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現在的狀況在很多社會都會出現動蕩，但在印度恰恰不會出問題，這就是受宗教影響，民眾看待生死的觀念所致。
當新冠遭遇印度
從夜空中俯瞰印度，幾個重要城市燈火通明——從北部的首都新德里，到位於西海岸的第一大城市孟買，再到中部的歷史名城海得拉巴，向南到「亞洲的硅谷」班加羅爾，再到東海岸恆河三角洲上以麻紡織業聞名的加爾各答。以它們為中心的城市燈光網絡，勾勒出印度次大陸的大致輪廓。而它們所屬的德里、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卡納塔克邦、西孟加拉邦，以及北方邦和南部的喀拉拉邦，也是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中新增病例人數最多的幾個邦。
截至目前，印度累計確診新冠病例2496萬例，平均每100個人中就有1人被感染，成為繼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確診病例超2000萬例的國家。鑒於當前疫情形勢，政府決定將新德里現行的封鎖期再延長一周，持續至5月24日凌晨5時。
「城市只是晚上封鎖，白天正常運轉，實際上就算晚上出門，也沒有人管。印度絕不會再犧牲經濟來進行全國徹底封鎖的。」嚴瀟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在德里的衛星城諾伊達經營一家工程公司，為在印中國手機企業做裝修等配套服務，他是2016年最早一批跟著中國手機企業去印度闖蕩的華人。
在白天，只要你敢出門，將看到一個熱鬧鮮活的印度。孟買市區街邊的商販們赤腳席地而坐，人行道上隨處可見臥在草席上的流浪者。儘管現在諾伊達街面上戴口罩的人比幾個月前明顯增多，但很多人依舊只是把口罩戴在下巴上，或用傳統圍巾捂住口鼻。
一面是印度底層民眾在疫情之下的平靜泰然，一面是該國的中產者們在醫院哭求床位與氧氣的畫面。「剛才警察說制氧設備要4~5小時後才能重新工作，人們尖叫、詛咒，最後默默回到自己的氧氣罐旁。為了拯救家人，我們除了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在這靜靜等待，還能做什麼？家人還能等到我領取氧氣嗎。還是說那時已經變成了新冠死亡中的一個新增數字？」來自德里的拉姆·格羅弗在推特上寫道。儘管最終他領到了氧氣，卻仍感絕望，這樣的情況每天都在重演。
早在4月24日凌晨3點15分，一架載著印度超級富豪的私人飛機降落在倫敦北部的盧頓機場，此時距離英國對印度正式實施旅行禁令僅剩44分鐘。在禁令生效前，至少有8架私人飛機從印度飛抵它過去的宗主國。
彷彿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們就這樣矛盾又和諧地共存於這片土地上，印度的階層差異在疫情下被再次放大。如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所說：「印度是不能被評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體驗。」
哭聲最大的中產
經過14天的在線求助，來自北方邦諾伊達市的瑪莎拉（音譯）終於為母親找到了一家願意接受她的醫院。今年4月20日，瑪莎拉全家被確診為新冠，開始了居家隔離。瑪莎拉父母年紀大，感染後身體狀況不佳，卻找不到一張能接受他們的床位。從20日起，瑪莎拉在推特上連發27條信息尋求幫助，為父母尋找能接收他們的醫院、床位、氧氣瓶、藥物瑞德西韋。瑪莎拉是幸運的，5月4日終於幫母親找到醫院後，她在推特上寫道「五天以來我終於可以睡覺了」。
事實上，在印度第二波疫情爆發前夕，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就已經有所暴露。在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普納市一家手機銷售公司做高管的文俊峰，有個朋友在3月底確診，症狀嚴重，當時醫院床位已經比較緊張，他們托公司同事的朋友找關係才把人送進醫院。文俊峰的朋友在ICU住了14天，花費人民幣5萬元，折合56萬印度盧比，相當於印度中上層中產階級一個家庭一年的收入。
在此之前，文俊峰自己也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說不上來自己是怎麼被感染的，但在他確診前，公司已經陸續有員工確診。3月20日，文俊峰感覺發燒不舒服，去當地一家私人醫院做核酸檢測，結果陽性。醫生看他肺部掃描片子沒有問題，開了退燒藥、一種感冒藥和維生素C給文俊峰，讓他自己回家吃藥。「印度沒人管你是不是陽性，不隔離，出門玩也沒人管。我是輕症，自己回家隔離吃藥，到第二周基本就痊癒了。」文俊峰說。
