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場暴亂久久不散，表面上是政府無回應到反對派的訴求，但如果整場運動的主旨是反對逃犯條列的話，政府實質上已經放棄了修例，已回應了最大訴求，暴亂未息除了因為年青人的憤怒情緒之外，也源於幕後人想策動推翻政府的亂局。
我跟一位了解1967年暴動的高人傾過，他憶述說當時的暴動遠比現在的劇烈，因當時是戰後廿多年，大批新移民教育水平好低，戰後一代不少人未受高深教育，民風彪悍，說白了就是不怕死。再加上暴動背後有內地文革背景，有豐厚的意識型態土壤，示威者清楚打出反殖民主意的旗號，很快就用極端的恐怖手段，製造土製炸彈攻擊，所以當年港英政府的抗暴形勢遠比現在的凶險。即使當年英國政府內部有主和派及主戰派，但都只是程度及手法不同，基調仍然是要「打暴動」。
現在街頭的暴力示威者弱了，但政府同樣亦弱了。現在看不出政府有一條心去打暴力的心理狀態，經常在打與和之間猶疑，想和談的主要動機除了受「和理非」的理念影響之外，很多高官背後的考慮是自己的民望。滲入了民望的考慮因素，令很多人都唔願意出來打仗，只抱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遇到政策建議，第一個反應是：「咁樣會唔會俾人鬧架？」。政府核心高官如是，政府其他部門以致其他公共機構亦有樣學樣，變了一盤散沙，抗暴不力。我覺得這個「民望論」的分析甚有見地，結果產生幾方面的影響。
第一：行動動機。如果政府的行事動機只是為了維持民望，他們自自然然對所有「硬」的事情都不願意做，或者做了都不願意出來講，但遇上「軟」的行動便爭着做，做不到便說只是其他人不讓他做。動機錯了，難有所成。
第二：戰略部署。如果政府高官的心只是放在自己維持民望之上，或者存心想做軟性功夫和「和理非」交差，就不會在戰略上全面統籌打好抗暴戰。上面提過的熟識67暴動的高人講起，抗暴戰如行軍打仗一樣，要有精密的部署，當年英國調動了軍情人員來港協助港督戴麟趾。打擊暴力首先將比較和平的示威者與核心的暴力示威者分離，然後好精準地打擊核心暴力示威者，切斷其領導、資金、人手、溝通宣傳網絡。打擊後要有跟進支援，組織好法庭快捕﹑快審﹑快判。其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完全可以用公眾利益為理由，定出判刑指引，要因應現時暴亂情況，指示各級法庭的法官不要批准涉及暴動等重罪者保釋外出，審訊時要從重判刑，甚至可以組織特別法庭加快審判。這既可以大大減少最激烈的示威者人數，亦可挫傷對方的銳氣。這些行動需要特首帶頭去組織，聯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律政司司長部署進行。如果政府的心思不是放在打暴動之上，只是刻意求和，又怎會部署法庭作這些超常規行動呢？
第三：影響。即使不動用緊急法，特首本來已有好多工具及權力可打擊暴力，但特首及其高層官員的打擊暴力的意志薄弱，就不會運用那些權力，影響很壞。即使形勢逼使到警隊及部份公共機構要出手打擊，但事前無部署，事後無跟進，就變成事倍功半，打一打又放軟，令那些極端暴力份子及其幕後組織者，有很多空間去喘息抖氣，重整旗鼓再進攻。
結論是政府要立定打暴力的決心。即使從民望的角度，社會上支持反對派和建制派本來是6成與4成之比，但特首的民望只得兩成，連建制派都有一半以上不支持特首，已到一個輸無可輸的境地，何不放手一博？當然更重要的是在歷史轉折的大時代，做好件事，比搞好自己民望，重要一千倍，這亦是對社會大眾最好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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