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6日，「賭王」何鴻燊逝世，享年98歲。作為澳門標誌性人物，何鴻燊家族及其生意，均與澳門息息相關、關係深厚。這位叱吒港澳、名揚海內外，影響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敵國而出名，也因經營具有爭議性的博彩業，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備受關注。
2019年的《家族企業》雜誌曾刊發由香港中文大學全球中國研究項目聯合召集人、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鄭宏泰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的《何鴻燊的百歲人生與家族傳奇》3篇系列文章，全文約3萬字，以下為原文。
何鴻燊的百歲人生與家族傳奇（上）
挫折下的復興
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東) 的名聲、地位、人脈關係及道德資本等曾為何鴻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親的一走了之與家道中落的挫折，從某個角度看又可能是激發何鴻燊上進的極重要因素。
2019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而再過一年多的2020年11月，便是被譽為「賭王」的何鴻燊的百歲大壽。何鴻燊可以說是澳門的標誌性人物，無論家族還是生意，均與澳門息息相關、關係深厚。這位叱吒港澳、名揚海內外，影響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敵國而出名，也因經營具有爭議性的博彩業，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備受關注。
對於何鴻燊的傳奇人生，及其家族的故事，儘管常有報道，學術與半學術的研究和分析也為數眾多，但總是難以令人滿意，不是太過流於表面、欠缺分析，就是出現資料不全、觀點偏頗等問題。
事實上，何鴻燊應該是家族發跡後的第三代。何鴻燊出生於香港的巨富家族，他的父親何世光渴望擺脫父蔭色彩，能夠比上一代更成功，結果卻落入了別人的圈套。不但掉進「輸身家」的險境，更是不得不避走他鄉，這也影響了何鴻燊的人生路。幸而何鴻燊日後力挽狂瀾，讓家族東山再起，而何鴻燊能夠中興家族的關鍵，除了他個人的膽色與才智外，家族的人脈關係也不容忽視。在眾多財富家族富至二三代時不幸滑落，然後卻能中興，甚至締造出繁盛景象的例子中，何鴻燊的故事無疑最受關注，也頗具參考價值。
本文我們從家族綜合發展與內外關係交織的角度，一來勾勒何鴻燊家族和企業的發展歷程，尤其說明發財致富的關鍵所在；二來梳理不同層面家族內外關係的互動，闡述網絡資本的重要性，從而找到那些成就何鴻燊傳奇的原因。
買辦家族的崛起
單從外貌，不難看出何鴻燊是歐亞混血兒，這是香港開埠后華洋交往頻仍的結果。儘管當時的英國殖民統治者採取種族主義政策，視自己為優等種族，在華洋之間豎立藩籬，但畢竟無法隔絕男女接觸交往。
歐亞混血兒誕生後，由於受到華洋社會排擠，成長與教育自然強調現實和生存，不奢望寒窗苦讀能考取功名，而是進入強調實用與西式教學的學校接受教育，這讓他們可以掌握中西兩種語言和現代社會的基本知識，日後成為溝通中外的中介者—買辦。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下，最先崛起且能迅速致富的，就是這些歐亞混血家族。何鴻燊的祖父何福，與祖伯父何東、祖叔父何甘棠等人，便是在那個環境下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屬於歐亞混血群體的第一代買辦。
何鴻燊的曾祖父是歐洲人，名叫何仕文 (C.H.M. Bosman)，他在香港開埠不久後，就遠渡重洋來到東方經商，與華人女子施氏生下被形容為「無根一代」的何東、何福等混血子女 (Smith, 1983)，但卻因為沒有婚姻關係，他離開之後，留下子女由施氏獨力照顧。母子相依為命，一眾混血子女無論行為舉止、語言思想等與一般華人無異，長大後更因被母親送到剛創立不久的西式學校 (皇仁書院) 求學，成年後因緣際會下走上了買辦之路 (鄭宏泰、黃紹倫，2007；Ho, 2010)。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因混血兒受到華洋主流社會排擠和歧視，他們只能組成自己的群體，而且大多只能在自己的群體內通婚，加上他們大多入讀皇仁書院，所以形成一個糾纏重疊的網絡(Hall, 1992)。
所謂買辦，是指受聘於洋行，代為負責一切對華事務，包括管理華人員工、與中國政府接觸交往，甚至搜集商業情報、交收貨款及銀元匯兌等等的人士。他們在角色上具有「既仆又主」的特質，其收入不只是薪酬、傭金，更有不同層面與生意往來關聯的隱性收入。
更具體地說，由於買辦是不同種族、群體及生意的中介者，在那個語言不通、資迅不暢、阻隔重重的年代，他們往往能夠在明在暗或是直接、間接地獲得收入，迅速致富。何東、何福等人能夠在香港開埠不久躋身買辦行列，尤其能成為英資龍頭洋行—渣甸洋行 (Jardine, Matheson and Co，即後來的怡和洋行，渣甸洋行日後重組核心業務，以怡和洋行的名字經營，下文一律以後者稱之)—的買辦，令他們在19世紀80年代迅速致富。
自何東、何福擔任怡和洋行買辦致富後，他們就安排其子侄、姻親及其他混血兒到不同崗位或不同洋行中擔任買辦，同時自己又經營不同生意，開闢財源，形成一個環環緊扣、互相依靠，而且一榮俱榮的買辦及營商網絡。
這個買辦家族的核心，當然是何鴻燊祖父、祖伯父、祖叔父三人，他們先後以「兄退弟上」的方式輪流出任怡和洋行總買辦一職，緊緊握着英資大行的核心業務 (Zheng and Wong, 2010)；外圍則由其他家族成員、姻親與混血兒等構成，他們分掌不同部門或是擔任不同洋行的買辦：如何鴻燊的外祖父羅長肇及姑丈張沛階是怡和洋行助理買辦、父親何世光及叔叔何世傑為新沙遜洋行買辦、其兄何鴻邦是滙豐銀行買辦、伯父何世榮與何世儉為滙豐銀行買辦，叔叔何世耀及何世華為有利銀行買辦；至於姻親，如姨丈公黃金福出任香港九龍貨倉買辦、表舅公謝詩屏任大西洋銀行買辦、表舅父謝家寶則出任日本郵船公司買辦等。整個家族構成一個生意無孔不入、人脈網絡四通八達的圈子，緊緊地控制了香港商業與經濟的命脈。
事實上，這個家族的成員，不只擔任多家實力雄厚洋行的買辦，還因應不同業務需要，獨資或合夥創立多家公司，從事貿易、鴉片 (雖然當時鴉片屬於合法專利行業，但社會仍視之為偏門生意)、食糖、航運、銀行及物業地產等生意，左右逢源下，家族財富不斷膨脹，祖伯父何東更成為了香港首富，祖父及祖叔父等自然也身家豐厚，成為當時香港一個財雄勢大的家族（詳見《家族企業》雜誌2019年2/3月合刊《何東家族的華洋合一與政商兩和》。
更加不容忽略的是，何鴻燊的祖父何福在1913至1924年間獲港英當局垂青，被委任為定例局 (類似今天的立法會) 議員，這是當時極少數能參與政治的華人，地位極為顯赫，也為家族帶來更大影響力。何福之後，祖伯父何東的女婿羅文錦不但擔任立法會議員，更出任行政會議員，政治權力更大，進一步說明何鴻燊家族的財雄勢大，這在當時的香港實在無出其右。
父輩貪念入騙局 家道中落
1926年，祖父何福因病去世，享年63歲。何鴻燊當時只有5歲，尚未進入學校接受正規教育。何福去世後，名下財產由一眾兒子均分 (見何鴻燊家族樹圖)，何鴻燊父親何世光自然也分得一份。何氏家族自19世紀80年代發跡致富，到了20世紀20年代何福去世時分家，已經歷了接近40年的富貴。由於何福所生子女眾多，分家後各房的財產自然「相形見絀」，少了很多。儘管如此仍是身家豐厚，一來分得的財產數目其實不少，二來各有生意，三來更有買辦工作。可惜，這種局面維持沒多久，便因何世光一時貪念而陷於困局，影響了何鴻燊的人生。
何福一脈分家後的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國際經濟大環境惡劣的影響，無數香港中小企業陷於經營困難之中，作為香港龍頭企業的怡和洋行也難獨善其身，呈現外強中乾之勢，因此牽動了家族與洋行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說法是，怡和洋行眾大班眼見公司業務發展停滯，而擔任買辦的何氏家族卻從不同生意與投資中獲利豐厚，非常眼紅甚至滋生了猜忌，懷疑何氏眾人欺上瞞下，暗中「吃掉」公司利益。據說，就是在洋行眾大班對何氏的不滿與不信任下，主導了一場「怡和股票騙局」，令何鴻燊父親何世光在這場被稱為「天仙局」的騙局中「傾家蕩產，家道一夜之間衰落」(冷夏，1994)。這種現象當時在其他洋行中也有出現，例如太古洋行的大班，便懷疑其買辦莫氏家族吃掉利益，雙方曾因此在二三十年代鬧出糾紛，最後要莫氏家族「賠償」洋行損失 (張仲禮、陳曾年、姚欣榮，1991)。
綜合各種資料，這場「騙局」發生在1932年，當時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和叔伯們 (何世耀和何世亮) 均為怡和買辦。某日，何世亮進入洋行大班的辦公室討論公事，但辦公室內空無一人。何世亮「意外地」看到怡和洋行大班的私人信件，內容與怡和洋行股票內幕有關，從日後發展估計，他看到的內容，應是怡和洋行內部決定大量注資，購入公司股票。這意味着公司的股價將會出現大幅上揚 (冷夏，1994)。
何世亮如獲至寶，覺得是個發財的大好機會，於是便與感情較深厚的眾兄弟—身為滙豐銀行買辦的兄弟何世榮 (自幼過繼給何東)，以及同在怡和洋行任買辦的何世光和何世耀商量，決定傾囊買入怡和洋行股票，甚至不借舉債，以待股價上漲後獲取暴利 (鄭宏泰、黃紹倫，2009)。然而，當他們傾盡家財大量吸納怡和洋行股票後，卻發現股價不但沒有如期上升，反而江河日下，之後更發覺那封信原來是怡和洋行精心策劃的假文件，故意讓何世亮看到，引誘何氏兄弟買入怡和洋行股票，轉移洋行經營不善帶來的損失，而怡和洋行股票急跌則令何氏兄弟在這場投資中負債纍纍。