根據印度聯邦政府數據顯示，全印度的病床總數約為71.4萬張，看上去數量龐大，但平均到印度13億人口上，每千人只有0.5個床位，且印度平均每千人只擁有8.6名醫生，這兩項指標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另據華金證券統計，印度國內僅有5萬部呼吸機，醫療擠兌幾乎是疫情持續暴發的必然結果。
「印度已經有860多名醫生因新冠疫情去世。」印度醫學會（IMA）主席賈亞拉5月上旬接受媒體採訪時公佈了一組數據，在第二波疫情之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有116名醫生去世。
「我們醫院還有氧氣，但我一些醫生朋友所在的醫院因為沒有氧氣已經關門23天了。印度的人口太多了，相對應的醫生數量少，醫療條件差、設施都不夠，沒有充足的空間、氧氣和藥物，我們醫生能做的就是判斷優先救誰，讓誰等待，患者在醫院自己康復或死亡。」印度北部哈里亞納邦巴哈杜爾加爾縣城一家公立醫院醫生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
4月起，「缺氧」與「奪氧」的現象已經在印度多個地方邦蔓延。為保證本地「供氧」，多個邦的政府禁止氧氣及氧氣運輸車輛離開本邦。另據印度媒體報道，哈里亞納邦衛生部長維傑表示，該邦一輛運送氧氣的卡車在路過德里時被德里政府劫走，他已經要求警察為所有運送氧氣的卡車提供護衛。印度政府宣佈，從4月22日起，暫時禁止工業用途的氧氣供應，全力保障醫用氧氣。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科欽市一所醫院ICU醫生內拉吉，在救治病人之外還有另一項工作，就是將死亡病人的訊息告知他們的家人。每次聽到電話那頭家屬崩潰的哭聲，內拉吉也非常難過，他知道每個不幸去世的患者背後都有一個無助的家庭，但他也無能為力。
「下層民眾的苦難是我們觀察不到的，上層人群早就包機逃到英國、美國、加拿大去了。新聞視頻中那些在醫院苦等床位的患者大多衣著體面，他們是印度的中產階級，有錢撐到去醫院，但又沒有足夠資源逃出國，就成了看上去受打擊最大的一批人。」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楊怡爽指出。
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說法，印度的中產階級約有3億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陳金英副教授陳金英曾撰文《經濟改革以來印度中產階級的現狀》，根據收入，印度中產階級又可進一步細分為中上階層和中下階層。中上層的家庭年收入在50萬盧比以上，約合4.3萬人民幣，主要由政府高級官員、大型企業的管理者、高級專業人士、跨國公司高級職員和富裕地區的地主等構成。他們大多有自己的房產，擁有私人汽車、私人醫療服務以及日新月異的電子產品的消費能力，能到國外旅遊度假。其子女一般都上當地昂貴的私立學校，家庭能雇用專門的傭人。他們是社會的成功人士，是時尚的引領者，也是印度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實際上，印度中上階層中產人數不多，廣大中下階層才是印度中產的主體人群。
陳金英表示，印度中產階級是由不同種姓、宗教、語言和種族構成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對中等的特殊群體，因而很難對其規模給出明確的界定。此外，由於印度房價高，大多家庭幾代同堂，年輕夫妻常常帶著子女與父母同住，這樣的家庭模式在印度約佔42％。去年7月，美國《華盛頓郵報》曾報道了一個住在新德里的大家庭，從3個月到90歲，四代共17人同在一個屋檐下，其中11人被檢測出新冠陽性。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RUC新聞坊」的師生曾對推特平台上的英文求助信息進行隨機打撈、分析後發現，氧氣、血漿、藥品、各類床位等是推特上大部分求助者最需要的資源。發佈者大多為自己的朋友、父母求助，求助患者年齡集中在31~70歲，五六十歲的人數最多，也有一些人是為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老人、孕婦或兒童發聲。
印度中產階級作為整體的明顯標誌就是講英語。有文章分析，印度會說英語、能夠使用互聯網的人口可能不足10％，也就是說，在英文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印度疫情可能只是這場災難的冰山一角。實際上，很多印度媒體也已經指出，在城市周邊農村、城市內貧民窟生存的底層人所遭受的疫情可能比現實報導出來的更為嚴峻。
