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學者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及羅默（Paul Michael Romer）共獲殊榮。諾德豪斯以研究氣候轉變與經濟學之間的關係獲獎，羅默則因研究科技創新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獲獎。二人將平分900萬瑞典克朗（約800萬港元）獎金。
瑞典皇家科學院（KVA）8日指出，諾德豪斯和羅默透過經濟模型，解釋市場與自然相互作用，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圍。雖然兩人的研究並未帶來結論，但讓大眾進一步接近解答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增長。
諾德豪斯17年來都是耶魯經濟系執牛耳的學術大師，雖然耶魯的經濟系教授始終是諾獎常客，像是2001年的約瑟夫・史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2005年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2006年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2008年的保羅・克魯曼、2009年的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11年的克里斯多福・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2013年的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2016年的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 但一直要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第二年，諾德豪斯才終於抱回諾貝爾經濟學獎。諾德豪斯特別專注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與經濟成長的研究，他認為氣候也會如同其他自然資源一般，對經濟成長造成限制。
關懷環境的經濟學家
開創「氣候經濟學」的諾德豪斯，1941年出生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先祖是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不過諾德豪斯出生時，他的家族已在美國定居超過百年。諾德豪斯的父親是耶魯畢業，諾德豪斯自然也在耶魯展開他的大學生涯。他說自己大二時非常著迷於滑雪，大三那年曾跨海到巴黎政治學院學習法語跟歐洲史，到了大四才選定經濟學作為主要攻讀的領域。他對經濟政策如何影響社會非常著迷，也修了許多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課，把這位老師視為絕佳的「智性刺激」。
所謂「經濟外部性」，是指某個經濟實體的行為可能讓他人受益（正外部性）或受損（負外部性），但這個經濟實體卻不會因此得到益處或者付出代價。在2006年6月號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中，諾德豪斯在一篇訪談中這樣舉例：「以科技來說，如果一個人發明了一項很有價值的新產品，像是中央處理器、電話、或者是Windows，那麼發明者當然會獲得一些金錢回饋。但是真正的回饋卻是消費者得利，像是新產品本身、或者是更低的售價。」
諾德豪斯表示，他會開始研究「氣候經濟學」，是因為他與美國在1970年代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方向。眾所周知，1968是整個西方社會的狂飆年代，據諾德豪斯回憶，當時美國的大學氛圍也普遍騷動，1970年的「環境革命」則特別引起他的注意。諾德豪斯說，他第一次碰觸到這個主題，是與「當初是恩師、如今是同事」的托賓（James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同發表文章時處理到的。這篇文章是《成長過時了嗎？》（Is Growth Obsolete?），兩位經濟學家首次從環境與自然資源的角度思考國家經濟問題，這個途徑日後則被稱為「綠色會計」（green accounting）。
諾德豪斯說，他跟托賓當時都注意到了「全球暖化」之類的環境災難，並且認為這非常重要，但一開始也不清楚經濟學家應該怎麼面對這個問題。托賓和諾德豪斯後來提出了「淨經濟福利指標」（net economic welfare），將計算GDP（國內生產總值）時將向來被忽略的環境污染（負外部性）、家政活動、社會義務（正外部性）都列入考慮。以環境污染為例，就要制定出各項污染的允許標準，若遇污染超標，則需列出改善所需經費，再將這些經費從GDP中扣除。
諾德豪斯認為，工業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將導致農業歉收與海平面上升，這都會對經濟系統造成負面衝擊。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也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能真正發生作用。
諾德豪斯指出，應該從現在開始減少二氧化碳與其它溫室氣體排放，而非仍憑時光流逝。因為空等在經濟上代價高昂，若最終還是要實現減排將更高成本。至於最有效的政策，則是大幅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通過「總量限制和交易」或者是「碳稅」，鼓勵企業和家庭盡量降低碳排放。瑞典皇家科學院如此總結：由於不受管制的市場會因為（負）外部性受到影響，諾德豪斯的工作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諾德豪斯後來創造出DICE和RICE兩種量化模型，則是最常被拿來運用的模型：DICE（動態綜合氣候經濟模型）是將整個世界當成一個整體，判斷有效的碳減排方案；RICE（區域綜合氣候經濟模型）則將世界分為多個個區域，美國、中國等碳排放大國是一個獨立區域，其他的區域則包含了多個國家。每個區域做為一個獨立的決策主體，在完全不合作、有限合作、完全合作等博弈環境下做出選擇。
諾德豪斯設計的量化模型，可用於模擬政策干預的後果，有助於評估如何引導市場經濟，在決定排放水準時平衡社會成本與收益。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沒有這樣的模型，根本就就無法解決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氣候變遷相互影響的問題。至於解決溫室氣體排放最有效率的方案，根據諾德豪斯的研究，便是對全球所有國家徵收碳稅（依據排放量負擔適當的稅額），碳排放交易機制也有相同的效果。
