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英國上映了一部名為《至暗時刻》（Darkest Hour，香港譯《黑暗對峙》，台灣譯《最黑暗的時刻》）的戰爭電影。該片的背景設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各國在納粹德國進攻下淪陷，英國孤立無援下，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必須在與納粹德國求和或領導英國力抗德國之間作出選擇。
丘吉爾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否則也不會有後來被人們所稱頌的丘吉爾了。不過，崇尚自由的英國人的確不喜歡丘吉爾這樣的政治強人。反法西斯戰爭一勝利，丘吉爾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趕下台。
今天，當英國面臨深刻的脫歐危機的時候，人們再次呼籲丘吉爾的重現。法國《回聲報》（Les Echos）2019年1月16日發表該報金融與市場部主編紀堯姆·莫讓（Guillaume Maujean）一篇題為《丘吉爾醒醒吧，他們都瘋了！》的文章。文章稱，英國對於歐洲問題的紛爭由來已久，但脫歐過程的曲折已經讓英國整個政治階層都名譽掃地。
作為議會民主之母的英國如何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在距離最後期限只有數周之際，英國是如何陷入這樣的局勢當中，導致無人能說這個國家將如何離開歐盟？一場混亂的會議，投票結果讓首相遭受了歷史性的、恥辱的失敗，卻得到了支持與反對退歐雙方議員的一致歡迎。丘吉爾快醒醒，他們全都瘋了！
眼下英國的局勢比莫讓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顯然更為糟糕了。文翠珊黯然下台，被激進的鮑里斯·約翰遜所取代。約翰遜也的確很想扮演丘吉爾那樣的角色，一上台就組成了意在「百日脫歐」的「戰時內閣」（仿效丘吉爾的「戰時內閣」）。「一切為了脫歐」成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標。
為此，他還破天荒地宣布暫停議會。英國的柔性憲政一直被視為民主的典範，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場憲政危機。嚴酷的現實使得人們深刻質疑這位被稱之為英國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夠像當年的丘吉爾那樣帶領英國擺脫目前的「至暗時刻」而走向光明嗎？儘管前途未卜，但約翰遜所帶給英國人民和整個世界的不確定性，至少要比當年丘吉爾能夠帶領英國打敗德國的不確定性高數百倍。
英國或走向更為黑暗時代
如果約翰遜的「脫歐」決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樣的堅定，那麼對英國來說，只有兩種選擇，即有條件脫歐（「軟脫歐」）和無條件脫歐（「硬脫歐」）。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會給英國帶來更為深刻的災難，走向一個更為黑暗的時代。如果是「軟脫歐」，那麼一場經濟（金融）危機不可避免；但如果是「硬脫歐」，那麼不僅英國本身能否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會成為大問題，歐洲的局勢（即英國和其他德、法等大國的關係）更有可能回到二戰之前的局面。
無論是經濟問題的惡化還是歐洲地緣政治問題的惡化，英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互相怨恨會再次浮上枱面，而越來越沒有政治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則會利用，甚至動員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為自己圖謀私利，不斷惡化局勢。至少就英國內部來說，由於政治人物的操縱，民眾對歐盟的怨恨情緒不時地顯現出來。
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或者說，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那麼，人們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個「最好的制度」現在到底怎麼了？經驗地看，不僅英國，今天幾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國家（美國、法國、意大利等）都面臨這樣那樣的困境。
儘管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即面臨不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具有不同的根源，但無論是問題的產生還是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似乎都可指向同一個根源，即民主政治的無效性。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找不到諸多問題的根源。
概括地說，任何社會在不同的時候都會面臨各種問題，否則國家（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有了問題就需要解決它，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權力，沒有有效的權力什麼事情都談不上。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權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很簡單，就是要解決「權力之惡」的問題。在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路徑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證。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假定人類的原始狀態是一個「無政府的戰爭狀態」，他人就是敵人，人與人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為了求生存，就要結束這種不安全狀態。因此，人們「讓渡權力」給主權國家，並且和國家簽署「契約」，讓老百姓保留一部分不可讓渡的「權利」。
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從戰火中誕生，並且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為「民主化」的過程。
如果說霍布斯確立了絕對權力理論，那麼其之後的英國思想家們也確立了如何制衡絕對權力的最好理論。洛克的以「有限政府」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到了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所有權力都趨於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昭然若揭，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包括憲政、代議制、三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黨制、自由媒體和多元主義等。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裡，就連經濟力量也是對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分離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條件。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是當時西方諸國社會力量的反映。
這套精心設計的民主制度在很長時間裡相當有效。但就在福山宣布「歷史的終結」（即西方民主是人類可以擁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後的制度）之後不久，民主就開始陷入危機，演變到今天的局面。那麼，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機到底如何而來？
簡單地說，西方民主體制設計過度強調製衡政治權力之「惡」的同時，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這種忽視在制度設計的當時又是很容易理解，無論是資本之「惡」還是社會之「惡」當時並未顯現。但問題在於需要應對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的時候，西方政治體制失去了其應有的能力。
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當國家本身是資本的代理的時候，就不會「存在」資本之惡的問題。並且，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裡，「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了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
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西方議會裡面都是傳統貴族或者新生權貴（即商人和資本家），但隨着民主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進入議會和政治過程，西方政府權力的基礎逐漸從資本轉移到選票。
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就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脫鉤」。資本沒有國界，也就是說，資本沒有主權。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鉤，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
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卻流向了絕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分享。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枱面。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較，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無論是宗教時代還是世俗政權下的帝國或者地方性政權，社會永遠是「被統治者」。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
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着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
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人貢獻一份」。不過，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
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着社會越來越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代議民主已名存實亡
當前的西方，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越來越民主，經濟上則越來越不民主。也就是說，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作為，因為政府代表着社會的整體利益。但現實是殘酷的，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
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名存實亡，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民主成為了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源。政黨政治要麼是意識形態之間、階級之間、宗教之間、民族之間、公民與移民之間等種種衝突的直接根源，要麼是為這些衝突推波助瀾。
這就是英國「脫歐公投」的政治大背景，也是西方諸國今天各種困局的大背景。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的一場有關「人治」和「法治」的爭論。沒有人否認「法治」的重要性，因為法治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但同時，也必須意識到，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來操縱的。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那麼這套制度也無能為力。
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問題是精英的問題，並非是普通人民的問題。如果統治精英是負責的，那麼沒有制度就可建設制度，有了制度就可有效運作制度；但如果精英是不負責的，那麼最好的制度也會出大問題。當前的西方政治精英們不僅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反而通過操縱普通老百姓的所謂的「民意」（民粹主義）來製造新問題。
儘管危機越來越深刻，但人們看不到路在何方。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在這樣一個沒有了船長、航向與方向舵的時代，人們呼籲丘吉爾的「再生」不難理解。亂世出英雄。今天人們呼籲「英雄」的出現，是意味着今天已經是「亂世」了，還是意味着更糟糕的「亂世」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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