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變局！

2019年風急浪高，中美博弈屢起波瀾，直到此刻，仍是驚濤拍岸，觀者驚心。

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關係如靜水起狂瀾，曾經平和、緊密甚至些許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將兩國瞬間置於短兵相接的境地，論者嘩然：對特朗普本人的口誅筆伐，對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讀，還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讓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格外耀目。

但以筆者所見，無論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個人政治傾向大加撻伐，還是從法律技術層面解析孟之遭際，乃至躬身痛悔華為「觸法」的自省自虐之舉，都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話題看「小」看「偏」了。

美國於此時頻頻發難，顯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一、看似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

要理解中美的當下之「變」，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從「中美國」（Chimerica）一詞被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創出後，這一風靡全球的概念成為許多人觀察兩國關係的基點，而不少國人更將其理解為：中美攜手，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可惜，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美麗勾畫。

過去的數年間，儘管兩國時有齟齬，但總體依舊保持了平穩協作的態勢，而緊密的經貿聯繫更被視為雙邊關係的「壓艙石」。攜手共舞似乎成了未來可期的常態。

不過如果穿透似是而非的「G2」光暈，我們會發現這種和諧是建立在並不平等的互補之上的。

二戰後的美國由曾經的產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躍進，全球成為其金融資本收割的牧場，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則保證了其攫取他國利益的便利與快捷：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遊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簡言之，便是論者常常說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鑄幣稅」。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製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據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中美雙邊貿易中的雙順逆差關係最能反映出這一關係的實質。

中國在經常賬戶上的對美順差，就是將大量製造業商品輸入美國，在賺取美元的同時，更保障了美國的低通脹，而中國靠扛大包賣苦力掙來的美元，又以極低的價格輸入美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使美國再以資本的形式投資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地區，賺取利差。而由此表現在資本賬戶上，中國對美也是順差。

這樣的雙重順差的實質，便是美國可以在實體和資本經濟層面薅兩次羊毛，並可通過周而復始的循環，實現其內部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全球治理秩序的穩定——這是個相當精巧的頂層制度設計。

顯然，要實現這樣的循環，能為美國提供海量廉價商品和巨額資本盈餘是這一體系得以運轉的重要前提與基礎，而此前的數年中，中國無疑是這一角色最重要的承擔者。在這一架構中，美國攫取了超額雙重利潤以供養自身昂貴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國則以沉重的代價來賺取美元、厚積資本、升級產業、作養人才、促進科技，以逐漸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可以說，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於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幹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闆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闆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係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着極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衝突與對立。「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中國不可能一直安於「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則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演變下去，便是一場國際層面上的「階級鬥爭」與「階級革命」。而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外衣則被無情地剝落，原形畢露。

除了作為生產者和儲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體系安排下，還有個重要功用，即美國危機轉嫁的承載者與消化者。由於美元的強勢地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就貨幣政策的運用缺乏強制約束，因此，美聯儲的每一次加息與減息，收緊與寬鬆，都會觸動他國的神經，並據此跟進反應。實際上，美國對貨幣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會在全球製造巨大的泡沫、危機與震蕩，而被綁架到這一體系上的各國，客觀上都分擔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成本，從而極大緩解稀釋了美國自身的麻煩。

就供應廉價產品、提供資本利得、吸納危機成本這幾方面而言，美中關係更類同於殖民時代宗主國與依附國/殖民地的關係，因此學界有人將其稱之為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所謂的「和平依附」與殖民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擁有完全的政治主權，從而掌握了經濟發展路徑的自由裁量權，而這種實質上並不平等的依附關係，卻是中國自主作出的選擇——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只有主動將自身嵌入這一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才能盤活自己的存量資源，從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而在此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相較於「和平依附」，我覺得這一過程更確切的描述應當是：中國“贖買”國家發展權。

再聽聽「中美國」一詞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詮釋：

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后，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

顯然，「中美國」的內涵並非是讓中國分享全球治理的權力與尊榮，而是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成本，以維護現行體系的運轉。

但就連美國人都清楚，這段不平等的聯姻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二、中美變局的內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自主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儘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但「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顯然，當下的中美關係已處於待變的歷史關口。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具文，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客觀描述。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几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後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實則加拿大當年就內嵌於「大英帝國」之中），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着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鬥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澱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於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過百年，世界格局之「變」方興未艾，前景仍顯晦暗不明，而「變」中最牽動未來走勢的，顯然是中美形態的演進，而最核心的，則是中國重構兩國關係的意願與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於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瞭然於胸：大致而言，美元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來攫取全球資本收益，美元背後則是政治軍事強權賦予的終極信用，而科技上的領先，產業上的「代差」，則將資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擴張到最大邊際，也保障了軍事上的優勢。可以說，金融、軍事、科技三位一體，共同支撐着美國的「老闆」地位。

