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
4月5日晚，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確診十天後，住進了醫院，更一度轉入醫院的重症監護室，由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暫代首相職位。
4月4日，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模型教授、約翰遜政府的高級顧問格雷厄姆·麥德利建議英國應該重新考慮，是否要採取「群體免疫」政策。他說：「能幫助我們度過這次緊急衛生事件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讓人們感染，因此變得不再脆弱。」
他警告，英國正在採取的「封鎖」政策已經把整個國家「逼到了牆角」，繼續這樣下去，會帶來比新冠病毒更嚴重的負面影響——經濟會陷入全面崩潰。在他看來，封鎖只是爭取了一些時間，阻止了短期內的傳播，但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麥德利指出，在4月13日，首相將會作出一個「重大決定」，以確定封鎖政策是否要繼續。
在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3月13日首次提出「群體免疫」概念後，專家和媒體的批評之外，一種頗為流行的悲觀主義論調一直認為，如果有效的疫苗遲遲沒有誕生，在未來的1~2年內，「群體免疫」即便不是主動選擇的策略，也是被動形成的必然結果。
近期，英國牛津大學發表的一項研究，似乎將這個結果提前了。研究者在進行模型推演後得出結論：截至3月19日，英國可能已經有36％~68％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意大利到3月6日可能有60％~80％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這意味着，英國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經形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群體免疫」。
這只是基於模型的推測，還有待更確切的檢測印證。但如果未來歐美等國實現「群體免疫」，對中國等採取嚴控舉措的國家而言，由於絕大多數人未被感染而缺乏免疫力，將會形成「免疫落差」，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68％的英國人已經感染是一個最極端的結果」
3月24日，牛津大學傳染病演化生態學團隊發表了一項研究，利用英國和意大利報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數據，通過給定不同的參數以模擬三種不同的情景，推導出英國和意大利可能已經感染新冠病毒的實際人數。
前兩種模擬場景的「人群中高風險易感人數佔比」設定相同，都是1％，即100個人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或有嚴重基礎病，或在感染後出現呼吸衰竭等嚴重併發症的患者。但第一種場景將基本傳染數（R0）設定為2.25，即一個感染者可以傳染給2.25個人，據推算，截至3月19日，至少已經有36％的英國民眾感染新冠病毒。第二個場景將R0值調高為2.75，在模型中，英國民眾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也水漲船高到了40％。
第三種情景將高風險易感人數設定為0.1％。依據模型，死亡病例是高風險易感人群中的小部分，所以給定死亡人數，高風險易感人數在人群中的佔比越低，倒推出的人群感染基數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按2.25這個較小的R0值來計算，至少也有68％的英國人已經感染。對此，研究者之一、牛津大學病毒學教授保羅·凱勒曼說：「68％的英國人已經感染是一個最極端的結果。」
意大利的情況也是如此，分別按上述三種不同的參數設定，可以得出推論：截至3月6日，意大利可能有60％~80％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
為驗證模型的準確性，研究人員模擬了英國和意大利在第一例死亡病例之後15天內的累積死亡人數，結果發現3個情景的結果均與兩國累計死亡病例數據的增長情況非常吻合。因此，研究指出，英國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經積累了足夠水平的群體免疫。
但英國布賴特實驗室的傳染生物學教授西蒙·格賓斯指出，這絕不意味着英國已經有過半的人數感染上新冠，第三種最極端的情境，是建立在高風險易感人數佔比只有0.1％的假設之上。一旦這個數字變為1％，感染人數就降低了很多，只有36％~40％。「但關鍵在於，目前誰也不知道高風險人群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在東英吉利大學的藥物學教授保羅·亨特看來，現在做出這樣的假設還太早。這個比例與人群的年齡分佈、有基礎病的人群佔比以及一個社會中社交聯繫的緊密度都有關係，並且這些都會隨着疫情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長期關注公衛政策的非營利研究機構《凱澤家庭基金會》最新發表的一篇報告指出，在美國18歲以上的成年人中，約37.6％感染新冠病毒後會出現嚴重的癥狀。這相當於，10人中就有4人屬於高風險易感群體。並且，不同的州這一比例有所不同，在最高的西弗吉尼亞州，可以達到49.3％,在最低的猶他州，也有30％。該研究將高風險易感人群界定為:65歲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在18~64歲之間但有心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不能控制的哮喘或糖尿病的人。上述數字與論文中設定的參數差異非常大。
