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前德國國防部長德萊恩僅以九票的優勢獲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外界關注的不僅僅她是歐盟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德萊恩對華並不算友好的立場。
當下的歐洲處於十字路口，相應的中歐關係也處於一個關鍵的莫測時期。中歐關係未來五年或更長的時間走向何方，不僅是中歐的事情，也直接影響着全球權力的重新分配和重組。所以誰來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對華關係有何影響自然是外界關注的焦點。當然就我個人看法，真正影響中歐雙邊關係的是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個人。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歐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現實政治層面的。即指以法德為中心的西歐和它們支配下的歐盟，中東歐、南歐、英國和俄羅斯都排除在外。英國深陷脫歐危機和亂局之中，早已喪失了挑戰中國的意願或者說能力。中東歐和南歐在經濟上對中國寄予厚望，迫切要加強在這個東方經濟快車上的地位。俄羅斯面對西方的長期打壓，更是和中國建立起准盟友的關係。只有西歐，仍以殘存的實力為基礎，不時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和舉動，需要中國分心應對。
7月16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總部，馮德萊恩當選后出席新聞發布會。新華社記者 張鋮 攝
中歐的正面因素
首先從地緣政治角度，中歐雙方相隔遙遠，彼此都不是對方的威脅。同時歐洲也已經不再是這個世界的霸主，事實上經過兩次主要發生在歐洲本土的、代價極其慘烈的世界大戰，它自己也已喪失了角逐世界霸主的意願。當然更重要的是，歐盟正經歷歷史上少有的內憂外患：民粹主義崛起、英國脫歐、種族危機、難民危機、競爭力下降、俄羅斯的安全挑戰、美國對傳統盟友體系的破壞。所以當面對中國的崛起時，它雖然不願接受，無法接受，但其反應卻更多的是一種無奈，最多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
其次，中歐經濟互補性高，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2018年雙邊貿易額接近7000億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分鐘雙方的貿易額就超過百萬美元，每兩天的貿易額相當於雙方建交時一年的貿易額。歐盟已連續15年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雙方互為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場。截止到2019年2月，歐盟對中國的投資累積超過1300億美元。
中歐雙方在全球治理、共同應對人類共同的挑戰方面有很多共識。比如氣候保護、捍衛自由貿易、推進全球化、反恐。尤其是在今天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的時代，中國成為歐盟在上述議題上唯一可以依賴的主要力量。
中歐的負面因素
中歐的衝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升級日益嚴重地對歐盟造成巨大衝擊，比如製造業的衰敗。要麼由於競爭失敗而關門大吉，要麼轉向中國等新興國家。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的實力基礎，這種局勢如果不能逆轉，對歐洲意味着什麼，不言自明。更令歐洲寢食難安的是，中國正在向高端製造業邁進，其進步之迅速，就是此一領域的領先者德國都感到巨大的危機。這也是為什麼歐洲開始限制中國對它們尖端技術產業的收購和投資。
至於人工智能和5G技術，中國更是明顯走到了歐洲的前面。
對於民眾而言，他們已經習慣的高福利、多假期的閑適生活方式受到嚴重衝擊，難以維繫。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
二是雙方國家發展戰略上的衝突。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國家崛起后必然要走向世界。歐洲崛起時採用的手段是以直接佔領土地為手段的殖民。美國的方式則主要是建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組建盟國體系。中國則是建立在共享共贏互利基礎之上的「一帶一路」。相對而言，中國的模式更和平，更平等，更有效。這也是為什麼中東歐和南歐國家紛紛加入的原因。
但是正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的歐盟對此非常敏感，認為是對歐洲一體化的威脅，是對歐洲團結的破壞。儘管事實上誰都知道，歐盟是由主權國家建立的邦聯，分裂是正常的狀態，它也不存在強求統一的機制。就是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各州都可以公開反對聯邦政府的決定。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加州就公開反對，還要繼續履行。所以，歐盟的分裂和外部因素沒有直接關係。