結果，由於不堪債務，何世耀一病不起、含恨而終；何世亮自尋短見，在家族位於大潭水塘大宅內吞槍自盡 (Hong Kong Telegraph, 1933)。至於何世光雖拋售名下物業，但仍資不抵債，最後選擇遠走他鄉。據說他帶着部分子女逃往越南西貢，只留下太太及何鴻燊等年幼子女在港 (冷夏，1994；林中美，2001)。相對幸運的是何世榮，因為他並非怡和買辦，加上參與角色不重，又有何東默許承擔債務，因而避過一劫 (鄭宏泰、黃紹倫， 2009)。
何鴻燊父親及叔伯等因為一時貪念掉進困局，導致家道中落，甚至賠上性命，給家族帶來了巨大衝擊，而何鴻燊一房受事件拖累，生活出現重大轉變。事件對他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有多種說法，有人指他們的生活直墜谷底，也有說法指他們一房雖然生活水平已與過去有了天壤之別，但仍能過着豐裕生活。較合理的推測應是「爛船還有三分釘」，畢竟何鴻燊的祖伯父何東仍是當時的香港首富，就算他再孤寒涼薄，也不至於看着血脈胞弟的子女們三餐不繼，流落街頭。這更能說明何鴻燊一家基本生活沒有太大變化— 至少沒有動搖生活根本的證據，因此何鴻燊仍能在皇仁書院就讀，完成中學課程後於1939年考入香港大學繼續學業。
無論實情如何，父親何世光一走了之的時候，何鴻燊大約只有13歲，即使生活仍無憂，衣食無缺，只是由大富變成中富而已，但怡和事件始終因何世光而起，家族中甚至有人因此喪命，加上欠債「跑路」的不光彩舉動，累及他們一家大小，人前人後難免遭白眼甚至當面侮辱。
何鴻燊經常說起家境落魄時的一個故事：他少年時有蛀牙，找當牙醫的親戚補牙，但卻遭到奚落，親戚說：「沒有錢，走吧！補什麼牙呢？乾脆把牙齒全部拔掉算了。」(冷夏，1994) 這些冷言冷語對正處於敏感青春期階段的何鴻燊而言，一定傷害甚深，才會讓他到老仍耿耿於懷。
經歷家庭巨變的何鴻燊沒有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拼搏心與不服輸的精神，立志努力讀書，子為母張，中興家族。他以優異成績完成中學課程，並考入無數學子夢寐以求的香港大學理學院。相信他那時的人生計劃，或許只是渴望走上專業之路，未必會投身商界。可是1941年，還差一年便大學畢業的他卻被迫輟學。這一年日軍侵佔香港，港督楊慕琦投降，香港大學也停辦了。原本仍在努力應付考試的何鴻燊只好決定離港赴澳。或許那一刻他也估計不到，這個決定竟徹底改變了他個人甚至整個家族的命運，成為他中興家族的轉折點。
轉投澳門求突圍 第一個一百萬
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幅員及人口雖較香港更小 (黃啟臣， 1999)，因葡萄牙處於中立位置，避過了日軍的炮火摧殘，能維持和平，經濟也能繼續發展。澳門成為無數民眾的避難所，何鴻燊與祖伯父何東也是眾多避難者中的一員。
據何鴻燊所言，當他赴澳時身上只帶了10塊錢 ( 黃霑， 1981)，算得上是一無所有，沒有任何發達的本錢。但他那時才20歲，年輕力壯、志大氣盛，渴望能有一番作為，憑自己之力中興父親一房。或許就是這種面對困局絕境卻不怕輸的氣勢，讓他打出一片新天地。
當時澳門各方人物雲集，雖然四周烽火連天，但澳門商業貿易仍然活躍，博彩娛樂也盛極一時。戰時營商環境雖然惡劣，但懂靈活變通又敢於冒險者，自會找到空間與機遇獲得突破，何鴻燊的起家也是如此。
在祖伯父何東的美言和擔保下，他利用教授英文的便利，逐漸打開了澳門的人際網絡，不久即獲邀加入聯昌公司。
聯昌公司是當時澳門最大的貿易公司，主要從事米糧、棉紗和桐油等貿易。何鴻燊這樣說：我當上了 (聯昌) 公司的秘書，因為我通曉化學知識，而且他們知道我可以信任—我是何東爵士的侄孫。(麥潔玲，1999)
何鴻燊說得十分清楚，何東侄孫的身份是各方股東信任的重要一環，所以他才被各方認可，掌握整家公司營運的大權。可見何東的名聲、關係或推薦，對於何鴻燊初出茅廬時的助力，實在不是金錢能比，讓他可以向社會上層攀爬，結識顯赫人物，爭取其信任，從而建立起自己的社會人脈和網絡資本。這些看不見的無形資本可謂價比黃金，其所能發揮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當然，打鐵還靠自身硬，如果何鴻燊沒有才幹，不但不可能獲得祖伯父何東支持，也不可能獲得其他人的賞識。何鴻燊本人既表現出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又有立志在大時代發大財的魄力與鬥志，所以能夠迅速上位。對於有才幹、有能力的人而言，哪怕只是一言一語的鼓勵，或是一個提醒與一次扶持，就能令其受用無窮了。
資料顯示，擔任聯昌公司秘書後的何鴻燊，憑着過人膽色、卓越才幹與領導能力，在那個四周炮火隆隆、政局波譎雲詭的年代，身先士卒，哪怕碰到生命懸於一線的困難險阻，均能做出準確的決定，化險為夷，令生意不斷取得佳績，為公司帶來極豐厚的回報，他不但獲得老闆讚許、同輩佩服，更奠定了個人江湖地位，讓不少人對他刮目相看 (黃霑，1981；冷夏，1994)。
在澳門期間，何鴻燊由於工作關係，與澳葡當局及葡萄牙籍人士交往頻繁，於是決定學習葡語，提升個人能力。想不到這卻意外成就了自己的一段姻緣。他在葡語學校上學期間，邂逅了居住在學校附近的Clementina Leitao。她是一名土生葡萄牙女子，比何鴻燊小3歲，是葡萄牙大律師C.M. Leitao博士的掌上明珠。
何鴻燊對Clementina一見傾心，展開熱烈追求，最終贏得美人芳心，於1943年共結連理。Clementina後來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黎婉華，她婚後誕下一子 (何猷光)、三女(何超英、何超賢、何超雄) (見何鴻燊家族樹圖)。通過與Clementina結緣，何鴻燊打進了上層土生葡萄牙人的圈子，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脈網絡，並登記成為澳門居民。
按傳統說法，黎婉華很有「幫夫運」，她過門不久，何鴻燊由聯昌公司秘書提升為合伙人，由「打工仔」變成了老闆，不再只依靠一份工資，而是可以分享公司盈利。到1944年底，據何鴻燊本人回憶，那時23歲的他已賺得了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元」(黃霑，1981)。要知道，當時的一百萬元與今天的一百萬元價值上可謂天差地別，實在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了。
資本擴張「翻筋斗」 第一個一千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澳門失去了「特殊地位」，生意環境驟變。儘管如此，已非吳下阿蒙且腰纏萬貫的何鴻燊，利用新環境中的發展機會，尤其利用已經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與資本，繼續擴張，令身家財富不斷攀升，事業節節上揚。
綜合各種資料顯示，戰後，何鴻燊一方面與何善衡合夥，組成「大美洋行」，主要從事轉售戰後物資生意，包括經營疋頭絨口(紡織品)、燃料、五金及化學原料等進出口貿易。與此同時，他還成立了一家船務公司，購入一艘載客量達300人的現代化輪船，經營香港與澳門之間的客運。
已經坐擁巨大財富的何鴻燊，生意投資自然不會只局限於澳門，開始着意發展潛力更巨大的香港，做出更積極的投資。戰後的香港，由於大量難民湧入和資本家雲集，房地產市場尤其熾熱，生意目光銳利的何鴻燊，自然也投身其中，與友人合夥成立了利安建築公司，興建樓宇，進軍地產業 (何文翔，1992)。
按何鴻燊本人的說法，他會像孫悟空「翻筋斗」般，讓個人財富「翻它幾番」，當中的學問及詳情，雖說只有他能了解，但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泄漏了當中的一些竅門，他這樣說：「充分利用資本要靠銀行支持，做地產不靠銀行便沒法做。我做地產時很有信用，跟銀行借錢照例早還，從不遲還。錢銀過手時，人家的錢要儘快還給人，千萬不要拖泥帶水，所以銀行信任我。」(何文翔，1992)
自成立利安建築公司進軍地產業後，何鴻燊利用銀行信貸的資本，借力打力，開拓更大生意門路，進入利潤更大的市場。而他重視個人信譽，借錢只有早還，不會遲還的作風，自然有助於他建立名聲與信譽，在爭取更多及更好銀行資金支持方面創造良好條件，所以能在房地產發展方面取得不錯成績。
正是憑着這種「以錢借錢」、資金能迅速回籠的投資竅門，何鴻燊不斷開拓，生意規模自然越做越大，個人財富也不斷膨脹。大約到了1958年，那時他只有37歲，據他本人的說法「已經有一千萬身家」了 (何文翔，1992：60)。
可以這樣說，二戰後的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和澳門無疑又進入另一個極為特殊的發展時期。在那個背景或氣氛下，港澳居民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對此，何鴻燊似乎看得淡然通透，覺得時局不安、風險甚高，反而是生意能有大利的最好指標，所以採取了更加進取的策略，利用銀行借貸的資金，支持房地產和建築的生意開拓，讓港澳兩地的生意不斷取得突破，成為港澳一位炙手可熱的重要人物。
登上賭王寶座
讓何鴻燊名揚四海的，不只是身家財富連續獲得爆炸性增長，更是躍升為「賭王」。資料顯示，澳門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就已實行賭博彩專營政策。二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傅老榕和高可寧組成的泰興公司奪得了澳門的博彩專營權，掀開了澳門博彩業的新一頁。
二戰結束後，博彩業仍發展穩定，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出現了三個重要變化：其一是由泰興公司持有的澳門博彩業專營權已近25年，到1961年12月專營權屆滿須重新競投；其二是一直作為主事人的傅老榕於1960年去世，泰興公司失去了號令四方的領軍人物；其三是當時正值澳門總督換屆，而時任總督馬濟時顯然已對泰興公司的表現不滿，任內一直在籌劃新一屆專營權牌照競標之事，讓澳門博彩專營權出現了真正的競投 (冷夏，1994；楊中美，2001)。
