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動蕩之際深圳升格中國示範區，這是一步什麼棋

8月18日，香港再次爆發「反送中」抗議，組織者稱參加遊行的人數達到170萬。同一天，毗鄰香港的中國大陸城市深圳則迎來一份「生日賀禮」——中國政府發佈一份計劃，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深圳於1989年建市，40年的時間GDP總量躋身中國大陸城市前三名，2018年經濟總量超過香港。這份計劃提出更大地開放金融領域、自貿區等政策，有經濟學家稱，鑒於香港的政治爭議，中國此舉意在加強深圳在大灣區的權重，削弱香港的地位。

持不同意見者認為，香港在充分開放的國際市場競爭多年，無論是國際化程度，國際認可的法律體系，以及人才密度都是深圳難以替代的。

敏感的時間點

新的政策是否要推動深圳替代香港？

外界產生這樣的疑問，因為時間點非常敏感——香港從6月開始爆發大規模「反送中」遊行示威活動，各種極端行為也不斷升級。

香港中文大學房地產及金融助理教授胡榮向BBC中文表示，在這個時間點推出深圳示範區的新政策，體現出中國政府在長期政策規劃中做出重大調整。

深圳的政治地位突然升格，需要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時間表來看。

胡榮分析稱，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於2017年7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歸20週年之際簽署，這一日期的選取體現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在整個大灣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視。

今年2月，中國政府發佈另一份更詳細的規劃綱要。在這份文件中，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並需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而深圳的目標則是成為具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在這份規劃中，香港和深圳的分工清晰，強調互補。不僅如此，這份文件中提及香港102次，澳門90次，廣州41次，深圳39次，體現出香港在大灣區的核心地位。

但在綱要發佈4個月後，香港爆發「反送中」遊行示威活動。在示威活動持續超過2個月後，深圳突然「升格」。

胡榮認為，六月以來的一系列事件證明，對香港的期望可能只是大陸中央政府單方面美好的願望，香港年青人對大陸的認同感並不高，對融入到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未必持積極態度。完全依靠香港，恐怕會給大灣區的長期計劃帶來變數。

香港不可替代？

深圳替代香港並非一紙文件就能做到。

關於深圳的利好政策出台後，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有制度優勢，包括「一國兩制」、國際化、知識產權、司法獨立和實行普通法制度，國際社會也因此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有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離岸人民幣業務等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胡光宙認為，這種優勢是建立在香港和大陸之間緊密的經貿往來和地緣關係的基礎上，很難一朝一夕改變。

不僅如此，數次經濟危機也證明了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和金融體系的穩定。而深圳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移除金融、貿易等門檻，是否還能保持現在的競爭力尚待檢驗。

胡榮也表示，目前來說，深圳相對於香港的弱勢是顯而易見，譬如深圳不具備香港擁有的獨立關稅區優勢，不具備香港的監管透明度，仍然需要遵守大陸的外匯管制政策等等，短時間內很難完全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

「核心引擎」

然而，深圳建設示範區的新政細節中，不少都展露出替代某些香港重要經濟功能的意圖。

比如：

這對香港有什麼具體影響？

胡榮分析，舉例而言，人民幣的海外業務和離岸交易中心，未來放在深圳做會不會更好？其次，深圳需不需要成為航空樞紐？如果以前，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對於離得那麼近的兩個城市而言，沒有必要，但新政出台後，答案就都變成需要了。

招商證券宏觀團隊分析師謝亞軒、高明提醒，文件中提出「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機遇，增強核心引擎功能」，明確了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灣區的「老大」將不再是廣州或香港。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深圳升格是中國自身發展需要，與香港的動蕩無關。

胡光宙稱，「我不認為中央政府賦予深圳新定位意在削弱香港。深圳要進行的改革實驗應該是全方位的，是要給全國起示範作用。」

平安證券研究所分析師稱，「先行示範區」的定位不同於當年「先行先試的特區試驗田」定位，這意味著深圳的制度創新改革不僅僅要符合深圳的實際，還要將相關做法在全中國進行推廣，以點帶面推動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香港《明報》社論分析，如果中央由於反修例風暴，欲以深圳取代香港，則是誤讀。內地重視長遠規劃，像《意見》這類文件，往往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出台，不會在短短兩個月由無變有。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深圳，首度提出建設「先行示範區」，當時特區政府還未有修訂《逃犯條例》的構思，將兩件事扯在一起，與事實不符。

胡光宙稱，雖然如此，當然結果可能會使得深圳在制度環境上縮小和香港的差距。

「長期來看，如果中國持續加大深圳的金融開放度，加大對科技創新產業的扶持，優化法律監管，未來香港的金融地位是完全有可能被深圳取代的。」胡榮稱。■

轉載：BBC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