三是雙方在文明比如制度、價值觀、種族、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差異，影響到雙方的互信，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接受程度。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無法接受一個中國主導的世界，儘管這還遠沒有成為現實。歐洲對「一帶一路」的猜疑和抵制，不僅僅是權力和利益的角逐，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第九屆歐洲議會選舉過後，傳統左右兩大政黨歐洲人民黨、歐洲社民盟無法再維持絕對多數，只能結成廣泛的政黨聯盟，達成一致和形成決策的難度更大。歐洲更加分裂，更加低效率，更難以團結一致應對外部挑戰。
另外歐洲政治形勢更加不穩定。主要是選舉過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地位進一步動搖。執政聯盟可能終結，年內都有可能進行大選。此次議會選舉后，媒體就把攻擊的目標指向默克爾，要求她辭職。比如柏林《每日鏡報》寫道，默克爾自願退位的時候到了。德國是歐盟主要的穩定器，它的政治不穩定直接影響到整個歐洲的政治不穩定。
最後一個變化就是綠黨崛起。在問題叢生的歐洲，生態和環保並不是歐洲最緊迫的問題，所以綠黨崛起出乎意料意外。綠黨在德國是第二大黨，在法國是第三大黨，在英國綠黨則超過了執政黨保守黨。原因應該是民眾對傳統政黨失望，但又不願意支持極右政黨，於是轉而把票投向綠黨。但不管怎麼說，在選舉結果面前，一些極端的環保政策有可能出台，這將進一步影響歐洲經濟的復蘇。法國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反應就是一具預兆：這是「有關生態緊急狀況的訊息」。他說：「歐洲各地的公民，特別是最年輕的一群人，要求我們採取果斷的行動，這是我們在法國和歐洲要做的事。」
這三個變化意味着歐洲更加分裂、更加低效、實力更加衰退、更加右傾。所以歐洲議會選舉后，對中國的警惕會提升。主要是擔心中國會利用極右翼崛起的機會分化歐洲。一個是極右翼願意和中國合作，另一個是極右翼對歐盟內部的削弱。
中國如何應對？
雖然歐盟並不贊成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這種方式，但仍然支持美國遏制中國的做法。甚至當中美談判失敗後，認為歐洲應該和美國站在一起的聲音也非常大。但同時又由於歐洲自身難保，它們並沒有和中國對抗的意志、意願和能力。中國和以法國、德國為核心的西歐和歐盟將會是一種不攤牌、不公開的對抗和一種不信任的、有選擇的、互利般合作。
短期看，即10年之內，在中美貿易戰和中美長期戰略博弈和競爭的前提下：
一是中國根據需要加大在中東歐、南歐的經濟活動。這既是雙方的經濟需要，也是中國牽制歐盟的一張牌。
二是和英國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英國於2016年已經同澳大利亞展開這樣的談判，是英國脫歐公投后的第一個國家。2018年1月梅首相訪問中國前也表示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中國應該加快這個進程。
三是加大與極右翼政黨的聯繫。這些政黨本就是通過歐洲合法的程序贏得選舉的，具有法律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中國既可以通過歐洲議會的極右政黨聯盟，也可以藉助意大利。目前極右翼最大的需求是想證明它有能力執政，從而在未來吸引更多的選票。所以在發展經濟上需要中國。
四是和法國維持形式上的友好，領導人互訪期間繼續發揮經貿訂單的作用。比如今年三月習主席訪法，雖然法國沒有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但中國仍然採購了三百億歐元的空客飛機——中法貿易逆差就是三百億歐元，遠遠超過簽署了備忘錄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以經濟手段穩住法國和歐盟。不過雙方關係上的突破恐怕要等極右上台或者其他更務實的領導人或政黨執政。
五是對德國繼續維持經濟上的互利，同時對德國關注的人權問題上給予滿足。
至於歐盟關心的經濟層面的問題如知識產權保護、市場開放、技術轉移、貿易逆差、透明度等問題給予積極回應。
至於歐洲非常重視的一體化，中國其實應該大力支持。這不僅是中歐關係穩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歐洲一體化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英國脫歐就已經標誌着逆一體化的開始，歐洲的主體精英把主要的精力和資源耗費在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上，對於它的競爭對手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上述應對之道主要目的是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盡量保持歐洲的中立或者對華同情甚至部分支持。在美國不改變四面出擊和美國優先的前提，確保歐盟不會倒向美國。如果美國未來換人換黨，中國也要確保歐盟保持中立，至少也是消極配合美國的遏制政策。
當然十年以後，中國崛起已接近完成，國力又上一個台階。歐洲的種族問題則接近爆發或者爆發，而不得不聯合中國共同應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完全掌握了雙方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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