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掉進的那些坑，為什麼日本們依然跟着往裡跳？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現在除了中國，日韓等國也有擴散趨勢。

這是很不應該的。如果說作為疫源地的武漢，其前期的失控有措手不及、預判失誤等因素，但對日韓等國而言，按理說它們應該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反應和防範。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似乎這些並沒有起到效果。

對此，各國也紛紛加強管控。但跟中國相比，它們的這種管控，卻似乎顯得多少有些佛系。以日本為例，應對停在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集中疫情時，明顯手忙腳亂；境內的新冠疫情防控，更是顯得多少有些佛系。

直到前幾天，日本全國11個城市馬拉松、岡山1萬裸男爭搶寶木的大型裸祭等活動，依然辦的是熱火朝天。前些天，日本政府依然表示，不會強行要求停辦大型公眾活動。日本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稱，「現階段，並不是要一律叫停。活動是否舉辦，最終還是由主辦方自己做出判斷」

當然，這並不代表日本的新冠疫情就一定會步武漢後塵。但日本政府在應對疫情過程中的表現，也確實讓它飽受批評，並連累的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跌。

為什麼日本政府、乃至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的應對如此佛系？

很多評論者給出了分析——它們也是沒辦法。像日本這些國家，它們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有限政府，所以封城、禁足這些，在這些國家是做不到的。

這個解釋當然是正確的。但也延伸出進一步的問題：為什麼日本這些國家的政府只承擔有限責任？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像中國這樣舉國抗疫？

這其實是制度設計導致的。

日本這些國家，多採用的是西式民主制度，政黨定期輪換，政治權力的邊界很小，且高度受限。

這種制度設計，決定了在出現重大疫情時，它們在應對方面的作為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日本這些採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它們的政府通常都是小政府，所能直接掌控的資源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想對防疫強力投入，一時也都難以做到。

當然，雖然直接掌控的資源有限，但畢竟社會財富總量擺在那裡，所以即便不能直接進行強力投入，這些小政府依然可以協調各方，統籌安排。

但這裡也有幾個問題。

首先是時間和效率。一方面，協調必然要花費時間。由於政府很難直接強制性要求各方投入，那就勢必要花費時間溝通甚至談判。而像新冠疫情這種，具有典型的快速傳播特徵，時間不等人，等政府把各方資源協調到位，很可能防控的黃金時間就已經錯過。

另一方面，就算是政府出面協調，也不是一定就能成的，還有失敗的可能。

這是很關鍵的一點。西式民主制度下，政治權力本身的力量和影響力是有限的。除了政治權力，還有資本權力與之分庭抗禮，甚至前者實力往往還在後者之上，而民眾也可以通過選舉等形式，對政治權力予以強力掣肘；就是在政治權力內部，三權分立下，行政、司法、立法各自獨立，行政部門的任何決策，也都會受到議會和法院的限制和掣肘。

當然，不否認這種制度有其合理性。但缺陷也是很明顯的：

就拿這次抗疫來說，鑒於新冠疫情的突發性和嚴重性，所以要想防治，就必須要在短期內採取強力措施；這意味着社會有可能需要階段性、部分性的脫離常規運行軌道，進入所謂戰時狀態或准戰時狀態，行政部門作為社會管理者，在此期間也必須承擔更多責任。

這首先就會在政治體系內部引發分歧——政府要承擔更多責任，那相應的，就必須授予其更多的權力，而作為政府的監督者和制衡方——法院和議會對政府權力的擴大有着天然的抵觸。

這就麻煩了。由於三權分立，互不同屬，政府應對重大突發事件時的權力擴張需要，並不一定會得到法院和議會的認可——比如：法院、議會和政府之間，在對疫情的理解方面可能會出現偏差，可能政府覺得事情已經很嚴重，需要強化政府權力加強社會管制，但法院和議會認為沒那麼嚴重，沒必要大費周章。甚至，法官和議員還有可能擔心政府是在藉機搞事，故意小題大做，趁這個機會來擴大自己的權力邊界，削弱法院和議會的監督權力，進而改變既有的政治權力平衡。

光這三權內部的互撕，就夠政府吃一壺的了。而在政治體系之外，放眼整個國家體制層面，政治權力同樣還要受到來自資本權力和民權的制衡。

還是拿這次防疫來說。政府要想防控，怎麼防？

按照中國的經驗，就是禁足、封城——就算是低一格，起碼也得取消一切公共集會活動，呼籲甚至要求民眾不要去人流量大的場所。

這首先工商資本就得炸鍋。取消公共活動，限制民眾聚集，那工商業資本很明顯會遭受較大損失重創。

而在疫情徹底大爆發前，民眾可能也未必理解和支持。這種不接受可能來自認知差異——比如很多人認為小題大做，沒那麼嚴重，或者心存僥倖，不想受約束，不想被限制自由；也有可能是利益攸關；比如工商業停擺，相關從業人員降薪甚至失業。

而且，經濟大幅停滯，民生必然艱難，這又勢必衍生出對受損行業和困難民眾的補償和救濟問題。

這對日本這類國家的政府來說，是很麻煩的。小政府模式下，面對民眾可能存在的不理解，或者資本的反對，政府的承壓力比大政府要差很多；再加上小政府大社會，政府手中的資源有限，所以對企業和民眾的救濟也難以及時到位。這種情況下，就算政治權力內部協調一致，但如果不能夠說服民眾和資本，它們不敢，也不能以犧牲經濟和限制自由為代價搞抗疫。只有疫情足夠嚴重，讓全民陷入極度恐慌，資本也認識到大勢已去時，政府才有全民抗疫的社會基礎——只不過到那時，估計黃花菜都涼了。

這就是日本等國家，在應對抗疫時如此佛系的原因——就算他們主觀上想，客觀上也很難辦到。

此外，西式民主制度下，體制也缺乏為抗疫而發動全民戰爭的足夠動力。

西式民主制度下，政黨輪換，單一的政黨、政府與體制是可以剝離的。簡單地說，這屆政府抗疫不力，民眾高度不滿，那就讓它滾蛋，換一個政黨，組建一個新的政府。反正防疫失敗的鍋是由執政當局來背，而西式民主制度下，執政黨不具有唯一性，所以它抗疫不力，臭的也是他們，體制不會因此受到太大衝擊。

既然體制與政府、政黨並不捆綁，那面對瘟疫，體制也就沒有那麼強烈的防疫動力；反正有政黨輪換這個緩衝閥在，體制就獲得了將自身的結構穩定性，置之於民眾利益和安全之上的底氣。所以，當面對瘟疫這種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府未必能得從體制那裡，得到自己想要和所需的全力配合和支持——畢竟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政治權力、資本權力、民眾三者制衡是西式民主體制的根本，而政府邊界擴張——哪怕是臨時的，也有可能對這種權力結構的平衡造成巨大的衝擊。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看到日本這些國家，在應對疫情時表現的如此佛系！這種制度設計下，政府很難得到體制的充分支持。而沒有體制的全方位支撐，光靠一個受到各種限制的政府，它不具備發動舉國抗疫，搞全民戰爭的能力。強行推進，不僅議會未必允許，法院可能追責；輿論和資本也有可能以破壞制度為名予以干涉，最終事兒沒辦成，自己倒有可能先賠進去！

既然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那政府就只好佛系應對。該打的招呼都打好，現有能力範圍內能做的都做到。至於這之外的，政府已經儘力，大家只好自己做好防範，然後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