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疫情的可能性有多大？

4月8日，武漢解封；4月22日，全球確診累計超過256萬人；美國的確診人數
以每天30000人左右的速度遞增。專家對於疫情何時結束的預估，一推再推，從4月，到6月，再到跨年，誰也不知道疫情會不會再來一波。

2018年，美國資深急診科醫生傑里米·布朗博士寫下新書《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回顧了百年來，人類與流感的抗爭史。今年3月，書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現在讀來，100年前發生過的所有錯誤和教訓，如今都在重演。

而100年前，人類犯的最大、後果最嚴重的一個錯誤，目前還沒出現，卻尤其值得警惕——忽略了二次疫情出現的可能性。

1918年流感在春天結束時，所有人都放鬆了警惕，沒想到，秋天疫情複發，而這一波的致死率是最高的……

《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的作者傑里米·布朗，是一位資深的急診科醫生，現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緊急護理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Care Research）的負責人。

2年前，他在書裡預言：「我們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但我們可以確定它會發生。如果不早做準備，那我們將會面對一個頗為艱難的局面。」

現在，新型冠狀病毒來了。截至4月9日，全球累計確診超過150萬人，累計死亡超過8萬人。隨着中國疫情的逐步控制，大家開始擔心海外的輸入型病例。

二次疫情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們可以以1918年大流感作為參考。

1918年流感：第二波流感最致命

1918年的流感，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全球性流感，導致全球5000萬至1億人喪生，美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從原來的51 歲降至39 歲。

很少有人知道，1918年的流感其實跨越了3個年頭。爆發、消退、又爆發，又消退，再爆發，再消退，一共3次，直至1920年的春天才徹底結束。

在每一波病毒「假意」的消退後，人類都天真地相信了。第一次，英國一家報紙說：「流感已不再對人類構成威脅。」第二次，法國的媒體高喊：「流感像德軍一樣潰敗了」。第三次，病毒終於沒再開玩笑。

為什麼會出現第二波和第三波爆發，目前還沒有定論。傑里米·布朗在書裡寫道，或許是病毒發生了變異，變得更致命了，或許是秋天人們貼得更近了。無論如何，另一波流感開始了，這一次是最致命的。

有關第二波流感的爆發，最早的一篇報道來自美國的德文斯營地，疫情從1918年的9月8日開始。每天有90名患者來醫務室看病，後來變成每天500人，1000人……一張床挨着一張床，一排接着一排。一個營地徹底變成了太平間，有專門的火車來運走死者，連續幾天都沒有棺材。

一個醫療兵在信裡寫道：「這比戰後法國的衰敗場景更加凄涼。」當這一波流感在1919年的春天消退的時候，美國平民和醫護人員的死亡人數達到了67.5萬。

因為戰爭的大規模軍隊運輸，流感再一次傳遍了歐洲。巴黎關閉了學校，但劇院和餐廳卻沒有停業。德軍也深受其害。

英國則採取了「保持冷靜，繼續生活下去」的應對方式，政府和媒體都對流感避而不談，防止削弱士氣。醫生的建議也非常隨意：戴上小口罩，吃得好點，喝點葡萄酒。最後英國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過22.5萬人死亡。

接下來是澳洲、西班牙、新西蘭、日本以及整個非洲國家。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難，全世界共有5000萬至1億人因流感而死。

大流行病產生的影響超出想象

同為冬季病毒，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真的會像最初估計的那樣樂觀，到春夏就結束嗎？

張文宏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原來我們預估疫情於4月份結束，後期再拖個尾巴，全球6月份也能結束。但現在整個歐洲出現了不可控的情況，疫情在今年夏天結束的概率就很低了。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提出的『群體免疫』。推算一下，周期基本上會到跨年……誰也不知道疫情會不會再來一波。」

即便病毒走了，它所產生的影響也不會輕易放過人類。

經濟學家道格拉斯·阿爾蒙德，分析了1918年前後的三大群體：自嬰兒時期就接觸到疫情的群體、在母親體內就接觸到疫情的群體、根本沒有接觸到疫情的群體。

與其他兩個群體相比，在母體裡就接觸到疫情的群體，完成高中學業的可能性降低了5%，收入也少了近10%，到60 歲時患心臟病的概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0%。

有學者指出，1918年流感甚至間接造成了中國的五四運動和20年後的二戰，改變了整個世界格局。

當時一戰結束後，各國的首腦聚到凡爾賽和談。實際操縱會議的只有三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

法國主張制定的《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十分苛刻，不僅要割領土、人口、礦產，也限制軍隊數量，不許有潛艇、主力艦、飛機、坦克等武器，還要賠款113億英鎊的黃金。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原本對上面的條款是不贊成的，認為過度懲罰德國會適得其反。

