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近黑箱的中國高層政治裏，每年有兩個窗口開放，一個是春季的「兩會」，一個是秋季的黨代會。雖說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的成員有很大重合，卻分屬總理和總書記不同的主場；雖說同樣都屬於嚴格控制議題、議程和代表人選的政治劇場，卻有著不同的政治意涵。所以，雖然外界很難從這些刻板、虛偽的表演性例會中發現有價值的政治趨勢，像2012年薄熙來那樣富有戲劇性的角色不是每年都有的，卻也不得不耐心地旁聽、旁觀，希望從哪怕任何微小的信號中解讀出黑箱裏的變化。
兩點變化
2019年的「兩會」，雖然召開日期一如既往，如同節氣一般凖時到來，仍然遭遇十分微妙的時機。首先，歷時八個月的中美貿易談判緊趕在兩會前夕進一步休戰，中方以難以想像的大幅妥協接近達成協議，成功爭取到美方延緩追加關稅，然後可能在兩會結束後迎來習特峰會，進而為此次貿易戰暫時劃上一個句號。這一局面避免了中美貿易談判的不確定對兩會可能造成的直接衝擊，為兩會營造了一個相對平靜、良好的環境。
其次，本應去年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拖延至今，遙遙無期，顯見黨內的分歧難以彌合，去年三中全會和人大修憲之後的震蕩仍未消停，一年來黨內外圍繞經濟路線和貿易戰議題的爭論和鬥爭都在加劇。只是，在黨內派系和黨外的公民社會都被嚴厲鎮壓之後，這些分歧和爭論都不可能以對抗性方式或者派系之間的鬥爭體現出來，更多的只能以相當細微、不容易辨別的話語差異和政策差異來表達路線差異。
事實上，這些出現在兩會上的細微話語差異對中國政治而言，可能是相當重大的變化。
例如，在周二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滿頭大汗的李克強並沒有談及「中國製造2025」，也沒有太多重覆「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習氏套話，而是著墨在減稅減負、促進民營經濟、改善養老、托幼和增加大病醫保給付這樣的經濟、民生議題上。特別是有關兩萬億規模的減稅政策，不僅收獲了在場代表持久的掌聲，連同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3月6日記者會上對消費和內需的強調，都在明示中國經濟路線的調整。
被倒逼出的結構性改革
這一調整發生在一個關鍵的時刻，貫穿著整個報告的基調。換句話說，中美貿易戰如同未出席的主角或者陰影，在本次兩會的會場內外無所不在，主導著會議進程，和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的文本，如同過去一年裏所發生的，美國政府作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身份主導著過去一年來中國的公共議程。只是，在李克強報告中結構性改革的提法被淡化，被包裝為習氏話語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但是無論如何包裝，這種對美國結構性改革要求的內化，已經構成2019年兩會和未來路線的調整方向。
歷史上，這一調整大概只有1958年「大躍進」和1978年「洋躍進」兩次躍進之後的調整可以相提並論。過去六年習近平主導的經濟路線從激進程度上講，堪稱「習躍進」。李克強今年的工作報告，某種意義上或許代表了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共黨內務實派的共識，而且顯示出技術官僚們開始重新嘗試主導經濟路線的跡象。
在過去六年，習近平先後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製造2025」等激進擴張和鼓勵國進民退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反市場主義，作為其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實現2035民族復興目標的綱領性路線，逐漸招致國際社會越來越大的批評，成為引發中美貿易戰和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的重要原因，並伴隨中興、華為和半導體行業的系列麻煩和豬瘟的大面積傳播，尤其在去年9月後因民企不安全感加深引發社會恐慌情緒蔓延，和隨後北京一些經濟學家和紅二代領袖人物罕見的高調批評。
這些壓力通過輿情反饋機制上達層峰，可以部分解釋四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原因，也可以解釋中國代表團在中美貿易談判的立場變化。而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可謂一個路線轉向的開始，調整了「習躍進」的擴張傾向，更多地將注意力投向內需和民生，並且重新確立「保就業」作為政府工作的基本目標，為此李克強政府有著充分理由促進和保障民企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也就是美方所提出的有限的結構性改革。
在這個意義上，今年的人大會議，包括李克強的減稅建議和對《外商投資法》的三讀審議，都更像是提前落實美方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如同去年以進口博覽會主動擴大進口、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字眼內化結構性改革一樣，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提前將美國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中國化。
當然， 相比中美貿易談判破裂從而引發更大程度和更大範圍的直接衝擊，這樣做顯然安全得多，也可能避免在中國國內引發因大規模失業或社會恐慌造成的顏色革命，而更接近於1980、90年代的「和平演變」模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再次考驗了中共的「韌性」。只是，這次調整到底能進行到什麼程度，並且是否可能真正避免政治震蕩，都仍需未來的檢驗。■
轉載：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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