其時，被坊間稱為「賭聖」的葉漢一直想競投澳門博彩專營權牌照，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04年生於廣東新會江門的葉漢，據說自幼好賭，通曉博彩絕技，曾任職於傅老榕的博彩公司，但後來兩人反目。雖然葉漢曾四處尋覓開賭地方，但最終還是聚焦澳門，即使是要與舊僱主「硬碰硬」對撞 (蕭亮、辛磊，2005)。對於競投博彩專營權牌照，一來葉漢財力不足，二來澳門人際關係弱，三來沒有葡萄牙籍身份，不符合持牌基本條件，所以葉漢通過葉德利的關係，找到了何鴻燊—葉德利的妻子是何鴻燊胞妹何婉婉 (《十姑娘回憶錄之與魔鬼抗衡》，2007)，也有資料認為葉德利和葉漢應有親屬關係，兩人在四五十年代曾在越南相識，並曾與何鴻燊父親何世光有接觸交往—葉德利曾租用何世光在當地的賭場 (冷夏，1994；黃霑， 1981)。對於葉漢的提議，何鴻燊當然很有興趣，但覺得自己財力不足，於是找上了皇仁書院同窗霍英東，大家合夥參與競投，與傅、高兩家的泰興公司一較高下 (冷夏，1994；楊中美，2001)。
由於搭檔不弱，加上投標價格比泰興公司略高，在1961年10月的博彩專營權牌照競標中，何鴻燊、葉漢的《澳娛》出價316.7萬元，險勝泰興315萬元的出價 (冷夏，1994：91)，成功擊退泰興公司，從傅、高手中奪取了澳門博彩業的專營權，並於1962年5月26日正式註冊 (何偉傑，2011)，組成《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STDM)。何鴻燊以財團代表的身份於1962年3月30日與新任澳門總督羅必信正式簽訂博彩專營權的合約。這不只掀開了澳門博彩業的新一頁，同時也標誌着何鴻燊人生與事業踏出新里程。《澳娛》由葉德利擔任董事長，葉漢和霍英東任常務董事，何鴻燊以股東代表及持牌人身份任董事總經理。此外，葉漢還擔任總經理。
自1962年取得博彩專營權這項偏門生意後，何鴻燊、葉漢、霍英東、葉德利等人大量注資澳門，興建D場、酒店及碼頭等設施。由於業務需要，何鴻燊自然要花大部分時間在澳門，打理業務。雖然業務開展之初曾碰到不少困難挑戰，如生意營運協調欠暢順，以及社會勢力威脅其家人等等，但最終均一一解決 (黃霑，1981；冷夏，1994)。
眾所周知，澳門早年的旅客和賭客絕大多數來自香港，多以水路進入澳門。自戰後就已開始經營港澳渡輪服務的何鴻燊，自然不會放過這隻會生金蛋的鵝，於1964年大舉增加投資，引入新式水翼船，提升服務質量，縮短往來兩地的交通運輸時間。兩地交通運輸的改善，自然吸引更多旅客到澳門，進而刺激博彩業。可見何鴻燊由交通運輸入手的大規模投資，收到了一舉多得之效。
不過，何鴻燊的賭王之路也非一帆風順。《澳娛》取得博彩專營經營權後，領導大權其實落入年紀較長、對賭博極為熟悉且在賭壇甚有地位的葉漢手中，何鴻燊只能屈居其下。由於葉漢年紀較長，仍是老派江湖人的作風，所以無論是業務推廣、管理及服務支持等，均被認為跟不上時代變化，與何鴻燊的管理風格更是格格不入。此外，二人都有不甘居於人下的性格，所以雙方的矛盾日漸積聚 (冷夏，1994；楊中美，2001)，最終出現了「一山不容二虎」的鬥爭格局。
合夥經營博彩生意之初，由於何鴻燊對行業認識不多，居於次席，事事聽葉漢指揮也心甘情願。但隨着時間推移，當他迅速掌握了博彩業各種竅門和細節後，自然希望增加主導權。尤其當他覺得葉漢那一套管理方法已不合時宜時，矛盾和爭執驟起。一開始，大家仍然覺得這只是屬於可以磨合的小問題，可是日積月累，分歧不但沒有變小，反而日漸擴大，因此便有了在明在暗的較勁。
由於何鴻燊在發展澳門生意的同時，也兼顧香港投資，港澳渡輪服務更因博彩生意而發展迅速，因此利潤十分豐厚；而從港英政府手中獲得港澳碼頭地皮，更是發展上的里程碑，壯大了公司實力。到了70年代初，面對香港股票市場突然開放的重大機會，何鴻燊與重要股東霍英東等商量后，決定將公司重組為信德企業，於1972年上市集資，吸納公眾資本推進業務，讓公司得到更大發展 (鄭宏泰、黃紹倫，2006)。
有了更豐厚財富的何鴻燊，自然不能容忍居於葉漢之下。要論賭桌上的功夫，葉漢確實比何鴻燊高明，但論人事與權力鬥爭，何鴻燊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不用說主要合伙人—葉德利 (何鴻燊妹夫)和霍英東 (何鴻燊皇仁書院舊同窗)—是何鴻燊找來的，與澳葡當局及土生葡萄牙人的關係又是他的強項。兩人對《澳娛》的爭奪戰在1974年進入白熱化階段。
何鴻燊母親冼興雲於1951年去世，享年62歲 (Hall, 1992)。1975年，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去世，享年87歲。何世光於20世紀50年代返港，但一直極為低調。何鴻燊先辦理好父親後事，將父親安葬於家族昭遠墳場，與過世多年的母親同槨之後，才專心致志全面進攻，爭奪《澳娛》控制大權。
到1975年，葉漢察覺到控股權與管理骨幹等均已歸於何鴻燊，自己優勢不再，於是便順水推舟，以自己年過70，應該退居二線為由，體面地「退位讓賢」，將《澳娛》的領導大權交到何鴻燊手上，由他主力管理新葡 JING（GrandLisboa）。至此，何鴻燊才真正地登上了賭王寶座。葉漢於1982年才完全退出《澳娛》，並將手上持有的10%股份作價3億元轉給了鄭裕彤。
在何鴻燊帶領下，《澳娛》出現了新的發展格局 (黃霑， 1981；冷夏，1994；楊中美，2001)。不過，葉何兩人之間的明爭暗鬥，其實仍未完全終結，如葉漢曾夥同其他商人參與澳門博彩專營權牌照競標、創辦賽馬車會和公海賭輪等 (二胡，1980；韋玲，1980)。直至1997年5月7日，92歲的葉漢去世，何鴻燊親往弔唁，兩位新舊賭王的恩怨才終於畫上句號。
從1934年父親「跑路」越南的家道中落，到1941年底何鴻燊轉投澳門開展事業，賺得第一桶金，發展包括貿易、運輸及地產建築等生意，令個人財富不斷飆升，之後染指博彩生意，成功獲得博彩專營權，從此財源滾滾，1975年登上賭王寶座標誌着何鴻燊人生事業的高峰 (黃霑，1981；冷夏，1994；楊中美， 2001)—何鴻燊在這40年間走過的道路，無疑極為曲折傳奇，成就非凡突出。儘管如前文提及，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東) 的名聲、地位、人脈關係及道德資本等曾為何鴻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親的一走了之與家道中落的挫折，從某個角度看又可能是激發何鴻燊上進的極重要因素。所以有分析者指出，何鴻燊父親的不幸，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真實反映。
從這個角度看，當家族處於逆境困窘之時，若能化悲傷困苦為力量，激發子女鬥志，並做出積極正面的努力，難保不會轉弱為強，何鴻燊為家族帶來中興，吐氣揚眉，實在是很好的說明。
何鴻燊的百歲人生與家族傳奇（中）
一妻三妾 6 子 11 女的傳承選擇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澳與何鴻燊家族，均出現巨大發展與變化，期間危機、挑戰和機會更是繁衍相生、交疊出現，能夠應接得住往往成為勝敗關鍵所在。
有關中國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由貧而富、家大業大後的何鴻燊自然也不例外。資料顯示，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即改革開放剛邁開腳步而何鴻燊的年紀就要邁入一個甲子之時—何鴻燊便開始被記者追問傳承接班如何安排的問題，他那時回應，希望過了55歲就能退休（《南華早報》，1989年2月13日）。
至於有關如何安排接班的問題，他的答案則如不少巨富家長一樣，尤其表現出開明無私一面。他曾這樣說：「我是中國人，我有傳宗接代的思想！不過，做生意就未必，我絕對不相信父傳子這種方式，已經不合潮流。香港已經有兩宗父傳子的生意因此而玩完（完蛋）！我雖然重視兒子，但分家產時，兒子分兩份，女兒也有一份。不算偏心啦！」（何文翔，1992）
何鴻燊在另外一些場合接受訪問時也曾表示過「不相信把事業一代傳一代這回事」，反而認為「有4000多人在為我們工作和依靠我們，我們有責任選一個最有才幹的人來管理事業」（樂文送，1978）。這樣的回應深得不少人欣賞，覺得這樣做才能更好地促進家族企業發展，成為社會前進的力量。
以下則是相關評論的例子：
現在（1978年前後，當時何鴻燊年約57歲）他已想到退休，也許四年後（即過了60歲）就退休，但退休是不容易的，他幾天不工作就會覺得不舒服。何氏熱愛工作，這點不容否認，不過，退休這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他體內到底有中國人的血液，他那西化的腦袋裡始終保留一點傳統的思想 （例如他反對女人干預男人的業務，原注）。那麼，前面有關事業繼承的那段話就有些費解了。我們時常在報章上看到「霍英東和他的兒子」 的消息，但很少見人提起何鴻燊和他的兒子，何氏並非沒有子女，假如他真的能夠擺脫香港一般大生意人的傳統（不管為了什麼原因，原注），將事業交給最有才幹的人，那算是別開生面了。（樂文送，1978）
然而事後看來，當時坊間的觀察與評論明顯言之過早。他們或者也沒深入了解何鴻燊諸子女的年齡及內部關係，只是單憑未見其子女進入公司參與管理，而他本人又說出了「不相信父子相傳方式」的話，便一廂情願地以為他真的不會父子相傳。事實上，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到鎂光燈以外的事物上，尤其是家族與親人關係上，就不難了解何鴻燊那時實際行動與公開說的話之間其實並不一致。
添丁進口，家族關係日趨複雜
現實是，任何傳承安排都不能從表面來看，更不能只從傳授一方來思考。因為傳承是一個多方互動的過程，會牽動整個家族不同成員的關係與情感。對於事業和財富不斷攀升的何鴻燊，顯然同時面對着日見壯大的家族，以及日趨糾纏複雜的家庭關係。
