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矚目的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終於出爐。
此前，有輿論推測中國的人口開始負增長，加之數據的推遲公布，引發了公眾的恐慌和焦慮。
最終數據顯示，2020年人口總量依舊保持了增長——14.1178億，比起2010年時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13.3972億相比，增加了7204萬人。
但2020年低至1.3的總和生育率，還有1200萬的年出生人口新低，也昭示了中國人口發展的嚴峻挑戰。
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後稱生育率）一度超過6，而本次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這一數據已經跌至1.3——進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
「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理論認為，當總和生育率降到1.5時，會進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將會變得更加困難。
消失30年的生育潮
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放開二孩……
自2011年始，中國的生育政策開始掉頭，從限制生育到鼓勵生育，但女性的生育意願一去不復返，預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
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3。
一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2.1個小孩，也就是總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證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總數不增不減。
要知道，在1963年，在新中國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間，中國的生育率高達7.5。在60年代的多數年份里，中國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
新中國的歷史上，有過三次出生人口高峰。
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現在新中國剛成立後，10年間累計出生人口2.3億；
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從1962年開始，持續到1972年，又這一次，為中國帶來了2.8億的出生人口；
這兩次生育潮，讓中國的人口總量從建國時的5.5億人口直接跳漲到8.5億。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近40年的強勁增長和韌性，都受惠於這兩次人口高峰帶來的人口紅利。
不過在當時，生育潮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趨勢。全社會的輿論風向和政策風向，都認為出生高峰是「嚴峻挑戰」和「考驗」，是需要被「平緩」的。
於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計劃生育政策。
1973年，中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
整個70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以「晚，稀，少」為主——「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
嚴格的生育政策，開始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
到中國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無論是強度，還是持續時間，都無法和第一次、第二次相提並論。從1985年開始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持續時間只有5年左右，累計出生人口1.17億。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並不是由於女性的高生育率帶來的，而是當時育齡女性的龐大數量帶來的。
實際上，中國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自80年代開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國的生育率的平均值是2.432，還不到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平均生育率平均值（6.07）的一半。
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願相比，中國的生育政策越發嚴格。
到8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對夫妻生育超過一個孩子，被定義為超生，並受到經濟和行政處罰。
這一政策延續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廢止。
在2007年的時候，原國家人口計生委預計，中國將迎來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須下最大力氣做好穩定低生育水平工作」。
然而，中國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遲遲沒有到來。
實際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結束至今，已經整整30年，中國再沒有出現過一個出生人口高峰期。
與此相對應的，中國的生育率從6跌至1.3，進入國際公認的低生育陷阱——一旦生育率跌至警戒線以內，扭轉下降趨勢將變得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數也從最高峰時期的2900萬，降至2020年的1200萬。
越發達越不愛生孩子，但受傷的，卻是不發達地區
生育政策之外，經濟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
不獨中國，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經歷斷崖式的下跌，全球人口平均出生率從上世紀60年代的30‰以上降至2019年的18‰，降幅近一半。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自1960年以來，出生率最低的十國絕大多數為高收入國家。
德國作為低出生率國家的時間最長。美國2020年人口增速降至近100年來的最低水平，僅次於大蕭條時期。少子化一直是日本的「頭號難題」。韓國已成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
有學者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理想子女數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人均GDP高時理想子女數少，人均GDP低時理想子女數多。也就是說，隨着人均GDP的增加，理想子女數在減少。
研究還對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和貴州、廣西、雲南、甘肅、四川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經濟發達地區理想子女數顯著少於欠發達地區，二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55人和2.01人，前者比後者少0.46人。即，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理想子女數少，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理想子女數多。
這一研究結果與近10年中國人口的增長趨勢吻合。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0年十年間中國人口增長出現放緩趨勢，過去十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是0.53%，較前一個十年下降了0.04個百分點。
「這種趨勢的出現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也是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今天的發布會上說。
