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怎麼變成韓國政壇上最大的那捆牆頭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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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文在寅，我一直覺得這人和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很像。
這倆人都是好人，也都有很遠大的理想，上台前用其真誠感動了一批擁躉，都發誓對內要推動社會平等，對外要追求世界和平。
但過於豐滿的理想有時會超出他現實翅膀的承載能力，卡特當年一屆任期幹到最後，什麼願景基本都沒實現，民意一落千丈，黯然下台。很多人在回憶起他時，總會說：哦，那個理想家……兼牛皮大王。
而最近幾天的行情看來，文在寅有復刻卡特悲劇的趨勢——當地時間4月8日，韓國地方領導與議員的初步選舉結束，在野黨以壓倒性優勢拿下了首爾和釜山市長這兩個重要職位，其中，首爾的吳世勳和釜山的樸亨埈分別以57.5%和62.97%的優勢，將文在寅力推的執政黨候選人打落馬下。
結果公佈後，文在寅通過青瓦台發言人表態，稱將嚴肅接受國民的問責，執政黨領導層不久後也宣佈集體辭職，以對此負責。
很多不瞭解韓國政治遊戲規則的朋友可能覺得，不就倆市長選失守了嗎？用得著嚇成這樣嗎？
用得著，首爾和釜山為韓國最大的兩座城市，人口分別佔據整個韓國的20%和7%，這兩個城市又分別是韓國南北的經濟產業中心，對周圍形成了強烈的輻射，首爾都市圈和釜山都市圈分別生活了50%和30%的韓國人。
考慮到韓國明年就要大選，這次補選幾乎是當之無愧的大選「晴雨表」，文在寅以這麼大的劣勢輸掉這次補選，明年大選前韓國政壇只要不再出個重大意外（比如他們北方同胞鬧個妖，文成功化解之類的），文在寅的執政黨基本已經算輸掉了。
雖然按照韓國的現行法律，總統一任五年，任滿後不得謀求連任，所以執政黨（韓國政黨名字換的比總統還勤，不用記了）即便再贏了，文在寅也不能「再贏」。但如明年大選文在寅領軍的左翼失利，韓國政壇再次翻烙餅就成了定局，韓國熟悉的劇情要重新上演：右翼重新上台，對左翼展開清算，找個什麼罪名把文總統推上被告席，讓他去前任雲集的首爾監獄吃牢飯……
當然，文在寅之敗會在東北亞產生相當的外溢效果。韓國左翼是相對親北、親華而反日、反美的，右翼則剛好相反。文在寅的失敗，從地緣博弈來說，對中國是個利空，而對美國則是個利好。
但我並不同意就此推論文在寅的失敗是美國的什麼「陰謀」，因為通過顛覆韓國總統給中國下絆子，這招實在是太繞了，而美國鬼子的戰略思維遠沒有咱們中國一些「民間戰略家」那麼曲折，就跟布林肯最近發表的那個啥啥聲明一樣，美國人想要幹你一般都直接說「我要幹你」，追求的就是個直抒胸臆，從不整那些彎彎繞。
而且，韓國這個總統，壓根不需要美國人來動手顛覆。論「政壇翻烙餅」，韓國在美國欽定的「成熟民主國家」當中若稱第二，恐怕就沒人敢稱第一了。
這方面韓國跟我們另一個鄰居日本還不一樣，日本首相雖然也經常換的如同走馬燈，但走馬燈好歹是圍著一個中軸來轉的，這個中軸就是萬年執政的自民黨，所以日本政治其實在領導更動頻繁的同時，其實是超穩定的。
而韓國就不同，左右翼之間那是真的勢同水火——一方上台恨不得把對方當場火化，再把骨灰也給你揚了。
不信你去看看文在寅這幾年對右翼幾位前任老夥計（朴槿惠、李明博、全斗煥）的處置方式。剛開始審的（朴槿惠）要給你從重，審到一半的（李明博）要給你加碼，已經被特赦的（全斗煥）還要再找理由抓回來重審一遍。
為什麼？就因為韓國左右翼之間從司法、立法到行政都沒有達成最基本的信任。你的做法我完全不認同，要徹底否定、推倒重來。這一切必須從打倒前總統開始，所以韓國總統沒一個好下場，所謂「青瓦台詛咒」就是必然的。
但在這個表象背後，又有另一個引人深思的「元問題」：這樣兩個連基本互信都沒有的左右翼，為什麼又能在韓國政壇上長期共存，並週期性左右搖擺呢？
這個事兒，其實觸及到韓國的民主制度、乃至這個國家的某些本質。
2
正如很多分析者已經指出的，此次文在寅大敗，主要原因是曾經狂熱支持他搞改革的韓國中青年群體集體「變節」，把票投給了右翼。而中青年群體「變節」的主要原因，又是韓國這幾年房價漲的實在太快。
文在寅上任時，曾許諾遏制房價，做到居者有其屋。但韓國房價不但沒有下跌反而空賬暴漲。截止2020年5月，韓國首爾公寓售價從2017年5月的8.4億韓元（約491萬人民幣）飆升至12.9億韓元（約合754萬人民幣），平均上漲4.5億韓元（約263萬人民幣），漲幅高達53%，為近30年來最高。