諾德豪斯後來發展出RICE-1999、DICE-2007、RICE-2010、DICE-2013等不同改進版本，並在2010年對《哥本哈根協議》使用RICE-2010模型進行預測。結果發現，即便各國各自按照自行承諾的方式推動碳減排，也無法達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2度之內的目標—最好的結果僅有2.6度。但窮國不加入，控制幅度將增高到4.6度，要是什麼都不做，2200年全球均溫就會上升5.7度。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發展出用以描述經濟和氣候相互作用的量化模型，諾德豪斯是這個領域的第一人」、「他的模型整合了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數據，如今被廣泛運用於模擬經濟與氣候如何共同進展。在考量諸如碳稅等氣候政策的結果時，也往往要借重諾德豪斯的量化模型。」
內生增長理論
羅默在1990年證明了經濟力量可以促使企業產生新想法和創新意願，奠定了經濟學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基礎。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羅默的理論具概念性卻又實用，解釋了創意與其他商品有何不同，需要特定條件才能在市場中茁壯成長，並對鼓勵創新的法規及政策進行大量研究。
對於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危機、日益迫切的碳排放減量工作，羅默在獲獎當日受訪時說：「人類絕對有能力減少碳排放……一旦我們開始減排，就會感到訝異：原來並沒有那麼難。
羅默於1955年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個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做過農民、經過商、搞過研究院的政治家。羅默自小就很淘氣、叛逆，在中學表現很差。在申請大學時，只有一所大學——芝加哥大學錄取了他。
開啟經濟學之旅對羅默來說完全是個意外。當羅默還是一名本科生時，其學習的專業是數學和物理。但或許是對枯燥的數理推演產生了厭倦，他最終決定放棄自己對這兩門學科的追尋，轉而去法學院繼續深造。為了進入法學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課程作為準備，正是在其中的一門經濟學課上，他遇到了改變他整個職業路徑的薩姆·佩爾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爾茨曼的授課內容和風格深深打動了羅默，他很快意識到相比於成為一名法學家，他可能更適合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於是，他就轉入了經濟學的學習。先後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學等多所名校輾轉求學之後，羅默終於於1983年在芝加哥大學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後，他曾先後執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羅切斯特大學、斯坦佛大學和紐約大學。期間，他還創辦過自己的公司Aplia。 2016年，他被任命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在經濟學界，羅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聯繫在一起的。
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何在？為什麼有的國家窮，而有的國家富？這些問題從古典時期就困擾著無數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密爾、馬克思、熊彼特等頂尖經濟學家都曾對此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但真正把經濟增長問題轉化為一套現代意義上的理論，是從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紀60年代的工作開始的（注1：這個論斷略顯武斷，但卻是有理由的。儘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經出現過著名的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但如果仔細考察這個模型，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動態化，它更適合用來刻畫危機和周期，而不是長期穩定的增長。天才拉姆齊的工作後來成為了研究增長的標準問題，但其原始論文討論的其實並不是增長話題。直到卡斯和庫普曼斯重新挖掘了這篇論文後，拉姆齊模型才成為了研究增長問題的標準模型。此外，著名的馮·諾依曼模型雖然頗具啟發性，但它依賴於投入產出，線性規劃的建模方法實在難以被後來的學人效仿和展，因此其影響其實非常有限）。
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一旦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這些因素給定，無論經濟體的起點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人均資本水平和人均產出都會向均衡水平收斂。由於從經驗上看，經濟體的人口增長率和儲蓄率通常會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不變，因此最終決定經濟體均衡發展水平的變量就只有一個——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簡稱TFP）。
索洛模型雖然簡單，但卻抓住了增長問題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國富國窮」的關鍵。後來的很多實證研究都證明了這點。例如，由霍爾和瓊斯進行的一項跨國比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組和最貧窮的國家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異，這種差距就會縮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索洛模型也並非完美無缺：一方面，索洛雖然讓人們認識到了TFP在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它是怎樣決定的——事實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個外生變量。另一方面，一些經驗結論也和索洛模型的預言存在衝突。例如，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各國的經濟水平應該向穩態收斂，窮國和富國之間的收入應該會趨同。但實際上，不少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續增長，而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趨同似乎也並不明顯。