如同一個打工仔在為老闆賣苦力多年後，有了本錢，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門道，還出於對此前自己活多錢少的不平，自然會萌生自立門戶的念頭：無非就那兩下子，你行，我也行啊！——如今的中國就想擺脫一直給人打工的命運，自己當個小老闆，收益自己拿，儘快實現豐衣足食。

中國的思路也很簡單明晰：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還有與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來構築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國便在這幾方面着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在內外方面大政頻出，令人頗有目不暇給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邏輯，便會發現實際上都是按既定「劇本」來上戲碼，太陽底下本無新鮮事嘛。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這些顯然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布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近期有未經核實的報道說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這點我們後面還要談到。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 2017年1.76萬億，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三年分別為2.07%、2.11%、2.13%，投入之巨，已僅次於美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科睿唯安共同發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報告，在10個大學科領域裡，美國表現突出，中國穩居第2，而在143個研究前沿中，中國取得了24個前沿的領跑位置，美國則領跑87個前沿的發展，差距雖然很大，但中國追趕速度卻非常之快；而在貿易戰中被熱炒的「中國製造2025」，則聚焦智能製造、工業強基、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十大領域，直指世界製造強國的目標——儘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價值方面：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宣示的：「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積極將「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美國戰略學巨擘布熱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戰略遠見》中也承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着着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可以說，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裡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願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既是中國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官方宣言，也內蘊着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富裕階層不斷擴容，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貧富、城鄉、東西部三大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累積，且不時有尖銳化表象。而要緩解乃至消弭社會矛盾，在注重公平正義、做好存量財富分配的同時，獲取增量財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此，將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觸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間內獲取資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為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而中國的繼續發展（我不喜歡用「崛起」這個詞，雖然充滿張力，蓬勃飽滿，但也帶着霸氣與壓迫感），將會極大衝擊現狀：產業鏈條分工的修正與再構，資源產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佈的轉移，等等。總之一句話，會帶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劇變——如果不是顛覆的話。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並尋找因應之道的。

三、美國的思路與反應

中國的繼續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布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美國作為這一秩序的主導者與汲取者，焦慮與緊張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關係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現在論及中美爭端，無論是所謂的專家，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動輒就端出意識形態、價值文明、法律體系、民主威權這套「高大上」的話語來加以詮釋論證，走得遠的，甚至對中國現狀口誅筆伐、墮入國內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緒宣洩中。

中國現階段，固然問題多多，一味沉溺於「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虛火上升當然貽笑大方，但看不到進步，以為處於暗無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師」救自己於水火，那更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

看現今的中美關係，其實沒那麼複雜，美國人自己說得已經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上發表演講，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我們希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但我們將繼續堅定地捍衛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經濟。

本屆行政當局將繼續採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就業和美國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講話里談到：

儘管很多人都把對華關係轉向歸於特朗普政府，我不認同這個看法。

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

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

2018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美國保守派電台訪談節目《休·休伊特秀》採訪時表示：

「在未來的5年、10年、25年裡，僅僅從中國人口數量、財富和內部制度來看，中國是美國在中長期的最大威脅。」

從以上隨手舉出的幾例，可以很明顯看到美國人對待當下兩國關係的着眼點與驅動力：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經濟無疑是更為優先的考慮，而「利益」則置於一切的核心位置。

顯而易見，在美國人看來，現階段的最大國家利益，便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戰略挑戰」/「威脅」。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美國偏偏和中國過不去？難道真的僅僅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官方價值有悖於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美國出於一腔義憤，路見不平一聲吼嘛？

其實稍作思考，便知並非如此簡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往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漸趨淡化，實際上「歐風美雨」倒是又來了一輪，將中國從紅色洗染成了資本主義體系內呼風喚雨的角色。而在中國價值觀「西化」程度加深、共識日益增多的進程中，美國對中國的不滿卻陡然上升，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在作祟，而是現實利益在驅動了。

對此，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一語道破天機。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採訪時，針對中國想要在「用足機遇」之後轉變發展方式、讓中國人民也過上富裕生活的歷史選擇，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洲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麼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群，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為什麼「中等收入陷阱」的陰影始終籠罩着那些成績亮眼的發展中國家，揮之難去？

看組數據。

二戰結束後，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多數國家從中獲益，少數國家地區甚至抓住機遇，舉措得當，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以躋身發達國傢俱樂部，一時間，人類對未來的期許頓覺光明無限。

但隱憂也如影隨形般蔽日而來。

就世界GDP增速而言，如果以每10年平均增速作為單位計算的話，這幾十年的數據是這樣的：

20世紀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紀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則是2.45%或2.55%。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從總量上想支撐更多的人享受現代生活將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