但沒想到的是，在1919年4月抵達巴黎後不久，威爾遜便染上流感。高燒、咳嗽和腹瀉甚至讓他動彈不得。在後來重要的談判中，他突然放棄了之前堅持的全部原則，認可了「德國賠款，並承擔發起戰爭的全部責任」的說法。

而在最終簽訂的《凡爾賽條約》裡，還包括中國山東的德國租借地和太平洋部分島嶼划給日本的條款。消息傳到中國，引發了國內的強烈不滿，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過於嚴苛的賠款條約，導致德國經濟崩潰，隨後便有了納粹，和後來的二戰。

疫情過後，我們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

對於這一次疫情產生的影響，美國《外交雜誌》寫道：「與柏林牆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閉（編者註：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在2008年倒閉）一樣，新冠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其深厚的後果我們今天僅能開始想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在文章《眾所周知，全球化將走向終結》中提出，新冠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世界幾乎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

國際勞工組織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將在2020年第二季度，對全球1.95億全職員工產生深刻影響，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導致全球2500萬人失業。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接受採訪時說：「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疫情的蔓延造成的恐慌……2008年金融危機時，全球治理還是比較穩固的，中美又有聯手應對危機，但現在中美不太可能合作……一旦全球經濟進入到衰退期，這個衰退期會比較長。」

人類正面臨的全球危機，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危機。

人類很難吸取歷史的教訓。

在中國付出了封城、停工的代價，逐步控制病毒傳播後，一模一樣的劇情又在國外上演。

2月28日，世衛組織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風險級別上調至「非常高」。但一直到3月10日，才有第一個海外國家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城。

「美國錯過了有效防止疫情的黃金時間。」3月30日，美國得克薩斯州神經外科協會主席黃海濤，在接受電話專訪時說：「特朗普對於疫情一直不夠重視，覺得是個中國的問題。同時，美國的老百姓對國外的事情一直都不關心，這是美國的常態。」

有人問，為什麼其他國家不吸取中國的教訓？但其實，作業不是那麼好抄的，人類也從來沒有學會過抄作業。

回顧1918年的流感，現在的新冠肺炎爆發就是歷史的重演。希望至少在二次疫情的問題上，人類能做得好一點。

流行病的大傳播，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1918年流感爆發的時候，人類最大的弱勢在於，還不知道有「病毒」的存在。在不知道敵人是誰的情況下，自然就沒有對應的治療方式。於是放血、灌腸、貼樹皮、喝水銀，成了當年最先進的手段。

但隨着1933年，人類首次找到流感的元兇——病毒。很快，我們學會了培養病毒、殺死病毒、製作疫苗，甚至掌握了1918流感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碼。

這一次中國科學家很快確定了元兇就是冠狀病毒，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就確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1月5日分離得到病毒毒株。

1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收到中國分享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全世界的實驗室可以一起尋找治療方法和疫苗，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中國甄別病原體的速度是創紀錄的。

除此之外，我們有了現代化的醫院、ICU和醫學專業的細分。一個病人從確診到治療，背後是一個完整的團隊。當病人心肺衰竭的時候，甚至有人工心肺技術給他最後的生命支持，做最後一搏。這在100年前，是無法想象的。

即便如此，疫情還是發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在對抗流行病所需要的種種環節裡，醫學的發展似乎成了最簡單的一環。流行病的大傳播，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100年前犯過的錯誤和教訓

1918年流感的大爆發，和政府隱瞞實情、媒體撒謊，脫不了干係。

1918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反煽動叛亂法》，法案規定：凡「散布、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最高處罰金2萬美元及最長20年刑期。

在這樣的環境下，任何對流感的預警，都可能被按上「散播消極論調」和「破壞戰爭勝利氣氛」的罪名。

美國的公共衛生官員開始隱瞞流感爆發的真相。紐約市公共衛生部長宣稱，報導中的大多數流感患者是得了其他支氣管疾病，不是西班牙流感（1918年流感也稱「西班牙流感」，但這種命名方式並不可取）。

新聞媒體也在撒謊。在阿肯色州，當時某醫院一下接收了8000名生病的士兵，臨時床鋪都搭滿走廊了。而在11公裡外的小石城，報紙上的頭條是這樣寫的：「西班牙流感只是普通感冒，癥狀也是發燒和打寒戰。」

100年前，兩座城市採取了不同的防疫策略，效果全然不同，而今天我們學起了最差的那個。

這張1918年流感的曲線圖你可能會覺得熟悉，它的橫坐標是自流行病第一例開始後的時間，縱坐標是每10萬人的死亡人數。政府的有效干預、控制，可以使這個曲線變得更加平緩，峰值將會更晚到達，病例數也會明顯降低。