何鴻燊與元配夫人黎婉華育有一子三女，在現代社會中也算子女眾多了。但對自幼生於大家族，價值觀念十分傳統的何鴻燊而言，只有一名子嗣顯然不夠。尤其他所從事的博彩業向來惡名在外，常被控令人沉迷，給社會、家庭帶來嚴重問題，甚至惹來不少人的怨恨。更不用說大量現金流的營運方式往往引得黑白兩道垂涎，江湖險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讓自己及家人墜入險境，何鴻燊自然希望多要幾個兒子，以免斷嗣。
據何鴻燊接受黃霑訪問時透露，黎婉華嫁給何鴻燊十年後（即1953年左右），「忽然染上奇病」，即使請了中外名醫診治，也沒法根治，她的身體日漸消瘦，而且「需要特別護理」（黃霑，1981）。黎婉華所患的怪病不但令她絕跡人前，無法陪伴何鴻燊出席社交場合，更影響了他們的婚姻生活，當然也包括了傳宗接代的問題，黎婉華的命運也從此變得坎坷。
1957年，何鴻燊向黎婉華提出納妾要求，因為當時港澳地區仍沿用《大清律例》，所以有能力的男人可以納妾，而何鴻燊的祖父、祖伯父、祖叔父等也都是一妻多妾。他這樣說：「我不是不愛他，我到現在一樣很愛他，不過，就算我愛他也不能一輩子做個和尚。而且有的時候好多應酬，有男又有女，我就整天一個人，這樣不好。」
黎婉華當然表示反對，但患病在床，丈夫又越來越強勢，最後只能在各種甜言蜜語與承諾下無奈接受，而那位被何鴻燊看中的女子就是藍瓊纓 （何文翔，1992；冷夏，1994）。
據說，藍瓊纓生於1943年 （與何鴻燊年齡相差22歲），在1957年被何鴻燊納為妾室時只有14歲左右。有關藍瓊纓的年齡、樣貌和為人，何鴻燊本人提及時曾說：「她很早就嫁給我……她人長得漂亮，又對我非常好！」（黃霑，1981）。藍瓊纓過門後居住在香港渣甸山大宅，與黎婉華分開。到了1962年，黎婉華為何鴻燊再誕一女，是為何超雄。同年，藍瓊纓也誕下一女，是為何超瓊。之後，黎婉華再沒生育，藍瓊纓則先後誕下何超鳳、何超蕸、何超儀及何猷龍 （《每日頭條》，2017年12月31日），共育有一子四女。人口多了，家族關係複雜了，但男丁卻只增加了何猷龍一人，到1976年才出生。這顯然未能滿足何鴻燊渴望多要兒子的願望—哪怕他對黎婉華和藍瓊纓均讚不絕口，時時刻刻「愛不離口」（黃霑，1981）。
進入20世紀80年代，香港投資環境發生變化，不少專業人士或企業相繼外移。何鴻燊除把部分生意投資轉到歐美等地外（Ko， 1988; 《南華早報》， 1989），讓家人獲得外國居留權也是其中的重要綢繆。何鴻燊也很自然地將部分投資轉到葡萄牙，除了在里斯本購買大宅，也把不少資金轉到該國，並派當時出任信德企業部門經理、開始接管業務的長子何猷光到當地，負責進一步開拓業務。1981年，何猷光與妻子在里斯本出遊時發生交通事故意外喪生，夫婦倆當時都只有33歲，留下一對只有3歲和5歲的年幼女兒（《南華早報》，1981）。這次意外不僅給何鴻燊帶來打擊，影響了他的傳承接班計劃，更對一直體弱多病的黎婉華造成巨大傷害。自從何鴻燊納妾後就一直情緒低落的黎婉華原本寄望兒子日後能夠「子為母張」，何猷光的突然去世，無疑令她希望破滅，傷心不已。
同樣受到巨大打擊的，應該還有與何猷光感情深厚的胞姐何超英。生於1946年，比何猷光年長兩歲的何超英，青年時留學英國和瑞士，回港後於1975年嫁給香港「儐儀業大王」蕭明之子蕭百成，這段婚姻被視為「強強結合」，風光一時無兩。可惜，婚姻維持不久，便因丈夫傳出婚外情而離婚 （行者，1986），胞弟又在這個時候因車禍去世，雙重打擊下，何超英情緒極度低落，甚至有指她患上精神病。後來，她帶着不到3歲的女兒（蕭玟錚） 離開香港，在葡萄牙等歐洲各地開始旅遊式生活，為時十多年。在很多人心目中，這種生活或許非常浪漫，但也可以說是到處流浪，居無定所 （《每日頭條》，2017年10月13日）。黎婉華在經歷喪子之痛的同時，又目睹長女失婚、情緒失控，人生掉進低谷，因此她的身體也一天比一天差。
另一方面，藍瓊纓的人生也出現重大變化。藍瓊纓在何鴻燊授意或安排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帶着她所生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在多倫多高角街 （Highpoint Road） 購入豪華大宅作居所，年幼的子女就在加拿大上學 （Wong， 1990）。
因為移民，何鴻燊與藍瓊纓多數時候要分隔兩地，這又為家族關係的另一次重大變化埋下了伏筆。或者可以這樣說，藍瓊纓移民加拿大時，何鴻燊已近65歲，無論是黎婉華或是藍瓊纓，都想不到何鴻燊仍有再覓妾室女伴的念頭，但何鴻燊風流個性不改，不只鬧出第三春，更有了第四春，這大出她們意料之外。
原來，何鴻燊看上了黎婉華身邊的私家看護陳婉珍，那時，生於1954年的陳婉珍已年過30歲。一開始，何鴻燊與陳婉珍的戀情並未曝光，但終究紙包不住火。何鴻燊在20世紀80年代末公開了兩人的關係，確認了陳婉珍三姨太的位置。陳婉珍為何鴻燊生下一子 （何猷啟） 兩女 （何超雲、何超蓮），讓家族人丁進一步興旺，只是，讓何鴻燊念茲在茲的兒子不過由一名增加至兩名而已。
即使已年近70，何鴻燊仍精力充沛，當然也充滿男性的魅力、巨富的財力和社會中的「威」力。在20世紀80年代末，他與生於1961年的梁安琪展開了另一段戀情，並於1989年公開宣布其四姨太的名份。梁安琪後來為何鴻燊誕下三子 （何猷亨、何猷君、何猷佳） 二女 （何超盈、何超欣），這次算是了卻了他一直以來想多要兒子的心愿。
若將1946年出生的長女與2000年出生的幼女相比，她們的年齡相差達54歲，在千禧世紀裡，這無疑屬於極為罕見的現象。在這樣一個一妻三妾六子11女、年齡差異巨大的大家庭裡，家人關係與糾結必然會變得更複雜難解了 （《每日頭條》，2017年12月31日；2018年9月20日）。
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一般人預期何鴻燊快要退休，進入傳承接班的重要階段時，其長子卻突然不幸去世，而他的婚姻與家族結構又出現戲劇性變化，先後納了三位姨太太，誕下10多名子女。兒子們大多年幼，女兒們較為年長，加上姨太太們較年輕，有的對經營生意興趣極濃等等各種因素，直接或間接地牽動了傳承接班的安排，讓何鴻燊需要花費更大心力。接下來的香港澳門回歸、中國崛起、全球化趨勢等，也都左右了他關於生意發展與傳承接班的全盤大計。
家業版圖持續擴大 何超瓊邁出接班步伐
香港澳門進入回歸過渡期時，何鴻燊家族的結構與關係出現重大變化，家族掌控的各項生意也有重大發展，甚至不斷擴張。即使何鴻燊此時身體仍然健康，個人江湖地位及社會名聲尤其顯赫，但應酬、事務繁重，無暇分身，促使他不得不認真落實傳承接班計劃。當時黎婉華所生的長女何超英因婚姻破裂出現嚴重精神問題，移居海外，何超雄及何超賢則對加入家族生意沒興趣，再加上黎婉華健康不佳，無法為女兒們爭取或作任何長遠安排，所以未見黎婉華所生女兒參與家族企業。而此時陳婉珍和梁安琪的子女尚幼，何鴻燊將藍瓊纓所生的女兒何超瓊挑選成為接班人，開始為企業領導與管理交接做實質準備。
先說企業生意上的重大發展。儘管是非較多，但澳門博彩業的生意收入穩定、利潤豐厚，進入20世紀80年代，《澳娛》仍緊緊抓着專營權，無人能挑戰，何鴻燊頭上仍舊戴着「賭王」桂冠。因為生意屬專營，又沒有夠實力的挑戰者，因此生意上的創新或開拓並不多，在某程度上甚至出現固步自封的情況，直到澳門回歸，博彩業開放，才有了脫胎換骨的重大變化 （Zheng and Wan， 2014）。
家族另一生意旗艦是信德企業。自1972年上市後，公司除了1973~1975年香港經濟嚴重衰退期之外，其他時間均表現突出。20世紀70年代末，公司取得港澳碼頭地皮，斥巨資興建公司的招牌商業大廈— 信德中心。經過不斷的建設，到1986年，東西兩座、樓高40多層的信德中心終於落成啟用，成為香港島上耀眼的地標建築。由於中心所在位置有港澳碼頭、港鐵站，又處於隧道出口，交通四通八達，因此中心落成後價格大漲，為公司帶來極可觀的收入，信德企業也在1987年成為表現最佳的上市公司 （Winn， 1987），將公司的發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階。
信德企業節節上揚之時，何鴻燊早年已經染指的澳門電力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也有重要變化。創立於1910年的澳門電力公司（Macao Electric Lighting Co. Ltd.簡稱Melco），主要業務雖是為澳門提供電力，但公司總部卻設在香港，主要投資者也來自在香港及澳門均有投資和生意的家族。該公司的股票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在香港交易所交易，到了1972年，公司改組，部分電力業務轉回澳門，其他業務如餐飲旅遊及房地產等，則繼續留在香港，並維持上市企業身份，何鴻燊也成為大股東。到了20世紀80年代，公司改名為《新濠國際發展》（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並與信德企業合作，共同在港島半山發展地產，興建豪宅，在地產市道持續上揚的情況下，業績大有表現 （《南華早報》，1989年9月26日）。
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似乎越老越進取的何鴻燊還染指工業生產，參與了被稱為「公司醫生」的丁謂在加拿大創辦的善美電子 （Semi-Tech Microelectronics） —一家原本從事半導體與晶片生產製造的公司。該公司於1986年重組為善美環球 （Semi-Tech Global），並在加拿大上市。翌年，公司在中國香港上市，何鴻燊入股，並成為公司主席。之後，善美環球收購了美國著名縫紉機品牌勝家縫紉機公司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轟動中外金融界（《蘋果日報》，2012年11月25日）。
