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日前向媒體表示，在過去一年，高危群組在檢測中，有3%是以水喉水代替深喉唾液。袁教授雖然沒有用上「震驚」、「難以置信」等用語，但看他煞有介事的表達，相信袁教授的內心感受，大致如此。
個人在內地和香港進行了超過10次的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只有香港是用「自取式深喉唾液」檢測，在內地則會由檢測人員採樣。每次在香港做深喉唾液採樣時，個人都很緊張，要提醒自己起牀之後不要漱口，不要進食早餐，甚至連水也不敢喝一口，以確保檢測結果準確。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有多少市民在進行檢測時是這樣認真，又或者清楚明白深喉唾液和唾液的分別？而自行採樣的最大問題，不止是受測者對採樣過程的認識，也是對採樣的心態。如果他不是求真，而只是為取得一份清白證明，那用水喉水取代唾液可能是一種方法，又或者在採樣前先行清潔漱口。
執政者可能假設，市民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守規矩，但這只是「假設」，而不是「保證」。香港有多少人抽煙？有多少人吸食軟性毒品？有多少人諱疾忌醫？袁教授口中的3% ，個人就算不認為少，也不會認為多！
在內地採樣，一定由指定人員進行，而且一再核對身分證明。內地和香港的主要分別，就是香港所用的方法，是當「你嘅事」，你唔理，我更唔會理；內地的做法，是當「你和我大眾嘅事」，你唔在乎，大家在乎。所以不會靠自律，而是求確定、求保證，這種基本心態的分別，不但決定採樣方法，也決定整個抗疫的應付策略。
最近有一本非常暢銷的書籍叫 Has China Won?（《中國贏了嗎？》），作者是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作者對中美矛盾的描述，固然精彩絕倫，而他在書中也分享了他的一些人生經驗。他曾提到，他在新加坡外交部時經常得到總理李光耀的教誨：處事首先要正確認識問題，問題搞錯了，答案也一定錯！
社會安危 應否交由自律來決定？
個人從事獵頭工作10多年，見過無數大學高材生在事業上一籌莫展，最主要就是無法把考試答題的技巧轉到人生職場。考試是把問題寫得一清二楚，按題作答，但人生職場，問題要自己去找，自己去問。如果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當是「你和我大眾嘅事」，那就是一種做法，只是當「你嘅事」，那又是另一種做法。所以一路走來，口罩要市民自己去撲，檢測要自己去驗，大爆發，是因為有某些市民唔聽話、不合作！這就是用「你嘅事」的心態去看問題。
在統計學上，有一個概念叫「正常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所謂正常，就是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分佈，社會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如是，人的賢愚智拙也如是。精英者可以無師自通，愚拙者教極唔明；自律者規行矩步，念己念人，自私者興之所至，隨意行事。這就是社會，這就是大眾，全個社會的安危，應不應交由社會大眾的自律來決定？所有社會，都有人唔聽話，不自律，我們聽話、自律的香港市民的福祉，就毁在極少數人身上？
不要說那些行為極端差劣的人，就算是構成大多數那些「中間部分」，他們也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他們不會刻意為惡、立心跟政府搗蛋抬槓，但其實也是平常人。個人看過一位被電視台訪問、在假日到公園活動的香港人——那位女士說：「我怕，但困咗咁耐，唔出街行吓我會癲！」這位女士就是普通人的人辦！
當然，政府指摘那些歌舞群組，他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首先，我不認識那幾百個歌舞群組人士，不要說是追索賠償，連譴責幾句，我也沒有對頭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不止是執政者在道德上的承諾和承擔，也是因為權在政府，只有政府才有充足的資源、知識和權力去應付重大的問題和危機。
個人手上有一張政府收緊和放寬社交距離的日程表，這也大概是政府所謂「一張一弛」的證據。早的不說，在今年8月底，政府開始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直到10月27日再宣布新一輪放寬；與此同時，邱騰華局長喜孜孜地宣布，香港和新加坡會進行「旅遊氣泡」。我的一些朋友也訂了飛機票和酒店，靈魂都飛到文東記吃海南雞飯、到松發吃肉骨茶。行政長官也表示會到北京爭取放寬港人到內地的限制，不少港人又開始計劃內地自駕遊。這樣的氣氛，這樣的信息，有人此時去「跳舞慶祝」，又何足為奇，一張一弛嘛！
「對問題有正確認識」是基礎，也是起步點。這一步出錯，之後就步步錯。把抗疫的責任放在市民身上，只要有少數人不聽話、不自律，就要賠上整個香港。把目標定在低位徘徊而不是絕對清零，那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更何况，「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以清零為目標，也難保不會有個別小規模爆發，如果以低位徘徊為目標，現實結果就是周而復始的大爆發。
現時一般市民的心情，是無望和無奈，最貼切的形容，就等於坐在6年前那架馬航370客機之內，不知是飛往太平洋，還是印度洋！■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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