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與疫病作鬥爭的歷史。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抗疫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古人如何應對疫情？其實，老祖宗面對疫情也頗有一套。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
一、歷史上的疫病概況
幾千年來，人們對各種瘟疫的抗擊始終沒有間斷，其中隔離傳染源、施救有效藥物、保持環境衛生、佩戴口罩等，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中國傳統醫學經典的《黃帝內經》提到，抗禦「疫癧」入侵的同時很重要的是「避其毒氣」，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中醫認為：「肺朝百脈，司呼吸」，「肺開竅於鼻」，鼻是人體重要門戶。「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溫熱傳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統。《黃帝內經》並記錄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們應該在發病之前加強預防，或者在發病早期及早治療，治療後防止復發。
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不完全統計，中國歷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東漢末年，桓、靈、獻三帝共70年，比較大的疫病流行就有16次之多，其中好幾次是全國性的大流行，死人不可計數。疾疫流行時，連帝王大臣也不能免。隋唐五代時期，帝王、宰臣之類高級統治者染上疫疾的事情經常可以看到。明清是疫病最高發的時期，單萬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了山西、河北500萬人的死亡。
中世紀鼠疫、霍亂流行時，當時醫生外出就診，往往會佩戴一種鳥嘴面具，內部藏有被認為可以凈化瘟疫的香料和草藥。歐洲基督教徒們認為，人感染疾病，是因為惡魔附身而導致的，鳥嘴的口罩裝扮，再加上醫生的一席黑袍，也有恐嚇惡魔的含義。
《清史稿·災異志》則記載，清初到同治末年230年間，有疫年份為101年。康熙帝之所以能繼承皇位，儘管與他的聰穎及品格有關，但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天花傳染病。當時天花泛濫，皇子玄燁被感染，但後來得以痊癒。深受順治帝信任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認為：應立已出過天花的玄燁為繼承人，因他對天花已有終身免疫力，可免其再遭不幸。這才有了歷史聞名的康熙大帝。
為什麼官員最害怕被貶謫到嶺南？因為在古代那裡瘴癘橫行。韓愈、柳宗元等曾被流放到嶺南。被流放到這裡的官員，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計其數。作為文明發達較早的國家，我國很早就有抗爭疫病的經驗，有很多經驗至今仍是有效方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風俗傳統、城市發展與建築形態都受到了深遠影響。
二、公共防治
簡單來說，古代的公共防治措施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是落實防疫責任
據湖北出土竹簡顯示，最早在戰國時期，就已規定：瘟疫要逐級上報；對可疑病例要進行調查。雲夢秦簡記載，凡賓客入秦國都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以防馬身上存在未被消滅的寄生蟲。用火熏燎的方法是歷史上延續最久的防疫風俗之一。
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北宋時期，開始有專門針對瘟疫防治的政府醫療機構，運用草藥、針灸等方法積極治療。
二是進行慈善救助
早在南北朝時期，公元5世紀末6世紀初，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倉賑災，他還與文惠皇太子蕭長懋一起，「立六疾館以養窮民」，專收疫病貧困不能自立者。「六疾館」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慈善機構。在唐朝，用來布施貧病孤老的「悲田養病坊」遍及各地，早期靠佛教信眾的奉獻和寺院自有田產的收入，後來朝廷介入，由國庫提供糧食、救災雜物等資助。這一疫病慈善機構影響深遠，五代的「悲田院」、「養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濟坊」，金代的「普濟院」，明清的「養濟院」等，都受到了“「悲田養病坊」模式的影響。
三是進行環境治理
古人知道「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的道理，對環境治理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我們的老祖先很早就掌握了採用深埋和土層過濾處理污水的方法，治理環境以防治疫病，如《左傳》成公六年（前585年）記載：「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漢代疫情嚴重，有很大原因是與漢長安城地下水污染嚴重有關，水質變得咸苦，不適宜飲用。
這是隋代放棄沿用漢長安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宇文凱的精心選擇和設計下，隋代將都城新址選在漢長安城東南10公里龍首原以南，同時，開龍首渠、永安渠、清明渠等，引水入城，解決居民用水問題。
由此可見疫病災害的發生，與水源密切相關，城市污水必須要經過排污處理，變成「中水」後，才能排放到河裡，否則容易導致病菌傳播。因此中國古代每逢亂世或者朝廷權威不足時，就容易爆發瘟疫爆發，因為防疫措施得不到落實。這一點對於古代都城的選址和遷移影響重大，從古代西安與洛陽城的發展即可見一斑。到了唐代，為防止雜物淤積排水溝和滲井污染地下水，唐人已經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對污水進行簡單的處理。據報道，1955年在西安北郊發掘出一段唐代排水溝，屬於地下暗渠，每隔一段安裝一組閘門，第一道閘門由鐵條組成，用於阻隔大型污染物；第二道是鏤孔的鐵板，且在第二道閘門處發現大量石灰碴、殘磚瓦和骨頭等，用於阻隔小型污染物。在通過滲井排放污水時，唐人也在滲井底部增加過濾層，以過濾生活污水，例如在大明宮太液池的滲井填土中，發現部分夾雜有磚瓦殘塊、灰燼和白灰渣。
北宋非常重視飲用水的衛生，主要集中在對水井清潔和安全的維護上，比如臨安以西湖水作為飲用水源，朝廷不斷針對湖水潔凈問題頒布嚴格的禁令。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當時泉州的臭水溝，而發文《開溝告諸廟祝文》，稱「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隨後便組織清理。
不過在江南很多地方，有着在河中刷洗馬桶的習俗，至今仍然存在，這使江南的河水經常會受到糞便的污染，在這種情況下，在江南疫病的傳染中水傳播的方式顯而易見。在本次疫情中，專家們的研究已經表明，新型冠狀病毒可以通過糞口傳播，防止陋習造成的水污染更成為重中之重。