就是在這樣左右開弓的情況下，工作量超負荷的何鴻燊開始安排女兒何超瓊接班。生於1962年的何超瓊，從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 （Santa Clara University） 畢業后，先在一家投資銀行工作，之後加入善美電子成為董事，同時還負責打理母親藍瓊纓所有的公司業務，積累工作經驗。1987年前後，何超瓊被父親安排進入信德企業工作，登上傳承接班的新台階（《南華早報》，1989年2月5日）。
按何超瓊個人自謙的說法，由於身為「億萬巨富的女兒」（daughter of billionaire），即使她在工作崗位上尚未做出什麼成績，也備受傳媒關注，這讓她受寵若驚 （《南華早報》，1989年2月5日）。不過，何超瓊應該也樂意成為傳媒的寵兒，她熱衷於參加籌款活動、舞會或電影首映禮等社交活動，當傳媒及記者訪問時也樂於回應，可見她也有意建立起自己的公眾形象（《南華早報》，1989年9月22日）。
上世紀九十年代，港澳進入後過渡期。澳門因社會治安較差，大大影響了旅遊及博彩業，經濟低迷。而仍然握有博彩專營權的《澳娛》業務也不太好，收入減少 （Zheng and Wan， 2014）。相對而言，香港社會穩定，經濟也相當熱絡。信德企業與不少華資企業秉持一貫的「留港建港」宗旨，進入後過渡期。澳門因社會治安較差，大大影響了旅遊加大投資，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其中最吸引市場目光的舉動就是斥巨資購入位於香港島中西區半山薄扶林道石塘咀的大片地皮，與新鴻基地產及新世界發展等興建香港島中西區著名樓盤寶翠園，該項目完成後成為該區的地標式私人屋苑，為公司帶來巨大利潤。
新濠國際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也有不少重大發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1993年信德企業通過進一步注入資本將其納為附屬公司 （《南華早報》，1993年9月22日），讓兩家企業發揮更好的協同效應。有了這樣強大的資本後台，新濠國際發展收購了香港仔飲食企業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獲得經營香港仔兩家重要餐館—珍寶海鮮舫及太白海鮮舫—的權益。到1996年，新濠國際發展又進行業務與投資重組，最後採取資產換取控股權的方法，與信德企業達成了控股互不隸屬的約定（《南華早報》，1996年2月10日）。從此，新濠國際發展不再是信德企業的附屬公司，而是走上了獨立經營之路，但大股東仍是何鴻燊家族。
在信德及新濠投資動作頻頻之時，由何鴻燊出任主席、但管理大權則在丁謂手中的善美環球，更是東征西討，不斷擴大商業版圖。1991年，善美環球將旗下的勝家縫紉機製造業務分拆，在紐約交易所上市，讓公司資產值大升。與此同時，善美環球還利用自己與勝家縫紉機相互持股的方式，收購德國百福縫紉機 （Pfaff Industries）、日本山水電業 （ Sansui Electric），轟動國際投資市場。何鴻燊與合作夥伴丁謂也進入了香港巨富排行榜的十大之列。1999年，善美環球更名為雅佳控股 （Akai Holdings Ltd），但那時公司其實已因擴張過急、借貸過度，加上突然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而瀕於危險境地 （《蘋果日報》，2012年11月25日）。
事實上，對於何超瓊來說，20世紀90年代也是她邁出接班步伐後在不同業務發展與管理中學習的人生重要階段。1990年中，何超瓊宣布與「愛國船王」許愛周的孫子許晉亨訂婚 （《南華早報》，1990年6月3日），並於1991年1月結婚擺酒。喜宴在凱悅大酒店連擺三天，粵港澳台名人及海外親友均來道賀，人數達2000多人，極盡豪華 （《星島日報》，1991年1月9日）。婚後的何超瓊並沒有留在家中，或是很快生兒育女，而是在短時間暫停工作後，於1994年重投事業（《南華早報》，1994年9月4日），繼續沿着接掌父親企業重擔的道路前進，期間當然亦有不少突出表現。
毫無疑問，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澳與何鴻燊家族，均出現巨大發展與變化，期間危機、挑戰和機會更是繁衍相生、交疊出現，能夠應接得住往往成為勝敗關鍵所在。與港澳進入回歸過渡期相似的是，何鴻燊家族控股的企業也進入了領導權交接期。那時的何鴻燊早已「登六跨七」（即過了60歲進入70歲），一般情況下，這已經到了不能不傳承接班的時候了。可是，無論是健康、生意、婚姻或家庭生活，何鴻燊卻是越活越精彩，不僅個人財富不斷攀升，家族規模也持續壯大。雖然他親自安排的何超瓊已邁出了接班的步伐，但大權仍在何鴻燊手中。
幼子成年 耄耋之年的新部署
二戰結束以後，人類社會不僅呈現了相對持久的和平，還因科技突飛猛進—尤其醫療衛生水平提升—出現了嬰兒夭折率大幅下跌、平均壽命大幅提升的情況。富豪家族因為能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更佳的養生保健及醫療條件，較一般人享壽更長。對於他們掌控的企業，在他們較長時期的領導下，由於有較好經驗累積、人脈關係與社會資本的支持，很多都能獲得更好發展，創造了家族傳奇。
富豪們的長壽的確給傳承接班帶來好處，如有更充裕的時間培訓接班人、遇到突變也能出面穩定大局。不過，凡事有利亦有弊，創業者長時間把持企業，也會帶來不少的挑戰及問題，何鴻燊的情況也是如此。如他當初選定的接班人何猷光突然去世，令原來的傳承安排生變，幸虧他當時仍身體壯健，可以穩定大局再作綢繆。但他年老時仍精力充沛，不甘寂寞再納妾室，結果不但妾室們與他年紀相差甚遠，誕下的子女年齡上也與兄姐們相距極遠，又是同父異母，自然大大改變了家族結構與關係，讓繼承問題變得更糾纏複雜，容易滋生各種環環相扣的矛盾，埋下更多不穩定甚至爭執衝突的種子。
進入新千禧世紀之後，一方面是港澳經濟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家族關係出現變化，何鴻燊所面對的，又是一種危機、挑戰與機遇相伴的局面，讓他無法停下腳步。20世紀末，香港和澳門先後重回祖國懷抱，同時亞洲金融風暴衝擊港澳兩地的商業與經濟，因此生意投資遍布港澳的何鴻燊需要做出各種應變與籌劃。另一方面，一些年幼的子女們也已長大成人，促使他必須認真思考傳承接班問題。
傳承變陣
2000年初，被普遍看作是主要繼承人的何超瓊與許晉亨婚姻觸礁，雖然二人最終以離婚收場，但再見也是朋友，許何兩家的友好關係不變 （《十姑娘回憶錄之與魔鬼抗衡》，2007）。此後，何超瓊曾一度與香港英皇集團主席楊受誠兒子楊其龍相戀，甚至一度談婚論嫁，但因為何鴻燊反對，並有其他各種因素，最後無疾而終。自此之後，何超瓊便埋首事業，專心打理家族旗下企業 （《南華早報》，2000年12月8日；《星島日報》，2000年12月14日）。
與此同時，藍瓊纓幼子何猷龍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商學院畢業，與胞姐何超瓊一樣在投資銀行工作了一段時間，了解國際金融資本運作。之後，他曾染指當時方興未艾的互聯網生意，結果網絡泡沫不久破滅，何猷龍雖有損失，卻學到了不少經驗。2000年底，年屆24歲的何猷龍迎娶維他奶創始人羅桂祥孫女羅秀茵（羅友禮女兒）為妻，這段婚姻同樣是「強強結合」，當時何鴻燊已年近80，甚感「老懷安慰」（《星島日報》，2000年11月17日）。
這次婚禮另一引人注意的現象是許晉亨曾來幫忙，並與父母親一同到賀，這顯示出許何兩家的關係並沒因許晉亨與何超瓊婚姻結束受到影響 （《東方日報》，2000年11月17日）。
何猷龍已經在外邊企業中實習了一段時間—期間有打工經歷，也有創業經歷，加上他已成家立室，因此何猷龍進入家族企業、開啟傳承接班的準備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001年，何猷龍被何鴻燊任命為新濠國際發展的董事總經理，先開始打理一家不是很大的企業，學習企業經營中的運籌帷幄。
與不少「富二代」不同，何猷龍頗為低調謙遜，重視實幹，也沒染上很多富家子弟的玩樂習氣，反而頗花心思鑽研生意與經營，所以能在接手新濠國際發展後做出一些成績，令閱人無數的何鴻燊非常欣賞，也更願意交託更多工作。從此，何鴻燊的傳承接班安排，開始有了更為實在的多元安排考慮：既有何超瓊一線的發展，也有何猷龍一線的跟進。
當然，其他子女及妾室們經常在何鴻燊面前爭取機會，也會被他列入考慮範圍。華人企業家總有這種特質，不同家人 （也包括一些可信的人） 都會向他們提出不同投資建議，爭取支持，而在他們力所能及且自己評估過後又覺得家人具有一定商業潛能的情況下，他們一般不會斷然拒絕，而是樂意給予一些投資或鼓勵，讓他們去闖闖試試。
新千禧世紀的部署
對於澳門而言，進入新千禧世紀的最重要挑戰與機會，無疑是博彩業專營權的巨大轉變。澳門特區成立後，國家在澳門駐軍，這對過去備受惡勢力困擾的澳門來說，可謂極具震懾力。治安問題迎刃而解，讓特區政府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而重大突破點就是提出引入競爭、開放博彩業政策。表面看，此一重大政策調整對於何鴻燊的生意極為不利，所以他曾表示反對，不過博彩業還是最終開放，博彩經營權牌照由一個增加至三個。這三個牌照又分為正、副牌，而正、副牌擁有幾乎相同的經營權，這也意味着牌照由一個增至六個，其開放的幅度實在不少。
由何鴻燊牽頭的《澳門博彩娛樂有限公司》 （簡稱《澳娛》， SJM）—《澳娛》的子公司—取得其中一個正牌，而另外兩個正牌由呂志和家族掌控的銀河娛樂 （簡稱《銀娛》） 及美國大亨史蒂芬·永利的《澳門永利》（Wynn Resorts Macao） 獲得 （《澳門日報》，2002年2月9日）。之後，《銀娛》向政府申請放出一個副牌給《澳門威尼斯人》（Venetian Macao），並獲得批准。此舉令目光銳利的何鴻燊立即採取行動，與永利渡假休閑一同申請兩個副牌，於是有了《美高梅金殿》（MGM Grand Paradise，由MGM集團與《澳娛》合營） 及《澳門新濠博彩》 （Melco PBL Jogos Macau，新濠國際發展的子公司）。《美高梅金殿》由何超瓊主政，《澳門新濠》則由出道不久的何猷龍管理 （McCartney， 2006）。也就是說，原本三足鼎立，又變成了何鴻燊「頂上半邊天」的局面，何鴻燊的商業觸角與人脈關係網絡之強大，可見一斑。換個角度說，若不是何鴻燊仍在掌權，在那個發生重大變化且競爭激烈的年代，難保不會像上世紀60年代一樣，傅老榕去世後，其家族難再取得博彩業專營權，從此退出澳門博彩業的舞台。