經濟發達地區雖然傾向於少生孩子，但多樣化的發展機會卻對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有着無法抵禦的吸引力。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人口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集聚。東部地區人口最多，比重繼續上升。東北和中部地區人口佔比分別下降了1.20和0.79個百分點。
同樣的人口流動路線也在世界範圍內上演。
聯合國移民署《世界移民報告2020》顯示，美國是國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國。2019年前十大移民目的國中，發達國家佔六席，移民來源國前十均為發展中國家。美國、德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仍然是近幾年主要的移民目的國，一半以上國際移民(1.41億)居住在歐洲和北美洲。
過去10年人口佔比下跌了1.20個百分比的東北，人口總量減少了1101萬人，老齡化程度也同步加深，65歲以上人口比重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國長子」之稱的東北地區就已提前陷入「生育陷阱」。歷史原因導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輕人流向沿海地區的「東南飛」，拉響了當地的人口警報。
2014年東北三省養老金當期「入不敷出」，2016年黑龍江養老金當期收不抵支320億元，成為全國首個養老金「穿底」的省份。
一個生育不友好型的社會，怎樣扼殺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輔導作業班、舞蹈班、課餘興趣班很多，1個孩子最少1個月光上課要花1000塊錢。」一位有兩個孩子的育齡女性說。
「寶寶出生,爸爸一直進入不了角色……在體檢門診，檢查結束要幫寶寶換尿不濕，爸爸第一句話就是媽媽來，我不會。這已經是滿月了還不會，這1個月裡幾乎就只是媽媽在忙。」婦幼保健服務提供者說。
「原來想過（生二孩），我現在不打算生，因為沒人看孩子，上班或多或少有點影響。」一位有一個孩子的育齡女性說。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市婦幼保健中心等機構的數位學者訪談了多名育齡女性和相關工作人員，於2021年4月發表了論文《上海地區生育決策決定因素的定性研究》。
住房和養育經濟成本高、教育競爭激烈、工作時間長、因工作和觀念導致的父親缺席、女性職業生涯受影響等，是當前中國許多女性不願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
住房和教育開支成為了影響生育意願最重要的兩大經濟因素。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費支出中所佔比重最高。從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機構消費信貸情況來看，個人住房貸款佔全部消費信貸餘額的比重約為76.3%，信用卡貸款佔11.1%，汽車貸款餘額佔比約為1.5%，其他各類消費信貸佔比約為10%。
《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顯示，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1%，大學階段教育支出佔家庭年收入的29%。
在生育友好型社會，鼓勵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較為完善，包括：經濟支持政策（津貼或減稅）、時間政策（產假或育兒假、彈性工作時間等）、托育服務供給和職場權益保障（保留工作崗位、提供培訓等）。此外，「生育友好」還應當對男女兩性都友好，不把生養責任推給一方獨自承擔。
而在目前的中國，大部分地區產假仍只有3-4個月。產假結束后，年輕母親就面臨著孩子誰來帶的問題。
中國的學前托育、教育資源仍然供給不足。0～3歲兒童主要由母親或祖輩照顧，2019 年全國0～3 歲兒童入托率僅為 4.3%，現有資源遠遠無法充分滿足家庭的需求。
此外，許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擔心影響職業發展、遭遇「母職懲罰」。生育後的女性晉陞機會減少、地位被邊緣化等情況，並不罕見。還有研究者計算出，中國女性每生育一個子女，工資收入就減少7%。
而同時，男性法定陪產假只有15天，育兒責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
因此，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釋放，全社會必須轉變生育的價值理念，明確生育不僅是一個家庭的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事。
止住生育率下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着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茅倬彥曾發表文章對比了歐洲和東亞的人口慣性與生育政策後，得出了以上結論。
因為各國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給出並實施方案，都需要時間。
文章介紹到，作為工業革命源頭的歐洲，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低生育率危機，當時超過半數的歐洲國家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2.1的更替水平。
二戰後的嬰兒熱一度扭轉了新生人口不斷下降的頹勢。但70年代末，歐洲生育率再次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
但當時生育水平的降低並未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在1990年就率先到達最低生育率的意大利，直到2005年才出台了鼓勵生育的政策。
延遲的人口政策為歐洲積累了巨大的人口負慣性。應對生育率下滑，越早進行干預越容易扭轉形勢。
歐洲各國中，法國是較早意識到低生育率問題並採取應對措施的國家之一。法國政府提供了包括育兒補貼、學年補貼、住房補貼在內的30餘種家庭補貼。除了產假及產假補貼外，父母可選擇完全休業或部分休業來養育孩子，政府會提供育兒家庭補貼。其他還有保育機構、學齡前教育、大家庭卡制度等支持政策。
這些福利政策為家庭育兒提供了足夠的財政，提供了兼顧工作和育兒的環境。自1993年以來，法國生育率從1.73回升到了2010年的2.03。
將更多精力放在老齡化問題上的日本政府，1994年才推出鼓勵生育政策，已經錯過了最佳調整時期——26年後，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約87.2萬，繼續下滑，比上年減少近2.9％。
瑞典在上世紀為提高生育率作出的努力，或可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
70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僱孕婦等。
隨後，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並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過20世紀90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或許還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將育兒假延長到480天，並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間，高於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麼脆弱、容易反覆。
近年，中國多個地區都在醞釀出台更多鼓勵生育的措施。
2013 年，我國開始啟動「單獨兩孩」政策。截至2014年 8月，在全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1100 萬家庭中，只有 70 萬對申請生育二胎。
2016 年，我國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政策放開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大幅增長並達到了近十年來的最高點，但是，接下來的 3 年卻連續下跌。
遲滯的政策、不那麼友好的生育環境，匱乏的育兒支持，都意味着，在未來的中國，提高生育率要花費更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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