四是隔離病患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是阻斷疫情擴散最有效的預防措施。《周易》中便有記載，「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即是說，若身體抱恙，應主動隔離，避免傳染給朋友。
中國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根據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訊丙，辭曰：『以三歲時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無它坐。』令醫丁診之。」就是說：鄉里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當於現在的鄉長。）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根據疫情派醫生檢查治療，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忽視，並對相關人員採取隔離措施。《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中，首次出現「癘所」一詞。「癘所」就是隔離區。《睡虎地秦簡·毒言》還記載，知情者和家人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漢代隔離治療更加完善，《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代還設立了「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魏晉時期已有病人隔離制度，南朝時設立的「六疾館」，既是慈善機構，也擔負專門收治隔離病人的功能宋朝從制度上規定了發生疫病時的隔離措施，比如「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當時人譏諷為行為「不仁」。
在盛唐時期，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後來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都是樣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明朝時，各州、府、縣普遍設立惠民藥局，抵禦重大疫病的能力大為增強。
一旦出現疫死者，屍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作何處理呢？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餘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南史·梁武帝紀》)。這方面仍以宋朝處理得較好。在宋代，官方每於災害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願者，凡掩埋屍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宋史·五行志》)。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屍體。宋代以後，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三、藥食衛生
保持環境衛生，對於防疫是至關重要的。我國很早就重視環境衛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掃」（大掃除）的記載，《禮記》、《治家格言》、《周書秘奧造冊經》中均強調了要保持居室清潔衛生的習慣，同時指出屋宇乾淨就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
我國古代傳統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煙蒸洗。熏煙防疫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周禮·秋官》記載有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蠱防病的方法，「凡驅蠱，則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而根據出土的竹簡我們可以看到，秦時期，凡入城秦國，其車乘和馬具都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掃火燎防疫圖」，描述了殷商時代以火燎、煙薰方法來殺蟲、防疫的情景。兩漢時期是古代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博物志》中特別講到有一次長安大疫，宮中皆疫病，漢武帝焚燒弱水西國所貢香丸一枚「以辟疫氣」，「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余日，香由不歇」。《傷寒雜病論》中就詳細論述了多種傳染性疾病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治療方法，熏香便是其中的一種防抗和輔助療法之一。使用以具有芳香氣味的中藥組方，可達到預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宮廷還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種史料和醫藥典集中最為常見的驅瘟防疫的方法。空氣消毒藥方的出現則在晉代，東晉醫家葛洪（283-343年）提出了中國古代最早的空氣消毒藥方。他認為通過熏燒藥物的方式，可以預防疫病。「《肘後備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氣消毒法：用以雄黃、雌黃、硃砂等為主的空氣消毒藥物製成太乙流金方，虎頭殺鬼方等預防傳染病的方劑……」。其後，唐代孫思邈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防疫方法。明代李時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這個方法在清代也有記載，賈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諸方》說：「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很多飲食習慣也與預防疫病有關。比如從南北朝到宋朝，歲首都要飲屠蘇酒來消除疫氣，據說屠蘇酒的配方出自華佗；江南由於多瘴癘，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這裡就養成了食檳榔來防瘴的習俗，如唐劉恂的《嶺表錄異》就有「檳榔祛瘴癘」的記載；北方地區在冬至或大年初一講究吃餃子，據說就是為了避除瘟疫。東漢末年瘟疫盛行時，醫聖張仲景在冬至那天，將祛寒藥材用麵皮包成「嬌耳」，向窮人舍葯治傷。這就是餃子的雛形。唐代時，餃子被稱為「湯中牢丸」，1972年新疆吐魯番唐墓中出土的1300多年前完整的唐代餃子，形狀和現在的餃子已毫無二致。
宋代十分重視醫學，清人評價說：「有宋一代於醫學最為留意。」這一時期，上自皇帝，下及一般士人，多數都通醫理醫道，比如北宋9個皇帝中，至少有5個熟悉醫學，因此宋代在醫學典籍校正、醫政制度和防疫方面都做有很大成就。