對於這種重大變化，不少人預測博彩業必然會在「僧多粥少」的影響下走向衰退境地。可是，現實的發展狀況真的如某些經濟理論所說，在競爭的刺激下，由於競爭者各展所長吸引消費，激發創新及活力，讓生意更加興旺。當然，中國內地進一步放寬國人出境旅遊，尤其是2003年推出了俗稱「自由行」的個人游政策，也為澳門博彩業注入極重要的發展力量，中國澳門經濟迅速走出回歸前的衰退低谷，何鴻燊家族的財富也進一步飆升。不出數年，澳門超越了一直穩居世界賭壇一哥地位的美國拉斯維加斯，澳門的就業、民生、基礎建設等等也同時獲得了持續改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甚至把香港也比了下去 （Zheng and Wan， 2014）。
香港業績的起落波動
回到香港的生意上。相對於澳門，香港在進入千禧世紀後反而因「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導致經濟急速回落，何鴻燊家族的生意與投資也受到影響，其中包括何鴻燊參與、出任主席的雅佳控股—儘管主理業務的是行政總裁兼大股東丁謂。資料顯示，由於丁謂在20世紀末的連串激進收購投資，讓資產值暴升，導致那些與資產掛鈎的借貸在「亞洲金融風暴」—市場環境逆轉下，因利率急升、信貸緊縮出現債務違約問題。
事後看來，丁謂應該是在這種環境下進行了日後被告上法庭的「做假賬虛假交易」，給旗下公司注入流動性，但最後資金鏈斷裂，並出現了火燒連環船的情況，結果引來警方調查，揭露了一連串「做假賬」事件。丁謂最後被判偽造賬目罪成立，入獄六年。儘管何鴻燊沒有被直接捲入，但因他有投資其中，又是集團主席，所以也會蒙受一定金錢損失，名聲亦被玷污。好在他採取各種方法迅速切割關係，獨善其身，並沒有受到太大衝擊 （《蘋果日報》，2012年11月25日）。
作為何鴻燊家族的旗艦企業，信德企業在進入千禧世紀後，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的香港經濟急速回落的衝擊，當時公司主要業務—物業地產、船務運輸、酒店餐飲、旅遊娛樂—盈利大幅回落。2003年，香港更突如其來地遭遇了 「非典」的打擊，令經濟及社會情緒掉進谷底，信德企業的生意也一落千丈。2003年下旬，中央政府推出《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游》政策，不僅讓澳門博彩業急速上揚，香港的各行各業也有了巨大活力，信德企業的各項業務也大幅反彈，例如那時剛落成的九龍昇悅居樓盤便賣了個滿堂紅，為公司帶來豐厚利潤。何鴻燊在不同場合出席活動時的談笑風生可以說是公司再次走上康庄大道的最有力說明。
由於信德企業是香港一家具有影響力的上市公司，我們以香港回歸以來其業績發展作一概括說明。首先，在資產凈值方面，公司其實一直都有突出發展，由1996年的大約50億元，持續上升至2017年的近350億元，20年間的表現甚為亮麗。其中除了2008年，以及2014至2016年間曾略見回落外，其他年份均獲得不錯增長 （圖2）。
當然，若細看信德企業的營業額，則不難看出1996到2017年20年間的起落波動（圖3），這也反映了這個時期香港經濟和社會的風高浪急。
舉例說，1996至1997年，營業表現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2001至2006年間，則受香港本身經濟長期衰退左右；至於2006年以後的輾轉上升，則是經濟復甦帶動；2009年後的巨大波動，則是受何鴻燊健康出現問題，家族內部又有矛盾的影響，後者情況最備受投資者關注。圖4是信德集團除稅前後的盈利表現。
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1996至 2007年間，企業盈利緩慢增長，說明其盈利表現其實並不突出；2008年更一度滑落，隨後的10多年間，盈利額雖較過往高，但波動巨大，情況甚為獨特，值得日後再作深入了解。可以這樣說，自香港回歸以來，信德集團的資產凈值雖在不斷上升，但營業額及盈利則甚為波動，尤其自何鴻燊健康轉差、不能自由行動后的波動更加厲害，情況令人關注，同時這也說明公司存在不少不穩定因素。
就在何鴻燊港澳兩地生意不斷發展、家族財富不斷攀升之時，元配夫人黎婉華的去世讓這個家族複雜的內部關係進一步演化，家族如何分家析產，企業如何平穩發展？
何鴻燊的百歲人生與家族傳奇（下）
抱病平息爭產風暴
長子意外去世，促使何鴻燊無奈變陣，自己繼續領導企業，同時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間輾轉花了大約40年時間，才真正完成整個傳承接班過程，時間之漫長可見一斑。
迄今為止，能享百歲高壽的富豪巨賈實在並不多見，何鴻燊無疑是少見的個案之一。更為特殊的是，他的人生見證了家族由盛而衰，然後走向中興。雖然他的家族事實上是混血群體，但其家族的綿延不僅流露與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同時也是走向現代化的代表。這也更能揭示中國文化的內涵與特質：既以延續血脈為優先，又注重光宗耀祖，強調保護家族，孝順父母，蔭護子孫。
當然，這種為了一己家族利益與榮耀全力以赴的打拚，明顯有其局限性，也會產生不少問題，這十分清楚地反映在何鴻燊百歲人生的各種遭遇上——是非不斷，個人曾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甚至捲入無數糾紛。這不難讓人覺得，家族作為民族與社會的縮影，折射了其文化中既有精華卓越的光輝，同時也存在弊端，確實應檢視自省，擇優棄劣，從而讓家族走向康庄大道。
元配去世，諸室相爭
2004年2月21日，與何鴻燊走過一甲子人生的元配夫人黎婉華終於不敵病魔去世，享年82歲。何鴻燊十分悲傷，為黎婉華風光大葬。在澳門天主教堂舉行的喪禮上，不少達官貴人均出席致哀。何鴻燊的三名妾室並未出席，只派各自所生的子女作為代表致哀。
喪禮完畢後，黎婉華被安葬於澳門本島聖味基墳場 (又稱舊西洋墳場) 一個風水甚佳的位置，與澳門顯赫人物為鄰 (《星島日報》，2004年2月29日)。由於何鴻燊並非天主教徒，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百年之後應不會葬在那兒，顯示他的最後歸宿應該不會和黎婉華在一起。
黎婉華去世意味元配 (正室) 地位出缺，這促使二房藍瓊纓向何鴻燊爭取成為繼室，確立她作為妻的地位。藍瓊纓得償所願，獲得了何鴻燊的肯定，地位更穩固，也進一步強化了藍瓊纓所生子女的嫡系繼承權。但這樣一來又影響了原本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引起陳婉珍及梁安琪兩房的回應和反擊，讓本來尚未浮出水面的的矛盾和分歧迅速湧現。
由於陳婉珍和梁安琪所生的子女年紀還小，仍在求學，作為母親的她們採取了「母為子爭」的策略——即身為母親，爭取更多家產及生意經營權，維護其所生子女的「權益」，梁安琪表現得尤其果斷進取。資料顯示，梁安琪自2004年起高調參與港澳的社會事務，比如2004年，她獲委任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2005年，她更參與澳門立法會議員席位的競奪，而且一擊即中，取得議席，之後連任三屆；她還自2005年起獲任為香港保良局總理（香港保良局為香港著名慈善機構，成立於1878年——編者注），並且大力捐輸 (《保良局董事》，2009)。
商業方面，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梁安琪就已直接參与生意經營，涉足飲食、娛樂、證券、物業等行業，到了2007年，她更進行了一宗重大投資——斥巨資收購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旗下的《無線收費電視》二成股權，成為主要策略股東，進軍傳媒業 (《信報》，2007年8月31日)。除此之外，梁安琪像不少香港巨富家族的太太們一樣，在不同時期斥資購入優質物業，作為長遠投資，例如港島淺水灣道4號大宅、中環娛樂行大廈、銅鑼灣興發街88號物業等等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當然，每項投資不一定由她個人全資擁有，但卻折射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她有巨大的資金來源，讓她能不斷加大資本投入，身家財富持續攀升。
相對於梁安琪，陳婉珍無疑較為低調，後者並未涉足政治，並沒有參與公職或立法會選舉之類的行為。但陳婉珍也在2005年起出任香港護苗基金大使（香港護苗基金成立於1998年，為香港慈善團體——編注），2006年陳婉珍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同時她還參與香港防癌會的慈善工作，做出很多捐獻，每當有她出現的場合，自然也成為鎂光燈的焦點。
在生意投資方面，陳婉珍同樣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開始了自己的生意經營，主要包括餐廳、古董買賣與投資。2004年，陳婉珍成立安威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是集中管理她名下包括商鋪、住宅、車位等物業投資，而她手上持有的較知名的物業有石澳安利花園、山頂布力徑5G洋房及壽山道東11號單位等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儘管有關她的生意投資及慈善公益活動資料不如梁安琪那麼多，但相信是她相對而言不願意公開而已，實際資產應比已披露的多。
