
可張學良基於無知的弱勢妥協，不僅使得東三省淪亡，使日本獲得侵華戰略基地，也使得日本文官內閣全面失勢，昭和軍閥強勢上位，結果就是刺激了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其後果不僅是讓自己喪失老巢、淪為千夫所指，也使中國不得不在準備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提前與日本全面開戰，幾乎陷於亡國之境。
而今日之中美貿易戰，與當年的中日博弈，在某種程度上也有相似之處——中國確實不足以擊敗美國，但卻已經擁有對美國造成重大傷害的能力；反觀美國內部，特朗普與建制派，民粹與全球化資本的博弈正如火如荼，這種格局下，中國若依然秉持弱勢心態選擇退讓，不僅在眼下得不償失，從長遠看，也只會讓特朗普與民粹在美國強勢上位——為接下來美國對中國的繼續緊逼埋下伏筆。
總而言之，美強中弱的整體格局下，弱勢心態的產生，本身並不足以為奇，但這種心態究竟是否正確，則需根據具體形勢而定。在中國經濟實力孱弱的情況下，面對這種貿易戰威脅，中國或可秉持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的理念，做出較大妥協（這種事在二十年前也做過），倒也無可厚非。但在中國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國，初步具備與美國抗衡能力的情況下，僅僅因為一場完全能夠承受，且有必要承受的貿易戰，就讓自己被弱勢心態左右，這對個人來說，是太不成熟，對國家而言，則是十分危險的。
說完了弱勢心態，再說說強勢心理。其實就中國國情而言，相較於前者，後者對中國國家崛起的威脅反而更大。畢竟弱勢心態由於其先天的投降主義思維，無論任何時候都端不上檯面。對此，執政者甚至都不用自己動手，稍微煽動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就足以將它們的擁躉釘上道德的恥辱柱。而極端國家民族主義情緒，由於其天生自帶道德正義光環，反而很容易形成輿論聲勢，進而對政治決策形成裹挾，讓執政者迫於內部壓力，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做出實力上並不足以支撐的冒進決策。
明朝末年，財源枯竭的明廷面臨國內流寇和關外後金雙重打擊，江山已不可全守。朝堂和士林的東林清流恪守不棄寸土的道德正義，大肆營造輿論，連作為皇帝的崇禎都被其裹挾，以至於無論是對金媾和，還是後來的遷都南京都無極而終，最終導致明朝困守孤城而亡。
清末，清流物議無視孱弱國力，大肆吹捧義和團，不切實際的極端屠洋，雖一時贏得讚譽，但最終招致庚子國難，山河破碎。
二戰時，昭和軍閥以所謂“大日本帝國”為鼓舞，不顧日本二流工業國的實力，強行發動世界大戰，同時與中美英三大國在遠東對決，最終慘遭橫掃，不僅明治維新以來全部擴張成果喪失，國家也淪為一片焦土，連主權都被美國深度鉗制，日本也由此徹底喪失了借人類文明形態質變而彎道超車的唯一一次歷史性機遇。
所謂的強勢心態，所謂的清流，無不是以國家利益為號召，具有先天的道德正義和政治正確。但國家民族主義心態的過分極端化，很容易脫離現實國情，脫離了國家資源的承受能力，其結果反而是將國家帶入萬丈深淵。
而持極端強勢心態之人，一旦原有的熱情被無情的現實擊的粉碎後，也會因為前後的極大反差，而喪失信念，進而滑入現實主義的另一個極端——當年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的汪精衛，最終淪為民國第一漢奸；曾經在五四運動中風雲一時，帶隊火燒趙家樓的學生領袖梅斯平，抗戰開始後卻成為汪偽政府要員。
綜上所述，極端國民心態，可以說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內部隱患。在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國的情況下，弱勢心態只會讓中國拱手放棄崛起的歷史性機遇，而不切實際的強勢，又會將中國帶入另一個不切實際的漩渦，最終在追求不切實際的畫餅的過程中，流乾鮮血，力竭而亡。
對於中國來說，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地緣大國，它天生具備成為全球頂級大國的潛質。在過去百年中，由於其身處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巨大的轉折面前，自然難免會用一些極端的手法，以求儘快渡過難關。而如今，中國的文明轉型已經基本完成，彎道邁過，前路已經筆直，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只需保持正常心態，秉持中庸，從容應對，大國崛起之勢自然不可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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