再看看二戰後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其實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從本質上說，二戰後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麼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擺脫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毫不誇張。

這一偉大理想當然與世界經濟疲軟的現狀產生了「結構性」矛盾，而更令既得利益者「恐怖」的是，就是在蛋糕就這麼大的情況下，中國卻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從21世紀開始，全球人均電力消耗年增長只有1.1%，中國是7.3%，發達國家幾乎沒有增長。2009—2015年，6年時間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了17%，中國增長了52%，美國只增長了6%，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的57%是中國貢獻的。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然而現在中國人均肉類消耗量、人均汽車保有量、人均電力消耗分別只是美國的50%、20%、30%。我們可以想想，如果中國這幾項指標要追平美國，是個什麼概念？需要多少資源支撐？美國人能坐得住嘛？

在全球範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戈莫里和鮑莫爾在《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闡述了貿易從共贏到衝突的動態變化的邏輯。具體的量化分析限於篇幅和主旨，這裡不多說了，總而言之一句話：后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着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係，將從互惠變為衝突。

在後發國家中，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她太大了！——與整個歐洲相當的面積，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有着偉大歷史記憶的召喚（要不怎麼叫“復興”），加之一日千里的追趕腳步，這簡直具備了“合格反對者”的所有條件，怎麼能讓美國安枕呢？

四、中國的選項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於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這已遠遠超越了形而上的價值對壘與道德層面，而轉為形而下的現實利益爭奪。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複着一句話：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這麼詩意卻又朦朧的語言，我估摸着習慣了精確描述思維的美國人大概率是沒聽太懂的。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

中國不想走「贏者通吃」的老路，也無意於一家獨大，但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時，我們要分享更多的資源、榮譽與利益，我們不搞「陰謀」，搞的是光明正大的「陽謀」。

說得更直白些，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佔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衝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於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麼信你，憑什麼讓渡你利益？如果美國人不接受你這套，那你就是一廂情願地真做夢了。

中國會怎麼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稅」，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用槍杆子來保證美元的國際信用，這才是真正終極的「剛性兌付」與不必宣揚的公允價值。

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着「止戈為武」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從經濟學的投產比角度而言，貿易交往之所以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的主要形態，是因為其能以較低成本帶給各國利益，但一旦戰爭成本較之於收益，成為一種更為廉價的手段時，便會極可能成為國家的優先選項。

此前，美國及西方之所以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斷然採取軍事手段，就是因為對於這些中小國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戰爭較之於其他手段，反而成為了一種相對低廉的解決方式。而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從現有的國際法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是赤裸裸地侵略與吞併，但西方的指責、制裁、軍演交加，卻沒有絲毫真正動武的意圖，說到底，還不是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威懾？戰爭是性價比嚴重倒掛，西方「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稅，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作虎蹲深山的養威之勢，令美國心存忌憚，降低了戰爭作為其工具箱中的可選擇性。

如果我們想想卡扎菲剛希望通過引入黃金支持的第納爾來打破美元在石油貨幣交易中的主導地位，便招致身死國不滅，就會更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在軍事威懾、為人民幣賦權的同時，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訴求，便是構築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就拿「一帶一路」倡議來講，就目前中國的戰略方向，顯然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而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輔。這明顯有盡量避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迂迴發展的戰略意圖在內。而陸上穿越的地區許多都是政局動蕩、安全堪憂，沒有強大的軍力，如何能在這些「地震帶」中保障自身的資產、資金、人員安全？

其實這總讓我想起長征。

2016年10月的一個夜晚，我走在川西的磨西古鎮，起伏的青石路面在昏暗的路燈下發著幽幽的光，逼仄的街道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這令我深切意識到這裡的偏僻與孤遠。

我總在想，21世紀的今天尚且如此，80年前紅軍路過此地時，又該是怎樣的冷寂與荒蕪？而為了避免與強大的對手正面相撞，紅軍選擇了一條如此艱辛之路，最終保存了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今天中國走向莽遠、動蕩的亞洲腹地，是又一次歷史感召下的長征嘛？而這會讓中國走向崛起之路嘛？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後，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就中國而言，時間是最好的朋友。如要拉長時段往前看，如果中國能夠避免矛盾的爆發越過臨界點、能夠大體消化這個矛盾凸顯期的話，我們就有可能平安度過這個風急浪高的「歷史三峽」，駛入水闊天高的發展新階段。

以現在政府的表現來看，我覺得可以說是清醒的。

2017年中印「洞朗事件」發生，網上一片喊打喊殺之聲，但兩國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此訪是時隔七年日本領導人再次訪華，是一次「務實之旅」，中日雙方就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52項協議。