大約在1980年前後，羅默就開始對索羅模型存在的上述問題開始了反思。經過了數年的思考，他對於增長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個解釋後來被寫成論文《規模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於1986年發表在頂級的經濟學刊物《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這篇經典的論文中，羅默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概念來對持續的增長進行解釋。在傳統的經濟學中，投入要素的規模報酬通常被假定為是遞減的。例如，資本或勞動力投入越多，其在邊際上的產出就會越低。這樣的特徵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過程最後只能導致人均產出的均衡，而不會出現持續增長。但如果有某個要素的規模報酬是遞增的，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它的積累將會導致持續增長的產生。那麼，這樣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這種要素就是知識。
從經濟學角度看，知識是一種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競爭（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 一個人使用知識，並不妨礙別人使用知識，同時每個人也無權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樣的知識。當這種要素被作為投入品用於生產時，它就會產生強大的正外部性，從而導致規模報酬遞增的出現。一旦有了規模報酬遞增，持續的增長也就成為了可能。由於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因此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可能會導致知識生產過低的次優結果。因此，從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對科研、教育增加投入，從而保證有足夠的知識被生產出來。
在1990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內生技術變遷》（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羅默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在這篇論文中，他構造了三個經濟部門：生產最終產品的部門、研發部門，以及生產中間品的部門。
儘管在今天看來，羅默的這一觀點是十分顯然的，但在當時，它卻是具有革命性的。對於習慣了傳統經濟學中「規模收益遞減」的人們而言，羅默的幾篇論文無疑是對增長現象的「瘋狂解釋」（Crazy Explanation）。不過，也有一些人很快認識到了羅默這些工作的價值，並加入到他的陣營當中來。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羅默的博士導師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從國際貿易角度研究增長的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繼承了熊彼特創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羅默一樣，這些人都試圖從各個角度去對增長的動力給出「內生化」的解釋。儘管這些人的工作各有側重，但由於其「內生化」增長動力的共同特點，人們通常把他們的理論統稱為內生增長理論。
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有關的小常識：
- 自1969年起至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已頒發49次；
- 其中25次僅有一位得主獲獎；
- 有17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兩位經濟學家；
- 有6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三位經濟學家共同分享；
- 有79位經濟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
- 諾貝爾經濟學獎平均獲獎年齡是67歲；
- 最年輕的經濟學獎得主是1972年獲獎的艾羅（Kenneth J. Arrow），當時他51歲；
- 最年長得主是赫維茲（Leonid Hurwicz），2007年以90歲高齡獲獎；
- 以往歷屆經濟學獎得主，僅有一位是女性，即2009年的歐斯壯（Elinor Ostrom）女士；
- 與經濟學獎有關的諾貝爾獎之家：196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楊・廷伯根（Jan Tinbergen）和1973年的生理學或醫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是兄弟；
- 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康城・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和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瓦・繆爾達爾（Alva Myrdal）是夫妻；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最常見的生日是5月21日和2月28日，在這兩個日期中，分別有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出生，但是大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於10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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