R0的設定也面臨同樣的質疑。世衛組織認為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是1.4~2.5,中位數是1.95。但最新的一項綜合了12個相關研究的報告顯示，更合適的R0應該定為3.28，中位數是2.79。而整個3月，隨着疫情在歐洲大陸的急劇傳播，帝國理工學院的流行病學團隊兩次上調了他們對R0值的估算，第一次是在3月26日，將R0值的區間設定為2.4~3.3，四天以後，再次提高到3~4.7。
除了參數設定問題，在格賓斯看來，這個模型最大的問題，是將英國和意大利假設為絕對均質的人群聚落，即不同地區的不同群體之間，可以絕對同等地接觸到病毒，並且傳染給別人。
中國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家曾光表示，人群是很複雜的，是不平衡的，比如意大利內部，不同大區之間的傳染情況差異很懸殊。亨特也指出，無癥狀、輕症和重症患者將病毒傳染給別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而這個模型沒有考慮到這些差異。「這會造成對病毒傳染率的高估，從而影響對實際感染人群的推算。」
意大利知名的腎臟病學教授朱塞佩·雷穆齊指出，意大利不可能有超過60％的人已經感染，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區域，比如疫情重災區貝加莫。只有大規模的血清檢測研究才能提供更可靠的估算。
在曾光看來，這類模型的用處，在於推演出相應的死亡人數和感染比例後，一方面推動政府出台更積極的公衛政策；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結束之後，與實際數據進行對比，是對政策有效性的一個評估。
但他表示，通過模型來推斷是否形成「群體免疫」的思路是錯誤的，更嚴謹的方式應該是通過紮實的流行病學調查，通過大規模的血清檢測來獲得真實的數據，即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實際上已經感染，這個數字離形成「群體免疫」的門檻還有多遠。
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英國牛津大學動物學系理論流行病學教授蘇涅特拉·古普塔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就明確指出，需要立即開始大規模的血清學抗體調查，來驗證研究結果，評估疫情階段。
諾丁漢大學分子病毒學教授喬納森·鮑爾表示，大規模的血清檢測有助於流行病學家了解:人群中無癥狀感染者的比例，這些人中有多少已經產生了免疫力，有多少是感染者，無癥狀感染者的感染水平和有癥狀相比有什麼差別。
3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也宣布將啟動一個名為《團結 II（Solidarity II）》的項目，在全球至少六個國家內施行抗體檢測，旨在了解新冠病毒感染人群的真實數據（包括輕度病例）。WHO負責協調該研究的官員解釋說：「這將有助於確定不同年齡組中新冠肺炎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將幫助決策者確定封鎖和隔離所應持續的時間。」該調查的初步結果可能在幾個月內出來，研究計劃持續一年或更長時間。
這些都有助於驗證疫情中最令人恐慌的假設：我們看到的病例是否只是全部感染人群的「冰山一角」？未來幾周至數個月內，這些問題會有一個更加清晰的答案。
4月3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首次通過緊急程序授權一家企業生產快速抗體檢測試劑。抗體檢測與疫情中大規模使用的核酸檢測不同，後者通過對病毒基因的測序只能捕捉到體內還有「活躍病毒」的感染者，前者可以檢測出一個人是否曾經感染過病毒，即便他已經恢復。但抗體檢測在早期不利於對流行病的篩查，因為人在感染病毒后至少10~14天才能產生足夠的抗體，以實現保護性免疫。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著名生物醫藥公司United Biomedical已經對一個縣的8000名居民進行了大範圍的抗體檢測。
據德國《明鏡》雜誌報導，德國國家實驗室亥姆霍茲感染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3月27日稱，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將會進行幾十萬次抗體檢測，並可能給已經產生抗體的人發放「免疫」證書，以便他們可以不再受「封鎖」政策的限制，可以出行。
英國約翰遜政府在3月25日宣稱已經購買了350萬個抗體檢測試劑，並將在未來的數天內給正在居家隔離的人使用。但醫學顧問們對此更加謹慎。與衛生大臣馬特·漢考克將會「非常快」開始檢測的說法不同，他們指出，檢測並不會很快進行，在此之前，需要對試劑的有效性進行評估。英國的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惠蒂警告，比缺乏檢測更糟糕的，是錯誤檢測。被診斷為「假陰性」的人將會放鬆地出門，然後被感染。但他也表示，一旦確認了這些試劑的準確度，會馬上分配到社區裡。據了解，對試劑的評估工作正由發布前述研究的牛津大學古普塔團隊進行。
