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下的武漢肺炎廣泛傳播，各媒體已經採訪過不少醫生和專家，也有不少人士自動請纓，發表其對疫情的一些觀點和看法，個人看完這些觀點論調之後，發覺其中有些是比較片面，但其中還有一定的一致性；一些就存在某程度上的矛盾，例如口罩是否有效防疫，袁國勇由最初警告，沒有口罩就不要外出，到後來修正去教導市民如何在沒有口罩的情况下自救。而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也是由不戴口罩，到戴口罩，再到除下口罩，甚至明令官員不能戴口罩。特區政府面對疫情，究竟他們有沒有一套正確的認知，以產生一套完整的對策？而抗疫不能只靠個人的自我保護，而需要政府以政策和措施來推動，那政府本身對疫情必須有正確的認識，付諸政策執行時，再兼顧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經平衡之後再推出。
口罩究竟在對抗疫情上有用還是無用？世界各地的醫學界並無一個統一的答案。由最極端的「非口罩不可」如袁國勇，到認為口罩無甚作用的Laurie Garrett（Laurie Garrett 雖不是醫生，但她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細菌學與免疫學研究所攻讀，受過紮實的細菌和傳染病的訓練，幾乎全球所有重大疫情，她都曾經報道過；她曾獲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喬治．伯克獎（George Polk Award）和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三大著名新聞獎；她在《外交政策》發表了對武漢肺炎的報導，並作出10點自我防護的建議，值得大家細讀），因為環境複雜和情况有異，有用無用往往不能清楚界定或絕對排斥。當疫情爆發初期，個人曾經請教過一位醫學界的朋友許家驊醫生，他認為首先不必糾纏於口罩有用還是沒有用，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無法提供足夠的口罩。香港成年人口大約660萬，每人每天1個，即每日耗費660萬個，一個月即兩億個！無論特區政府是無能還是有能，如何保證一個月可以購買到兩億個口罩？更不要說正確佩戴口罩，以維持口罩的正常防疫功效，必須除下即棄，那每天的用量大約4個，那就更是想也不敢想的數字！
如果現實就是香港不可能取得最起碼每月兩億個口罩，甚至一半，即一億個都是不能達成的任務，那最初發放人人必須戴口罩的言論，是只盡某一個角色的責任，還是不負責任？而這些言論，是關於防疫的公共衛生政策，不是「你有理講」或者「城市論壇」。如果政府本身有充分準備和協調，又怎會容許這種評論率先出台！無可奈何之後，就一再轉身，官員由不戴到戴，再決定不戴，再明令公務員不准戴！
武漢肺炎是一種病，也是一種可怕的病，但恐慌和抑鬱又何嘗不是病，連續10多天的全城搶口罩行動，帶來多少爭拗、困擾和煩惱，造成多少家庭衝突，這些成本和代價有沒有計算在內！
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口罩只是對某特定場合，如擠迫又或者和病人有緊密接觸的環境，又如接觸帶菌者才有需要，其他大多數生活情况，只需保持距離，頻密洗手，不觸摸眼耳口鼻，已經可以很大程度防疫。既然如此，口罩就應留回應付這些人士和場合，而不是無區別地一天1個或一天4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只要以合理性去向全港市民解釋，又焉會引起這場作繭自縛的搶口罩風波！
口罩有一定用途，維持穩定的供應有實際需要和安撫人心的作用。但在專家事先警告，以及市民自保的心態下，口罩的需求變了無限大，情况就等於戰爭時對糧食的需求，市民會盡量儲存而變得無止境地購買，家中有10盒還得要搶。這種情况，自由市場是否可以應付？
當鄰近地方的政府都介入口罩的分發，務求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定量的口罩供應，但特區政府就是無動於中、撒手不管，我們可以如何向市民交代解釋！
當社會遇上突如其來的災難時，挺身而出的一定是政府，因為政府具有公權力，可以通過不同手段去應對。但在最需要政府介入協助時，政府決定公務員家居工作！究竟哪些具公權力的工作可以家居辦理？又有多少公務員在家時真的執行公務？當市民靠自己的努力去海外採購口罩運回香港時，香港郵政部門不能如常服務，這是不是合理？香港公務員是優秀隊伍，教育水平良好，向他們灌輸正確防疫自我保護的措施，以維持政府有效運作，是不是比全部「家居工作」可取？■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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