2018年11月，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二十一次會晤，雙方表示，就邊界問題達成「重要共識」。

2018年11月，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承認「九二共識」重又成為台灣政壇的重要政治口號。

2019年1月9日，第五輪中美貿易談判尚未結束。特朗普在推特里發出：「Talks with China are going very well!（與中國的磋商進行得非常好！）」

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麼「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五、寫在最後：回歸常識

啰七八嗦扯了上萬字，這篇文字似乎冗長了些，但對於這麼個大題目，又似乎太簡單了些。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係清晰可辨，關鍵是要「去意識形態化」，警惕「泛道德化」，回歸常識。

在我看來，常識有這麼幾點：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前看到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游哉，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反觀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糊口，苦大仇深。對此，很自然的解釋邏輯便是兩種體制的區別，進而上升到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斷。

但剝離道德、感性後，我們會發現此前似乎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幹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宋代的司馬光曾說過：「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一定時期內，社會財富的總量是有限的，不是藏富於民，就是藏富於官。套用一下當今世界，那就是：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西，則在東。一些發達國家（當然不是全部）國民之所以活少錢多，和能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

再舉個反例。

法國「黃馬甲」運動鬧得很兇，其導火索無非是馬克龍要加稅，過慣了舒服日子的法國人自然無法容忍。但根子就是因為法國已經沒有以前汲取海外利益供養國內民眾的能力了，沒人幹活，卻有人享受，財政哪裡擺得平。儘管馬克龍在運動面前又一次讓步，但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情況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其次，在根本利益面前，不要天真地相信純粹的道德。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西方的價值文明確實達到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必須承認的。在很多方面，諸如民主、自由等，也應當成為我們奮鬥的目標。但如果將美西作為正義的化身，以為其行為的驅動力僅僅來源於道德，那就是過於理想主義了。

在根本利益面前，國家的「義利觀」也會搖擺，而最終利益往往戰勝道德。

就拿2018年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來說，公理道義昭然若揭，但特朗普卻始終表態含糊、反覆，不願給沙特施加更大的壓力，以使得真相澄清——沒辦法，剛簽了125億美元的軍售大單啊！

這裡沒有指責特朗普的意思，作為總統，他必須得為國家利益考慮，沒有問題。只是說在巨大的誘惑面前，國家道德是個相當脆弱的存在。

再者，凡事有因果，別割裂歷史，光看眼前。

限於主旨，本文沒有討論西方發展的歷程。但實際上，這對於我們認識當前的世界，是有特殊重要意義的。

我們對於美西的認知，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民主、自由、繁榮、富庶。但西方走到今天，也有個發展的過程，而作為原始積累的重要部分，殖民掠奪的血腥與暴力是決不能無視的一環。如果再考察民主制度的發展與普及，更會深切意識到人類社會的前進有多麼不易。

因此，要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當下，割裂因果，是探求不到真相的。

最後，地主家也沒有餘糧，憑什麼給你？

西方推行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對於整個世界的進步毋庸諱言。但中國今天如果將享有富裕、民主、自由生活的夢想寄託於美西，恐怕是過於naive,圖樣圖森破了。

原因很簡單，上文說過，沒那麼多資源財富。

隨手檢索最近的新聞，都能看到特朗普政府對於移民的限制日趨嚴苛。在各式各樣的行動背後，其移民政策的內在核心就是：能為美國做貢獻的移民，歡迎；可能損害美國利益的，審查得越嚴格越好。歸納為一句話就是：要靠美國「養活」，就別來了！

這很現實。

2017年6月，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舉行公投，投票結果以壓倒性的優勢要求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但美國對此不屑一顧，直接「冷處理」。原因無他，波多黎各一旦「立州」，美國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付出相應的代價，這筆買賣划不來。

山水相連、近在咫尺的「同類」尚且顧不上，美國哪裡還能豁達到讓萬水千山外的14億「異類」有福同享——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啊！

末了，讓我們重回開頭的話題。

貿易戰烽煙一起，中國備受美國指責，「強制技術轉讓」、「偷盜先進技術」、「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等等，不絕於耳。而國內有些人也義憤填膺地自殘式反思，覺得中國確實利用了不公平的手段。其實這些指責不是今天才有的，為何近來音量陡然升高？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的觀點是對此最好的回答：

美國並不是不在意貿易規則的不對稱，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貿易對手。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個段子。

小時候，父母總說我挑食。

等長大了，我才明白，原來在菜場，他們都只買自己喜歡吃的菜啊！

現在主流的國際遊戲規則，都是由既得利益者的強國制定的，必然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后發國家要突破現有利益格局，實現超越，如果老老實實按人家的套路來玩，你能有出頭之日？

賣了你還替人家數錢，小子，睡醒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