實線是費城，虛線是聖路易斯。

費城完全沒把流感當回事。1918年9月28日，在費城的醫生們多次警告的情況下，為了賣戰爭債券為一戰籌款，費城舉行了一場浩浩蕩蕩的遊行，超過10 萬人參與。遊行剛剛過去兩天，每天就有100 多人死於流感。6周時間裡，超過1.2萬費城人死去。

而在聖路易斯，在發現首例病患的兩天後，該市關閉了學校、操場、圖書館、法庭甚至教堂，有軌電車的使用被嚴格限制，超過20人的公開聚會被禁止。最後疫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

100年前，在付出了5億人感染流感的代價後，我們終於知道隔離和口罩的重要性，但現在依然重蹈覆轍。

2020年1月31日，意大利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但在2月26日，一個意大利議員因為戴着口罩參加會議，受到其它議員甚至議長的冷嘲熱諷。這個議員最終忍不住，摘下口罩說：「“我去過意大利北部的三個疫區。你們覺得我戴口罩好還是脫了好？」說完，他怒摔話筒。

2020年2月27日，一個名叫Insider的機構調查了1051名美國成年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新冠肺炎對自己的生活影響「不那麼大」或「完全沒有影響」。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採取任何措施，不會考慮取消旅行計劃、不儲備食物和藥品、也不會洗臉和洗手。

「對於我們一家來說，新冠肺炎病毒與流感病毒差不多，我們相信自己的常識、良好的醫療體系，像平常那樣生活。」一個受訪者這樣說。

抗擊流行病，和錢有關。光靠市場這個隱形的手，還遠遠不夠。

傑里米·布朗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療史》裡寫道，即便有一天，我們能夠預測流行病爆發的時間了，但作為急診醫生，他依然不知道能有什麼用。

「如果根據預測，流感季在一周內達到峰值的概率為80%，我又能做些什麼呢？根據預測來增添醫院人手，或是增加額外的設備嗎？」

他指出，這個想法本身很好，但付出的代價卻非常高昂。醫院應該取消哪些手術，以便給可能根本不會來的流感患者，留出重症監護室的床位？許多急診科已經在以最大負荷運行，沒有太多額外空間來擺放更多的病床。

「這麼做，就相當於要求一架飛機，為有可能根本不會出現的乘客，空出好幾排位置。」

當市場機制無法促進流行病防治時，這便需要政府出面布局，從戰備物資的準備和調配，到疫苗的持續開發……

但政府的資金經常被用於更緊迫和更有形的災難上，比如洪水或地震。一場流行病結束后，人們會緊鑼密鼓地籌備，以防下一次，但如果沒有大規模捲土重來，資金就被用於其他領域——直到發生另一場流行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說：「比爾·蓋茨在TED演講時提到，全球面臨的最大的威脅不是核武器，而是病毒和超級微生物。

這就表明，將來我們的公共醫療要有足夠的應對儲備，我們的企業在庫存上面也要增加，這就相當於買保險，或許大多數時間，較高的庫存代表了成本，但是沒有辦法。」

在疾病前頭加上國家名，這個「傳統」我們延續了100年。

這次的疫情發生之初，我們把新冠肺炎稱為「武漢病毒」。武漢封城後，很多此前離開武漢的市民變得無家可歸，但外省的酒店視他們如瘟疫，拒不接待，甚至發展到使用武漢歸屬地的手機號碼、開鄂A車牌的車都會被遠離的地步。

其實在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就發布了新的疾病命名指南：「避免冒犯任何文化、社會、國家、地區、專業或民族群體」，特別建議不要用國家給疾病命名。這樣的污名化，其頑固程度可能超乎想象。

我們現在都知道，1918年的流感最後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當時所有國家對疫情避而不談，而西班牙是戰爭中立國，所以媒體可以自由報導新的流感疫情。這讓大家覺得，這種疾病就是從西班牙傳播的。這個鍋，西班牙背了100年，直到現在都沒有徹底澄清。

100年前，我們就知道病毒無國界，而現在我們還在各自為戰。

1918年大流感發生時，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都實行了軍隊審查制度，對於自己國家的疫情，都採取封鎖消息的方式。以致於對疫情沒有一個大局的觀察，普通民眾更是無法充分了解真實的情況。

法國《晨報》在1918年7月6日的報導中，將流感說成法國新的「同盟軍」，因為它對本國人仁慈，對敵人兇狠，重創了德國軍隊：「我們的士兵英勇戰勝了流感。但是對面戰壕裡，德國人損失慘重。」

《人類簡史》的作家尤瓦爾·赫拉利在《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中提到，在危機時刻，我們是選擇民族主義孤立，還是全球團結，這將影響未來的世界。

風暴終將過去，人類也將繼續存在，但未來我們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中，由每一個選擇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