曾光指出，各國要根據自己的實際防疫情況來決定這一階段是否要推廣大規模的抗體檢測。在中國，抗體檢測的時機已經成熟。但組織這類流行病學調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他建議由國家級機構來組織開展這類流行病學調查，而非讓地方各自為政，只了解小範圍的情況。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則在4月3日透露說，中央已經明確，要求重點地區組織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主要就是核酸和血清抗體，調查的目的能明確到底有多少所謂的無癥狀感染者。要嚴格地、更科學、更經濟地設計和抽樣調查，不是簡單地找幾個健康人做檢查，也不是對所有人做檢查。
通過這個抽樣，要能夠對人群整體的免疫力狀況和無癥狀感染者的比例摸底。現在着手做這件事，可以反映當前的基線水平。三個月、六個月後複查，則可以反映未來群體的免疫力和疾病流行情況。
「這個依據拿在手裡，我們才能制定科學的防控措施，才能在世界各國普遍受到疫情影響的情況下掌握主動權，不至於陷於被動。」王辰說。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在接受採訪時說，對重點地區的抗體檢測，可以先從武漢開始，盡量全方位覆蓋或進行大樣本的選擇，獲得了相應的真實數據後，還可以和此前的核酸檢測結果相互印證，向外界傳達中國在數據上的真實性。「這個意義上看, 檢測不僅有經濟社會意義，還有外交意義。」
實際上，即便通過抗體檢測確認了「冰山一角」的事實，在黃嚴忠看來，要想實現所謂的「群體免疫」仍需要滿足一個前提：病毒不會發生變異。新冠是RNA病毒，突變率高，雖然不能預測它是否會像流感一樣變異，但要考慮潛在的變異可能性。
不過，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指出，新冠病毒的突變率明顯低於SARS，人體對該病毒產生的免疫應答不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消退。「至少6個月、一年內不會再受感染。」他說。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COVID-19（新冠病毒的國際名稱）應急小組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據流感研究平台「流感監測」，對與新冠病毒同一種屬的冠狀病毒而言，已經產生抗體的人不可能在同一個季度或下一個季度內再次感染。
曾光也指出，一旦在體內形成抗體，是短期免疫還是終身免疫，還不好說。現有對抗體的研究還不夠，對新冠病毒的很多疑問也沒有解決。比如，體內的抗體要到多大滴度，才能確保抵抗下一次冠狀病毒的感染？
「交錯的群體免疫」
「這將徹底改變整個遊戲。」在英國政府宣布「很快」會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之後，鮑里斯這樣說。
牛津大學動物學系理論流行病學教授蘇涅特拉·古普塔指出，如果抗體檢測證實了模型結果，英國當前採取的一系列包括關閉學校、暫停聚會、停止大型活動等限制措施，可能會比英國衛生部之前預計的更快結束。
「群體免疫」的討論背後，最原初的動力來自政府。
瓦蘭斯在首次提出這一概念時解釋稱，由於絕大多數新冠患者是輕症，當更多的輕症患者感染病毒後，就會減緩疫情的傳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捲土重來。這一講話的背景則是前一天鮑里斯明確英國的疫情防控進入「延緩」階段，通過拉平曲線來延緩峰值的到來，防止短期內急遽攀升的醫療需求衝垮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
如果不陷於「群體免疫要求至少有60％的英國人，也就是約4000萬人感染」這類文字遊戲，而是仔細考察這一策略的本質，可以發現，在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無論在3月之前還是實行「封鎖」之後的現在，採取的政策都是「群體免疫」的各類變種。
與英國相比，德國的做法更加「穩紮穩打」，並在疫情暴發之初採取了更積極的檢測措施，這得益於德國更發達的醫療體系和針對這類流行病的更充分的預案。但即使相差了1~2周，各國幾乎都在3月中下旬陸續採取了「封鎖」措施，英國從「延緩」進入「遏制」，美國各州開始宵禁，德國採取「三步走」，從攔截、保護到減損。
在促成約翰遜政府政策轉向的帝國理工學院模型中，模型的主要研究人、該校流行病專家尼爾·弗格森提出，雖然與「延緩」相比，「遏制」是當下英國更需要的措施，但關停學校、飯店、娛樂場所並採取社交隔離等措施，雖然會在短期內減緩病毒的傳播，一旦放開，很可能迎來更大的反彈，原因是「沒有形成在足夠的人群中建立起免疫防線」。事實上，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界，對他的這一點判斷並沒有異議。
黃嚴忠指出，這基於同一個認知：「圍堵」病毒的黃金窗口期已經錯過。所有的措施都旨在減緩病毒的傳播，同時減少其帶來的危害，這種危害同時包括對公眾健康和對經濟的危害。即在各種最糟的辦法中選擇代價最小的方案。
德國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指出，從目前的情況看，想把新冠病毒徹底清除，從病毒學的角度來講是非常困難的。新冠病毒傳播力強，總是會在一定範圍流傳，不是依靠人力就能夠完全封住的。在有效的疫苗誕生之前，人們註定要和新冠病毒共處，對這個時間，保守的估計是6個月，帝國理工的模型認為至少要18個月。在陸蒙吉看來，至少是兩年。
