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政務司長率領官員和流行病學專家前往深圳與國家衛健委會面，會後有簡短公布。根據日前《明報》的報導，衛健委只傳達中央囑港訂清零目標並敦促落實，但未有指令要求香港作全民檢測。
究竟香港特區政府面對今次疫情，是否以清零為目標，根據過去的報道，個人覺得是時有反覆、模糊不清。有時表示力求清零，有時又表示難以清零。今次中央明確要求以清零為目標，究竟用什麼方法，中央在表面上也是留有餘地。目標清楚告訴特區政府，因為香港特區市民也是國家一分子，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當然是中央政府最關切的事情。
日前張炳良教授撰文，其結論就是希望政府開誠布公，把所有問題「攤出來」，究竟全民檢測的難度在哪裏？是不是真的難以操作，難以執行？不用全民檢測，又有沒有其他方法？政府不能只是以「我知，你唔知，我最清楚，你唔清楚」的態度來決定如何抗疫。
專家和外行一鍋煮
政府現時經常引述「專家意見」，根據「專家意見」，全民檢測不可行，在此，我們不妨檢視一下什麼叫「專家意見」。
首先，對絕大多數問題，該問題的行內專家也經常持不同意見，在醫學界內也不例外。在年初疫情最初爆發時，口罩有用還是無用，一眾醫學專家也有不同意見。Laurie Garrett雖然不是醫生，但也受過正規的細菌學和傳染病學的訓練，她在《外交政策》撰寫有關新冠肺炎的報道，她就直接認為口罩無甚大用！有用無用的爭論起碼爭到6月，一路爭來，大家最後都戴上口罩！
對其行內問題，專家們固然有不同甚至矛盾的意見，而更大的問題，就是那些專家，往往不知道自己只是某一方面的專家，在講呀講的同時，把一些不完全是自己專業範圍的事情都講上，那就變成專家和外行一鍋煮！
一些醫學專家反對戴口罩，並不是在科學上分析了口罩能否成功阻隔病毒，而是基於我們沒有足夠的口罩生產和供應。那生產和供應就不是醫學和傳染病的問題，而是技術、生產，甚至是國家大政策的問題。
同樣，許樹昌作為政府的專家顧問，他反對全民檢測，並不是基於醫學上的專業知識，而是因為他判斷市民不配合，除非政府推出居家令，否則無法落實執行。這些推斷和言論，已經完全是公共政策而非醫學的範圍。而更令人困擾的是，當許教授認為全民檢測沒有條件進行，但又同時建議政府收緊隔離措施，甚至效法一些外國措施，實施某程度的「戒嚴」！如果可以連「戒嚴」招數都用上，那為何不可以實施居家令去推全民檢測？而政府目前連晚市堂食都禁止，許多活動處所都下令關閉，這種限制手段，其實和配合全民檢測所需的手段已無兩樣。
公共政策，完全是一門專門學問；政治，就更是抽象的藝術。我很懷疑，那些醫生、醫學教授，有幾多人是具備公共政策和政治的訓練以及素質？誰要為抗疫負上最終的責任？是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他們是背負了政策和政治的責任，但要直接負責的就神隱，不用負責的就越俎代庖，天天去講政策政治！
作為專家，就請在其專業的範圍提供意見，就等於一間大機構的行政總裁，他會不時向律師尋求法律意見，但作任何決策，都會自行判斷然後再作結論。哪個律師會代替行政總裁又或者董事會主席去做決策，甚至在股東會上做代言人！
可先以10人一組混合樣本檢驗
正如張炳良教授所言，全民檢測是否可行，請負責官員公開算個帳，日前本欄已經引述中央官員態度：只要特區政府配合，中央可以支援一天檢測30萬，有需要可以再適度增加。如果一天可以檢40萬，那大概兩星期多一點就可以檢完。而檢測可以先以10人一組的混合樣本來檢驗，綜合樣本初步確診才10人逐一檢驗，那對個人私隱有足夠保障。再有疑問，市民可以自費到指定機構檢測，那私隱的問題也不必去爭，輕易獲得解決。當專家不停警告，社會內有相當數目的隱性帶菌者，一些更是超級傳播者，但同時又反對全民檢測，那又有何方法去找出和隔離他們呢！
「為政之道」的重點，就在那一個「道」字。首先，絕大多數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正常人，他們不是精英，更不是超人，長時間、無休止的隔離，一般人很難做到。所以專家顧問只是不斷提出收緊，再收緊，但又沒有清零的手段，也沒有清零的目標，結果部分市民就選擇「自己出嚟抖啖氣」！就算比平時少一半人出街，350萬人也足夠「人山人海」。 ■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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