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遊行人數統計和輿論「制高點」之爭

香港每年7月1日都有團體舉辦遊行，今年也不例外。遊行結束後，外界除了關注政府的回應外，還會留意官方和遊行舉辦方各自公布的參加人數，因為它不單是一個數字，還是各方輿論的角力場。

政府公布的數字往往會比遊行主辦方公布的數字低，偏差有時候會達數倍，一高一低的有關數字常引發爭議。例如，早些時候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舉行數次遊行，對於6月16日舉行的遊行，主辦方「民陣」稱有約200萬人參加，香港警方卻說高峰期只有約33.8萬人。

香港報章和網絡對每次遊行後各方公布的人數都充滿質疑，一邊認為警方故意代表官方壓低遊行數字，減少遊行帶來的輿論影響；另一邊認為遊行主辦方故意誇大數字，營造「民意龐大」的效果。

分析人士對BBC中文指出，香港的遊行示威文化演變多年，官方和民間都會利用這個數字營造各方想要的效果，但這種純粹對人數的爭議其實沒有太大實質作用，重要的是觀察參加遊行人士的背景，才能了解民意的走向。

數字之爭

這種數字之爭幾乎是香港每次遊行集會後必然上演的情況，爭議也並不僅限於民主派團體舉行的遊行。例如，2017年七名警務人員在「佔領中環」示威期間被指毆打一名示威者罪成，支持警方的團體曾經舉行遊行，主辦方指有約3500人參加，但警方公布最高峰時間只有約1800人。

另外，親建制派團體2014年曾經舉辦反對「佔領中環」的遊行，主辦方稱約有19萬人參加，警方就說有11萬人參加。

最受關注的是每年都在香港維園舉辦的1989「六四」週年晚會和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當天舉辦的「七一」遊行。其中，主辦今年「六四」晚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公布有大約18萬人，警方的數字就指出最高峰時期只有約3.7萬人，這個說法隨即引來不滿。

香港「民陣」副召集人梁穎敏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她的團體與警方開會商討今年的「七一」遊行時，對方指維園的中央草坪可容納三萬多人，而今年「六四」晚會時出席晚會的人除了坐滿草坪，旁邊的六個小型足球場也坐滿。

「為什麼警方開會時跟我們說草坪已經可以容納三萬多人，但我們看見整個維園都坐滿人時，他的估算才三萬多人？這個問題真的要問警方。」

「粗略估計數字」

香港警務處書面回應BBC中文查詢時指出，警方點算集會人數的方法是在集會進行期間，派員於多個高點作出觀察，以及點算某一時段在不同區域所聚集的人數，從而評估參與集會的人數。警方又說，評估集會人數只是一個「粗略估計數字」，用來調派資源，數字只用作內部參考之用，不會主動公開。

警方公布6月16日遊行的參與人數時特別提到，當天只計算途經原定遊行路線的人數。當天許多遊行人士使用非原訂路線前往遊行終點，但警方沒有提到，是否計算了這些參加遊行的人。

BBC中文另外也向「民陣」查詢計算遊行人數的方法，「民陣」回應指他們派出三批義工團在天橋等高點觀察，計算每橫排的人數，最後相加。而針對6月16日的遊行時，義工團按當時情況分工到非原定遊行路線按人流速度、密度和在場糾察報告的即時情況，作出估算。

除了官方和遊行主辦方，香港大學多年來都透過民意研究計劃，嘗試提供一個客觀的遊行統計數字。計劃在去年的「七一遊行」透過人手在某一個高點進行點算，之後再以隨機抽樣電話調查方式核查，估計參加遊行的人數在2.6萬至3.1萬人之間，而警方和遊行主辦方分別指有一萬和五萬人參加該次遊行。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鐘庭耀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指出，遊行人數的統計近來越來越政治化，「一邊越來越誇大，一邊就越來越壓縮，兩邊都已經脫離現實。」

各自解讀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留意到，許多傳媒在報道6月16日的遊行時都偏向採用「民陣」公布的近「200萬人遊行」的數字。她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這個數字會被用來「達到某些目的」，例如如果一份報章希望強調一個立場，它就採用那個數字。

「不同的陣營或不同看法的人都可以根據這兩個不同的數字，去說他們想說的事情。」

翻查報道，大部份報道6月16日香港遊行的國際媒體都援引「民陣」所說的近「200萬人遊行」的數字，包括英國《衛報》、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BBC國際媒體觀察部（BBC Monitoring）的分析也留意到，伊朗等地網民討論香港的遊行時，都使用這個數字。

歷年七一遊行各方公佈的遊行人數數字
警方和遊行主辦方公佈的數字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資料香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指出，警方提供的數字只計算依照原本路線遊行的人，但事實上附近的街道也有許多人在遊行。

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他留意到警方近年似乎會故意把參加遊行或集會的人數壓低，他認為遊行主辦方會因應這種情況故意高估遊行人數，令公眾對遊行人數的印象不會被警方的數字拖下去。

鍾劍華認為，各界可以沒完沒了地為具體的遊行人數爭吵，但這並沒有意思，因為一個不爭的地方是遊行的確吸引了很多人參加，而最重要的反而是這些人的背景，例如是這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行。

「這次遊行多了許多年青人參加，也有許多之前沒有參加遊行的年長人士。我覺得遊行人士的組合更值得社會考究。」  ■

轉載：BBC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