由於各房的子女數目——尤其兒子的數量——頗有差異，年齡也相距甚遠，所處的人生階段和需要也各有不同。當2004年黎婉華去世時，藍瓊纓一房既有名份的提升，子女又早已邁出接班腳步，在核心生意上穩居重要地位，自然佔了絕對優勢，這很自然地令陳婉珍和梁安琪二房覺得不公及不安。但她們的子女畢竟年紀尚小，所以便有了「母為子爭」的舉動。她們所強調的理由必然是「母弱子幼」的說辭，迫使何鴻燊須要為他們兩房着想——尤其梁安琪生的兒子較多，相信這便是自2004年起，陳婉珍與梁安琪動作頻頻的原因所在。
中風病倒 爭產風暴山雨欲來
黎婉華去世五年後的2009年7月29日，年過87歲的何鴻燊，突然中風入院，引起關注 (《蘋果日報》，2009年8月13日；《東周刊》，2009年8月22日)。一開始，各方關注的是何鴻燊的病情，甚至出現各種已去世的傳聞，但隨着病情穩定下來之後，家族出現了種種爭奪家產及企業控股權的舉動，這個顯赫家族的一舉一動之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醫生為何鴻燊進行了多次手術，消除腦中瘀血，但半邊身體失去知覺則需要進行長時間的物理治療。為了讓何鴻燊能更好地康復，在醫生建議下，何鴻燊在院留醫長達7個月，2010年3月初宣告出院回家，在淺水灣1號大宅中休養調理 (《蘋果日報》，2010年3月4日)。
由於何鴻燊已不可能如昔日般自由馳騁於港澳政商之間，家族內部關係發生進一步變化實在無法避免。2011年1月24日，港澳大小報章突然爭相報導一個重大消息，稱何鴻燊不再是《澳博》大股東，只是象徵性地持有100股而已，藍瓊纓及其子女、陳婉珍及其子女成為何鴻燊本來持有的32%控股權的主要受益人。對此，何鴻燊隨即透過律師澄清，指他本人對相關安排「並不知情」，認為這是「搶劫」，表示會對相關人等採取法律行動，並於1月27日向香港法院提起上訴 (《南華早報》, 2011年1月25~28日)；《蘋果日報》，2011年1月28日)。
2011年3月10日，何鴻燊簽署並公開一份與家人的「聯合聲明」，表示過去兩個月被廣泛報導的「何家事件」，最終獲得「圓滿解決」，之前的上訴會取消，「家族各成員經過各方友好的協調和坦率的對話後，以互諒互讓的態度，達成共識」，並已簽訂了「和解協議」，大家同意齊心協力發展何鴻燊打拚下來的澳門博彩業生意，「並將之發揚光大」(《明報》，2011年3月11日；《南華早報》2011年3月11日)。至此，一場原本令人覺得山雨欲來的爭產風暴，在何鴻燊仍然可以主持大局的情況下，似乎得以和解收場。
在這場爭產風波中，元配黎婉華一房本來應獲得更多財產與股權，但事實上卻分得最少，絕大部份財產與生意，落入了三名妾室及其子女手中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可以這樣說，黎婉華的子女們 (俗稱長房) 既沒分得家族企業的控股權，其他種類的資產也很少。按照黎婉華長女何超英女兒蕭玟錚所說，長房只分得當時市值16億元的淺水灣1號大宅 (《壹周刊》，2015年2月12日)。究其原因，應與長房沒有男性子孫有關：何猷光去世後留下兩個女兒，何超英及何超賢則各有一女，何超雄沒有結婚，所以何鴻燊只以嫁妝形式給她們分配了一些財產。
在黎婉華晚年健康惡化後回到香港的長女何超英，自母親去世後身體也越來越差。由於缺乏全面照顧，2014年12月4日何超英在養和醫院去世，享年68歲 (《每日頭條》，2014年12月9日)。對此，何鴻燊應該也甚為傷感，因為這是他又一次「白髮人送黑髮人」。令人不解的是，何超英去世三年後，她位於昭遠墳場的墓地竟仍只以帆布覆蓋，連墓碑也沒有，與其他墓穴或家族成員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這對於擁有過百億元身家的巨富家族長房的長女而言，無疑又是分家後長房得不到「公平」對待的註腳，甚至有一種令人心寒的感受 (《每日頭條》，2017年12月31日)。
分家析產，各房各展其長
人們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家族何嘗不是。2011年的爭產風波解決後，長房因為沒有血脈子嗣反遭排擠，二、三、四房的姨太與其所生的子女們成為贏家，在獲得他們認為應得的利益，並釐清了各自的權利和責任後，便各自上路，全心全力投入他們自己的生意之中，以行動證明自己的實力和才幹。
先說藍瓊纓一房。作為二房長女的何超瓊自20世紀八十年代已參與信德企業的管理，在父親年紀更大以後她被交託了更大管理權，在澳門博彩業開放後增設的副牌她也參與其中，並成為美高梅金殿的主要股東，主導業務發展。父親中風後，她自然承擔起更多領導實務，也因此讓她能在2011年那場家族風暴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後，她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得到確定，雖然業績表現有波動，但公司資產凈值仍穩步上揚。2017年，何鴻燊宣布卸任信德集團的主席職位，由何超瓊接任，至此也真正地完成了接班。
何鴻燊不只在2017年卸任信德集團主席，他還把《澳博》主席一職同時卸下，交由何超鳳擔任。儘管何超鳳的知名度一直沒有何超瓊高，但事實上姐妹二人的人生經歷頗為相似。何超鳳在香港成長，畢業於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後來又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取得商業管理碩士學位，20世紀八十年代返港后曾參與家族不同生意管，並於20世紀九十年代進入信德企業，之後參與了船務、旅遊、娛樂及物業投資等。同時在20世紀九十年代，何超鳳嫁給香港大馬主何壽南之子何志堅，同樣是「強強結合」的婚姻，婚後兩人育有兩女何鍶珩和何倩珩。遺憾的是2016年兩人的婚姻觸礁，以離異收場，而何超鳳也與胞姐何超瓊一樣全心全力投入事業之中。何鴻燊中風後，她與何超瓊分工更明確，她集中精力主持《澳博》，何超瓊則專心打理信德集團。
對於兒子中最年長的何猷龍，何鴻燊明顯更加關注。何猷龍於2001年加入《新濠國際》發展之後，便被任命為董事總經理，一手統領實務。2002年，《新濠國際》發展的子公司《澳門新濠博彩》取得賭博專營權副牌，有人稱何猷龍為「小賭王」。到了2006年，由於覺得何猷龍能夠獨當一面，何鴻燊更是辭去主席一職，由何猷龍接替，此舉進一步說明何鴻燊想讓兒子有更大的話語權。在經營《新濠》頗為多元的生意上，何猷龍明顯表現出了勇於創新、不拘一格的作風，至於他的踏實、事事親力親為，讓企業獲得了不錯發展。
可以這樣說，自2017年何鴻燊宣布退休，標誌着全面交出管理大權，藍瓊纓一房的子女基本上已接掌父親旗艦企業的主導權，成為家族新一代的接班人，這與他們年齡較長，較早進入企業有關。回過頭看，何鴻燊曾在受訪時表示想在55歲時退休，當時他心目中的接班人應該是嫡長子何猷光。但長子意外去世，促使他無奈變陣，自己繼續領導企業，同時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間輾轉花了大約40年時間，才真正完成整個傳承接班過程，時間之漫長可見一斑。也幸好是他長壽，才能化解這個結構及關係極為複雜家族的惡性紛爭。
相對於藍瓊纓一房的子女，另外兩房陳婉珍及梁安琪的子女較為年幼，由於年齡差距大，他們基本上無法與何鴻燊交接，只能由各自母親持有股份或資產，推動他們自行創業或開闢其他事業道路——若加入信德、《澳博》或《新濠》等，也很難爭得過早已坐擁大權的兄姐，還會滋生矛盾衝突。從資料上看，陳婉珍和梁安琪以子女「代理人」的身份爭取了巨額家產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將來可作為啟動資本，支持他們尋夢開拓，其中尤以何猷君的例子最為突出。
梁安琪的兒子何猷君生於1995年1月，從小表現出過人資質，在數學方面尤其有天份。他18歲考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士畢業後留校繼續深造，獲金融碩士學位，然後返港。在母親投資8000萬元的支持下，何猷君加盟手游公司《創夢天地》。2018年12月6日，公司成功在港交所掛牌上市。在何鴻燊97歲大壽那天，何猷君特別以公司招股書為禮物，向父親證明自己的本事 (《大風號》，2018年12月6日)。
陳婉珍及梁安琪所生的其他子女由於年紀尚輕，真正的表現和能力自然有待日後證明。可以肯定的是，自初步分家後，由於釐清了資產分配，大家的權責變得清晰，各展所長、證明各自本事的動力顯然增強了。各房子女各有生意，又大大減少了彼此間的矛盾。可以預期，何氏家族的生意，必然會進一步走向多元化，而陳婉珍及梁安琪的生意與資產，日後也會逐步向子女轉移，完成「代理人」的角色。
分家析產後，何超瓊、何超鳳和何猷龍各自打理一家企業的情況，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何超瓊、何超鳳日後的財產傳承問題。由於何超瓊和何超鳳均離異，何超瓊更是沒有子女，兩人的財產日後如何傳承？事實上，何鴻燊的女兒中，多人還未結婚，如何何超雄、何超蕸，她們的財產日後又會如何安排？是否會傳給何家男性子孫？目前何鴻燊還沒有孫子，何猷光有兩女，何猷龍有一女，家族是否會採取男女一視同仁的傳承？還是會將財產捐作慈善呢？這都是一個很有趣而且十分重要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觀察和日後再作深入探討。
2019年2月7日，何鴻燊又因健康問題入院，報章大肆報導 (《星島日報》，2019年2月8日)，稱他入住ICU，引來社會關注。從這一點看來，無論市場或社會畢竟仍有疑慮，當何鴻燊有朝一日百年歸老，失去了那股穩定力量後，家族內部是否會再次出現爭鬥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鬥爭的局面不只關係到何鴻燊一脈，何鴻燊與胞妹何婉琪的股權財務紛爭，事實上也並未隨着何婉琪去世而劃上句號。這說明在巨大利益面前，家族和諧與同心同德仍然讓人覺得只是鏡花水月，變數與風險不少。這方面的問題與發展，只留待時間給出答案了。
百歲人生的經驗總結和思考