前世很多醫學名著，如《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都在兩宋時期重新校訂頒行。在先秦時代，人們普遍將疫病視為瘟神作祟或者陰陽失調所致，直到宋朝提出「病氣說」，人們對疫情的認識開始有了質的飛躍。
宋人非常重視疫病預防，一是極其注重飲食、飲水衛生，當時飲用開水是很平常的事，並已開始採用煮沸的消毒方法，這對傳染病的預防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人也講究個人衛生，養成了勤於沐浴的習慣。比如王安石不好沐浴，身上長虱子，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好友吳沖卿深知沐浴的重要性，和王安石、韓維三人相約，定期去公共澡堂沐浴更換新衣，這讓王安石個人衛生大為改觀。
當時用澡豆、肥珠子等去污用品已經相當普遍，類似於今天的肥皂，可以抑制病菌的滋生和繁殖。到了南宋，公共浴堂的生意相當可觀，杭州約有3000多所營業澡堂，有了自己的行會組織，被時人稱為「香水行」。
宋人還養成了在吃飯、祭祖、觀花等事先認真洗手的習慣，比如南宋所繪的《盥手觀花圖》就反映了這一風俗習慣。
13世紀，在皇宮中，為了防止粉塵和口氣污染，皇帝命令宮廷中人用蠶絲和黃金織成的絲巾遮蓋口鼻，這就是最原始的口罩。不過當時口罩只是用於宮廷。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記載：「在元朝宮殿裡，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這些衛生習慣都有利於傳染病的預防。
面對疫情，有效的藥物必不可少。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就《傷寒雜病論》一書（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醫所說的傷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書中提出的治則以整體觀念為指導，調整陰陽，扶正驅邪，還有汗、吐、下、和、溫、清、消、補諸法。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劑。據統計，《傷寒論》載方113 個，該書對於後世方劑學的發展，諸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的原則等都有着深遠影響，而且一直為後世醫家所遵循。其中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蟲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疽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葯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專業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還有不少，其中有些藥方值得後人認真總結和繼承。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現在許多仍然在應用的中醫救疫名方，如吳又可的達原飲、葉天士與吳鞠通的銀翹散、余師愚的清瘟敗毒飲、楊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創製的解毒活血湯等。
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見最早、最完整的古醫方專著。全書達一萬字，抄錄於高約24厘米、長450厘米的長卷之後。它詳細記載了醫方283個，藥名254種，涉及內科、外科、婦科、兒科和五官科等103種疾病的治療醫方。帛書所記的醫方中，均以用藥為主，包括外用、內服等法，此外還有灸、砭、熨、熏等多種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西漢初期以前的臨床醫學和方藥學發展的水平。
佩戴口罩能阻擋細菌、病毒、灰塵和有害氣體侵害與傳染，而且簡便易行。古時候，宮廷裡的人為了防止粉塵和口氣污染而開始用絲巾遮蓋口鼻，如《禮疏》載：「掩口，恐氣觸人。」《孟子·離婁》記：「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衛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後來有人就用一塊絹布來蒙口鼻。
在中國，3—8 世紀時流行一種叫做羃䍦（milí）的出行帽子，主要用來遮蔽容貌及身體，以避免路人窺視，文字記載最早出現於晉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時主要為婦女使用。唐代從武則天統治時期開始，婦人出行開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而流行起來的，具有短小、輕便的特點，長僅至頸部，面部也能稍微顯露，帷帽的帽裙由紗網製成，不僅具有透視的功能，還可是遮陽蔽沙，且具有衛生防護效果。
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來，墓室壁畫中，宮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掛着一圈長絲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衛生防護功能。
宋代宋慈《洗冤集錄》記載：用麻油塗鼻，或作紙攄子油，塞兩鼻孔；仍以生薑小塊置口內。遇檢，切用猛閉口。恐穢氣沖入。這是講驗屍官驗屍時必須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書中記載的方法與現代醫用口罩防護觀念相同，馬可·波羅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記述他生活在中國十七年的見聞。其中有一條：「在元朝宮殿里，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這樣蒙口鼻的絹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明代中國醫學思想的進步體現之一就是溫病理論的逐步成熟，口鼻傳病觀念明確化，明代醫學家萬全《萬氏醫書》提出用雄黃點入鼻竅，阻隔疫病於口鼻之外。這不是口罩，但意識到了呼吸傳染。明末大鼠疫中，吳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雜氣（戾氣）致病說，突破了先人成說。吳提出戾氣自口鼻進入人體，對鼠疫防範提供了可操作的規範。
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與疫病一直是共同存在的，疫病改造着人類的行為、歷史進程、城市面貌和文化風俗。如同畢淑敏在《花冠病毒》中所寫：「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在地球上，面對微生物，人類更像是客人。」人類無法消滅病毒本身，因此所謂的「戰勝病毒」，不如說，人類和病毒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平衡與和諧。期待這一天早些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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