愛丁堡大學的流行病學教授馬克·伍爾豪斯對此闡述地更加明確。他指出，目前只有三種出路。第一種是疫苗；第二種是足夠的人感染後建立起群體免疫；第三種是永遠改變我們的行為。第一個選擇，需要等待12~18個月，第二種大概要2年；第三種沒有清晰的終點。
陸蒙吉表示，德國和新冠病毒的長期共處思路是「松一下，緊一下，再松一下，再緊」，病毒的傳播速度和病例數字的增長也就會呈波浪式，一直處在一個可控的水平上，直到大家都有免疫力，才能終結疫情。這個過程中，德國也在通過大數據分析，找到傳播的關鍵點在哪裡，也許能找到防治新冠病毒更好的切入點。
「知道在哪裡要查控得更緊一點，哪個地方可以放鬆。通過這一波兩波的學習，我們可能就跑過病毒了。病毒繼續在流傳，但它不會壓倒我們整個的醫療體系了。」在陸蒙吉看來，這相當於無群體免疫之名，行群體免疫之實。
在帝國理工的模型中，德國「鬆緊相間」的思路被證實是有效的。弗格森指出，這是一種「更加靈活的策略」，在疫情初期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但要設定一個「退出」機制，在ICU的確診患者低於某個「門檻」時，就放鬆管控，當高於「門檻」，就觸發新一輪的嚴厲管控，就像一個「開關」。
他指出，這種觸發機制比持續性的管控措施更加穩健，也可以讓每個地區根據自己的情況靈活調整，比如在美國，可以以州為單位。但他預計，在一年中，至少有2/3的時間要採取嚴厲的管控，直到疫苗出現。
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Sanjeev Sabhlok在接受《科學》雜誌採訪時，將這類辦法稱為「交錯的群體免疫」。他指出，瑞士、以色列、馬耳他和很多東南亞國家目前採取的策略都只是它的變種。英國首席顧問麥德利和澳洲流行病學家托尼·布萊克利也持同樣的看法。後者的一句著名言論是，壓平曲線造成的經濟後果也會致人死亡。
Sabhlok認為，「封鎖」持續時間越長，邊際成本越大。在他看來，「封鎖」讓政府財政收入銳減的同時，還要發錢給窮人，這種雙重打擊使政府無法繼續履行一些非防疫職責，最終還是要納稅人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買單。另外，「封鎖」還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有錢人總會找到更好的避難所。
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估算，「封鎖」會使每個月的GDP減少2％，在全球就是22萬億的經濟損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會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
Sabhlok預言，不久之後，當社會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以後，現在這些空洞的「儘可能拯救所有生命」的言論就會迅速讓位於「讓我們盡己所能去拯救我們的國家」。「現在是時候思考如何結束遊戲。」他說。
3月10日，黃嚴忠在美國國會聽證時就發現，很多小企業已經反映撐不下去。現在，已經又過去了一個月，「封鎖」再持續下去，會引發很多社會問題。
因此，在4月4日的疫情簡報會上，雖然特朗普警告美國人「情況不容樂觀」，並稱死亡人數將在未來幾天達到頂峰，但他仍再度 「重新開放經濟」。他提出，正在考慮成立另一個白宮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重點關注經濟和重新開放國家。他說：「這個國家的初衷不是封閉的。想一想，我們要付錢給不上班的人，這是如何運作的？」
此前，特朗普曾不顧國內輿論反對，希望美國在復活節前重新開放經濟。隨着美國疫情數據的急遽攀升，隨後改口稱「這就是個理想罷了」，並宣布把「社交隔離」措施延長至4月30日。
在英國，在3月23日頒布「封鎖政策」指示，約翰遜政府就強調，每三周會重新評估政策的可行性。到4月13日，正好是第一輪結束，因此麥德利在重提「群體免疫」之後緊接著說，屆時，首相將會作出一個「重大決定」。
迄今為止，英國的「封鎖」政策已經進行了兩周，法、德、美等更早開始的國家，則已經持續了三周。各國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至少要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度過2020年的冬天，社會能否承擔如此長久的大規模管控？
歐盟國家的領導人在3月26日的一次視頻會議上呼籲儘快制定一個「退出戰略」。
王辰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會斷指求存。「這樣將來可能出現一個情況，歐美人群在受了大的損失之後，人群免疫能力就上來了，它可以敞開國門，它不怕的。」他說。
黃嚴忠將其形容為「無心插柳」，「不是有心開花，這不是它們主動選擇的策略。」他還表示，如果歐美國家在未來形成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中國屆時會處於一個很危險的境地，形成所謂的「免疫落差」。他建議，首先要儘快研發出疫苗；其次是一直採取「高築牆」策略，嚴防境外輸入，一點都不能鬆懈，否則中國此前做的一切就會前功盡棄。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英國公共衛生學院榮譽院士高本恩建議，中國應該仔細考慮當第二波疫情來臨時，是否要再次採取封鎖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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