今年年初的時候還出現估計這樣的奇景，在首爾一個並不繁華的樓盤，三萬七千多人爭搶購買110套公寓，原因僅僅是因為該公寓的賣出了「超低價」：「僅僅」需要十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80萬）就能在首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公寓。按韓國首爾的平均月薪算，也就是不吃不喝二十來年的事兒。
當然，這種奇景在咱們這兒的一線城市也見怪不怪，但問題是，韓國是一個早已經完成城鎮化的發達國家，而且目前還面臨著嚴峻的少子化問題，它的房地產市場情況按說應該參照日本：泡沫破裂後原地踏步個十幾年不變才對。
所以岔子出在哪兒呢？出在文在寅的貨幣政策上。
韓國總統雖然下場普遍不好，但在任時職權一般都極大，有「民選的皇帝」的外號。在不觸碰財閥利益這個大前提下，在任總統幾乎可以隨意指定自己認為可行的經濟、貨幣政策，並一般不會受到議會的有效阻攔（隔壁美國的拜登總統都饞哭了）。
文在寅上台以來，為了兌現選舉承諾，刺激韓國底層中青年的就業，一直奉行十分積極的貨幣政策，去年遇到疫情危機，文總統更是含糊都不含糊，接連兩次宣佈降息、並一口氣宣佈了50萬億韓元的經濟刺激計劃。
可市場上的錢多了，總要有個去處，經濟疲軟期各行各業都不看好，唯有房子最保值，於是大家就會本能地都去買房子。
在一些政府超強力的國家（比如我國），可以通過調控的方式直接將流向樓市的資金流堵死。（當然能堵多久這個也說不准）可韓國政府雖然強力，卻也沒強力到這個地步——前面說了，韓國總統雖然是「民選皇帝」，可韓國財閥卻是不用民選的太上皇。而房地產又剛好是財閥們的禁臠之一。
韓國的幾大財閥，三星、現代、樂天等等，都有他們直接冠名的地產公司，面對湧向房地產的資金流，韓國政府是根本無從在供給側釜底抽薪的，只能對著需求側使勁，搞揚湯止沸。於是我們就看到文在寅政府在3年內接連出台二十多項政策遏制樓市，把房產稅加徵到最高30%，卻越漲越有人買的奇景。左翼政府的增稅措施，搞到最後，在老百姓看來似乎成了跟財閥一起打劫他們的錢包，底層民眾對文在寅「背叛」的憤怒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3
這裡就要說到文在寅和卡特最大的相似之處：這兩個人雖然都有很美好的「遠大理想」，但施政手段上都透露出一種濃濃的智商欠費感。韓國一旦執行貨幣量化寬松，首爾和釜山等地的房價應聲暴漲，本來是可以預判的。而且這種暴漲中受傷最深的是底層民眾同樣也可以預判。因為首爾的底層民眾真的是沒地方住，買套房子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剛需。
前幾年韓國電影《寄生蟲》不僅拿了奧斯卡獎，還獲得文在寅的實名點贊。
該劇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主線其實就是房子問題——很多人不看這部電影恐怕很難想像，在韓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居然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居住差距會那麼大。
但這其實是現實，而且很可能是經過美化的現實。
韓國國土研究院2020年時曾經發過一個名為《住房在資產不平等中的作用》的報告。這個報告揭示了韓國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如果只看收入差距，韓國的基尼系數只有0.36，首爾也只有0.35，屬於國際公認的「收入分配較為合理」的區間。
但這個漂亮數據其實沒用。因為韓國的房地產資產不平等度（可以理解為房地產資產基尼系數），在全國都高達0.6，首爾更是達到了誇張的0.72，20至30多歲人群的房地產資產不平等度更是接近於頂值1。
在韓國，前百分之二十的富裕階層擁有的住房資產是底層百分之二十的貧民的77.6倍，首爾地區則超過一百倍。是國際罕見的「完全不平等」。
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在韓國當一個的底層青年，你可能與一個高富帥接受同樣的教育，出來做相似的工作，拿著相似的薪水，你們一起在首爾某個財閥大企業上班，午休時一起談笑風生、喝咖啡、逗女孩。
可是下了班，高富帥回他的江南區豪宅該吃吃該睡睡，你則要擠倆小時地鐵，回你在郊區的地下室，在昏黃的燈光下撲倒在泛著霉味兒的床鋪上倒頭就睡。
而你知道，你跟高富帥同事在房產上的這種差距，是一輩子也無法抹平的。
這是一種比教育、收入不平等更深的絕望——我們明明已經做在一起喝了咖啡，可我們一個活在天堂、一個活在地獄，彼此永不相通。
所以《寄生蟲》裡最奇幻的幻想是窮人兒子最後買下豪宅那段，在韓國，這根本不可能。