毫無疑問，富而高壽，妻妾子女成群，似乎是無數男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仔細品味何鴻燊的百歲人生，讓人看到他在家道中落時化逆境為鬥志，發奮圖強，力挽狂瀾，最後憑一己之力中興家族，書寫個人傳奇，為家族在港澳社會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彩重墨一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何鴻燊的致富過程其實風險極大，甚至曾與死神擦身而過，染指澳門博彩業更是讓他一生是非不斷，甚至導致朋友親人反目。何鴻燊與胞妹何婉琪的形同陌路，對簿公堂，甚至被影射為「魔鬼」，就是最主要也最受關注的例子 (《十姑娘回憶錄之與魔鬼抗衡》，2007)。細看何鴻燊的人生經歷與家族企業發展，不難發現如下十方面的經驗教訓與特點值得關注和思考：
(一)逆境激發鬥志，書寫個人傳奇。生於大富家族的何鴻燊，自出生到父親「跑路」的十多年間，一直錦衣玉食無憂無慮，所以令他只顧玩耍，無心向學，在校成績只處於下游。如果不是因為家族出現巨大危機，父親一脈由高位下滑，使其生活條件和水平驟降，甚至在社會上遭人白眼，他可能只會成為一個花花公子，在紙醉金迷中過日子。如果是這樣，他必然不會有勇氣或鬥志冒險，更遑論打下鐵桶江山，坐上「賭王」寶座，成為名揚港澳的巨富。由此再次說明了一個千古不易道理，困苦的境遇是磨練意志、創造輝煌的重要條件。
(二)思想傳統中有現代。身為混血兒的他，既有十分傳統的一面，也有容易接納現代事物的一面。所謂傳統一面，是他十分強調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是「老西」(洋人)，何鴻燊尤其重視家族、血脈、孝順等價值觀念 (何文翔，1992：66)。當然，何鴻燊還奉《大清律例》為圭臬，採取納妾制，所以才有了妻妾子女成群的結果——即使其元配信奉天主教，反對一夫多妻。這裡不得不提一個常常被人們忽略的特點，事實上在香港，歐亞混血群體比純粹的華人更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對民間習俗十分執著。所謂現代，是指他對現代事物並不抗拒，樂意拿來應用，並會率先引入博彩的方法與機械設備、航運的新款輪船等，他都樂於採用，提升公司效率，創造盈利。
(三)不執着於信仰，只重視實效。何鴻燊雖對中國傳統執着，但對宗教信仰則並不堅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曾對記者表示，在宗教方面，他信仰佛教，他曾這樣說：「我信佛教，對因果尤其深信不疑，可能是由於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母親拜神虔誠得很，文武廟、天後廟的廟祝我年幼時就已稔熟，觀音誕二月十九日我都去吃齋。」(何文翔，1992)
但到了2004年，在元配黎婉華的喪禮上，何鴻燊接受記者訪問時，則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他向記者這樣講述：「我本人是無神論者，既非天主教徒，也非佛教徒，但由於當年讀大學時在天主教寄宿學校，母親又是佛教徒，故此『兩樣都識的』。」(《澳門日報》，2004年2月26日)
這種宗教觀其實與很多香港華人別無二致，即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最重要的是可以光宗耀祖，照顧好家人，延續血脈。
(四)重視家族人力資源的質與量。正如他自己所說，家道中落後，他因為遭人白眼，所有產生一股「唔衰得」(不能衰) 的鬥志，呼喚自己要出人頭地，讓母親過上好日子。正因為激發出了鬥志，他的學習成績大躍進，步入社會以後也更加拼搏，才能在日後打下鐵桶江山。因為個人的經歷，他對人力資源顯然十分重視——不止是量，也重視質——雖妻妾子女成群，但注重他們的教育。另一方面，由於各房子女眾多，因而產生內部競爭，這種競爭雖會帶來矛盾，但也可以激發各妻妾和子女們必須各有實力。正是在這種各房互相比較和競爭下，人力資源的量和質得到提升，不僅強化了家族發展動力，還有助於投資與業務多元化、分散風險，有助於家族的長遠發展。
(五)重視人脈關係與社會網絡。何鴻燊之所以能夠帶領自己父親一脈中興，祖伯父何東及家族的助力實在不容低估。因為有了家族名聲與網絡，當時還是黃毛小子的何鴻燊，才能與那時澳門的顯赫人物如羅保、梁基浩及何善衡合作，日後爭奪賭牌時又能與葉漢、葉得利和霍英東等合作，這些創業與壯大時期的助力，對於走向成功尤其重要。到何鴻燊的子女們出來創業或接手家族企業時，何鴻燊自然也用其人脈關係及社會網絡支持他們的開拓。
(六)傳承接班過程歷時久遠，充滿變數。何鴻燊上世紀七十年代按排兒子何猷光接班，規劃自己55歲左右退休。結果，兒子33歲時意外去世，接班計劃生變，他更要等到97歲時才完全退休，當中的傳承思考，相信十分深刻。他曾說過傳承上不一定是父傳子，結果還是只在自己血脈子女中傳遞，跳不出「血脈至上」的巢臼。雖然這樣，他卻最終突破了傳男不傳女的傳統，而且是由兩女 (何超瓊和何超鳳) 擔任家族旗艦生意的領導，兒子何猷龍則統領資產及業務較小的企業。另一方面，他因為自己年紀太大，三姨太、四姨太所生子女們年紀還小的原因，採取了財產分配「託管」的模式，由姨太們作「代理人」，待子女們長大後，甚至要發展事業時，才以不同方式轉移給子女們。這種十分特殊的傳承接班方式，實在很值得日後再作深入研究。
(七)父系傳承與母系傳承的不同模式。在家族傳承上，家族財產主要是父系傳承，即父傳子，極少傳女，附非沒有子嗣，才傳女兒。其次，必然是元配一房佔大份，妾侍則小份。但在何家的傳承中，何鴻燊不但沒給元配一房多分，反而更少；同時他更倚重女兒，而且在女兒與兒子之間作相對平等的分配。兩種安排都具有顛覆性，值得思考。元配一房分得比妾侍們少，自然與何猷光夫婦及黎婉華在分家時已經離世有關，加上何猷光的遺孤又是女兒，沒有母親或祖母代為出頭，所以事實上處於多重弱勢之中，因此出現了長房被冷待的情況。這一點或許會成為日後爭家產的癥結所在。女兒獲得重用和平等分配則引出另一個問題：她們日後的財產又如何作出傳承安排？尤其是何超瓊、何超雄及何超蕸等並無血脈，她們日後如何傳承會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值得深入研究。
(八)家族人丁急速萎縮。無論是何鴻燊一代，或是他的父輩及祖輩，均是人丁興旺。祖伯父何東的母親、祖母等，所生的子女都十分多，何東的妻妾其實也都生有三名子女以上。但是到了何東的子女一代，他們所生的子女數目就大幅減少，往往只是一名起、兩名止，更有子女是沒有結婚，選擇單身的。這樣的發展狀況，必然會大大削弱家族的人力資源，影響家族企業在下一代的發展。
(九)「強強結合」的聯姻關係在子女一代備受考驗。何鴻燊自己與元配的結合就是「強強結合」的例子，他的父母叔嫂，乃至於他的祖輩，均有不少這樣的婚姻聯盟 (Hall, 1992; 鄭宏泰、黃紹倫，2004)，這也為何鴻燊及其家族帶來了極為緊密的社會關係。何鴻燊明顯看到這種關係的重要性，於是安排女兒們嫁到不同大家族，例如何超英與蕭百成結合、何超瓊與許晉亨結合、何超鳳與何志堅結合，但三段「強強結合」的聯姻均離婚收場，令人嘆息。當然，兒子何猷龍與羅秀茵的「強強結合」甚為恩愛，算是扭轉局面。至於何鴻燊子女們婚姻路上未能如意的問題，同樣值得日後再作探討。
(十)健康長壽的發展力量與穩定作用。何鴻燊不但出道得早，也發跡得早，打拚事業的道路上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都能化險為夷，長命百歲。由於他的長壽，在他帶領下的企業能夠得到平穩高效的發展，與他一同合夥的股東，大都因為壽命不如他長而讓出了掌控大權。葉漢讓位《澳娛》，霍英東讓位《信德企業》，便是最好說明。另一方面，因為長壽，家族內部的傳承危機、爭產危機等，都因為他仍健在而得以順利解決。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因為長壽，而是像很多去世得早的大家長一樣，家族內鬥必然被激化，最後必然導致對簿公堂，家業四分五裂。雖然，到他去世時，家族同樣會分裂，但因為已作出較好的安排，相信衝擊會大大降低。
何鴻燊是一位充滿傳奇的獨特人物，他的經歷、際遇、應對和成就，既折射了時代前進的軌跡，也反映了港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獨特地位，同時也說明中華文化與家族制度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不斷調適與演變。誠然，家大業大必然能積累不少有利條件，龐大資產、人脈關係、姻親網絡等等，但若沒有成就事業的鬥志與承擔家族福禍的責任，未必可以把那些優勢用到創造輝煌的層面上，何鴻燊的故事顯然能夠說明這一點，他的下一代能否更上層樓，或是力守基業，也應以此作為證明。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中國研究項目聯合召集人、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兼任《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 叢書主編，國際學術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編委會委員，《家族企業治理叢書》《家族財富傳承叢書》主編。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兼任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會委員、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理事及研究員，《家族企業治理叢書》《家族財富傳承叢書》主編。）■
本文轉載自：等深線（ID:depth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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