在這樣一個房產資源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一個真的想為窮人代言、給他們辦點實事的總統應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壓制房價，從而調整房地資產在民眾資產中的佔比，至少讓那些首爾有著白領工作、卻沒有自己房子的底層青年，能在一個合理的年限內買得起自己的房產。
但我們看到，文在寅卻剛好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任內，韓國、尤其首爾和釜山等地房地產價格屢創新高。從這個角度講，眼下韓國下層民眾聚集在光華門前大集會，怒斥他是「騙子」、「叛徒」，真的一點都不冤枉他。他真的辜負了曾經支持他的那些窮苦青年們。
可是，文在寅也沒有辦法，在韓國，想打壓房價就要先解決財閥，而想要解決財閥，沒有個十幾年的謀篇佈局不能成其事。你看看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到普京上台，俄羅斯金融寡頭們只有不到十年的家底，普京到目前為止在俄羅斯「連莊」二十多年了，當初對民眾「還你一個奇跡俄羅斯」的許諾還沒有兌現。
財閥是種頑疾，一旦形成就很難根除。
而韓國的財閥可遠比俄羅斯的金融寡頭樹大根深，即便從朴正熙時代算起也有半個世紀的積聚了。而文在寅只有五年任期，還不許連任。政策再猛也是要時間才能體現力量的，你能讓他怎麼辦呢？
他只能繞開那些最棘手、最難解的頑疾，去搞一些速效政策來維持民眾對他的支持。而這些政策必然是難以治本、甚至連「標」也治不了的。
4
這裡就要提出一個命題，韓國現行的政治制度，與韓國民眾想依靠這套制度實現的目的，其實是不匹配的。
偉大的列根總統有句名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這句話至少對於美國和它的政治體制來說，是非常精准的。
美國這個國家——按照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當中的描述——在建立之初時就已經有了相對較為良好、合理的社會、財產體系，美國民眾是為了維持和保衛他們已有的私產，而不是希求改變它才建立了美國的聯邦政治體制的。
所以這套體制當中政府對民眾財產的重新分配作用天然是有限的。
歸根結底，美國的繁榮與成功成就了美式民主，而不是美式民主成就了美國的繁榮與成功。
但韓國的情況完全不同。
這個國家在封建皇朝和日據時代本來就貧富差距巨大，朴正熙的軍政府時代，為了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又給財閥集團極大的資源傾斜，等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在美國外力的幫助下實現了政治的民主化改革後。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對的，就是一個事實上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韓國民眾希望新制度給其帶來變革，就是財富的重新分配，讓居者有其屋。
而這個目的，又是美式民主不可能達到的。
誠然，韓國人為了壓制財閥、防範財閥與政府的互相勾結，對制度做了很多符合自身國情的改革，比如給了總統、檢察官系統極大的權力。但這些改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韓國財富在社會中分布極不均勻的問題，因為有些「工具」，在這套制度的「工具箱」中根本就沒有。
這就是韓國政治總在左右翼之間「翻烙餅」，大量韓國民眾在左右翼政黨之間「牆頭草」來回顛倒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無論左右翼，都無法在現行體制下拿出一個可行的辦法，達成民眾為他們設立的目標——讓韓國的階層矛盾緩和到可以構建共識的那個程度。
兩千多年前，孟子在見齊王時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闢邪侈，無不為已。」
是的，資產保有和生活穩定是一個人構建穩定世界觀、進而構建穩定的社會的前提。一個政治穩定，左右翼都有其穩固施政主張、並能夠互相理性對話的成熟現代國家，一定首先具有一個相對合理社會財富分配體系。
而這種社會的建立目前對韓國來說遙遙無期——這個國家裡大量無房、無產，漂泊在首爾、釜山的底層民眾們，就宛如輕飄飄、毫無根基的牆頭草垛，政客們的許諾之風一吹，就立刻會改變自己的政治傾向。
而一個成熟的國家中，富裕生活穩定的民眾，本來應當是國家穩定的壓艙石。
而對韓國來說，那樣國家困住了它的民眾，那樣民眾也困住了他們的國家，這成了一出近乎無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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