底層民眾：病死，還是餓死？
與幾乎生活在西式文明中的印度中產相比，底層民眾的生存條件有著天壤之別。在奈保爾根據自己三次訪問印度的經歷寫就的「印度三部曲」中，無一不談到他對印度從城市到鄉村遍地大便的發現。
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還在發起「清潔印度」運動。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示，當時印度仍有6.2億人露天排便，是世界上露天如廁人數最多的國家。
美國非營利機構慈悲經濟研究所（RICE）研究員納扎爾·哈立德表示，印度政府過於關注修建廁所，而沒有關注使用情況。該機構2018年到印度北方四個州的家庭進行調研發現，44％的農村受訪者仍在戶外排便。納扎爾·哈立德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沒有考慮設施維護和污水管理問題。此外，種姓仍然是改變露天如廁態度的重大障礙。在傳統觀念中，打掃廁所和下水道的工作只屬於最低等種姓成員，即「賤民」，其他種姓的人們不願意處理糞便。
這只是印度公共衛生落後局面的冰山一角。這個國家在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常年徘徊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左右。印度發佈的2019年國家健康檔案顯示，這一比例提高到了GDP的1.28％，但依舊是全球公衛支出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
有印度科學家表示，衛生條件差、缺乏清潔飲用水和不衛生環境條件實際上可能拯救了許多印度人的命，因為他們從小就接觸各種病原體，所以對新冠病毒有更強的免疫力。
但美國南卡羅萊納醫科大學病學助理教授庫帕里指出：「這些更多是假設，而不是科學事實。」世衛組織曾明確表示，乾淨的水源、安全的衛生設施和良好的衛生條件對於保護健康、抵御新冠病毒至關重要。
「公共衛生從來都不是政治優先事項和選舉議程。」印度醫療公共政策和衛生系統專家錢德拉坎特·拉哈里亞分析說，政府通過放任自由的方式發出一種信號：即健康是個人的責任。而人們也沒有意識到政府應該確保並承擔醫療服務的責任。
在印度旅居4年的中國人韓娜與丈夫租住在新德里國際機場附近的一處別墅區，距離她家不到兩公里、僅隔一個城市公園，就有一處貧民窟，當地流行一種誇張的說法：富人站在自家陽台就能看到貧民窟里窮人的生活。
對絕大多底層民眾來說，不出門工作就沒飯吃，他們在新冠疫情下所能做的選擇不多：要麼病死，要麼餓死，要麼離城返鄉。
2020年印度為控制疫情進行封鎖後，商業活動停止，從事日薪工作的農民工失去收入，只能選擇回鄉。據英國路透社報導，嚴格封鎖使印度1億多農民工的生活受到重創，數百萬失業工人搭乘火車、騎車、甚至步行返鄉，有的人返鄉里程甚至超過1500公里。而留在城市的底層民眾，尤其是難以找到工作的「不可接觸者」，只能依靠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接濟度日。
所謂「不可接觸者」，是相對於印度教社會獨有的等級制度「種姓」而言的。種姓制度在理論上把人從上至下劃分為四個等級：「婆羅門」為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剎帝利」是武士和國王，「吠捨」是工商業者，「首陀羅」是工匠和奴隸，在這四個等級外是「不可接觸者」階層，從事最底層的如打掃廁所等工作。
印度獨立後，通過憲法廢除了種姓和「不可接觸制」。隨後，印度法律將從前被列為「不可接觸者」的、生活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劃分為「表列種姓」或「表列部落」，將其稱為「落後階層」，並在教育、工作等各方面予以落後階層「保留制度」，以緩和社會矛盾，例如在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中為其保留27％的工作名額。
「種姓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會發生變化，但作為印度教徒的一種思考方式和行為原理，根植於印度教徒心中，構成印度教徒民性的一部分。只要印度教在，種姓制度就不會亡，它對今日乃至可預見的將來的印度教社會仍會有影響。」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尚會鵬在《種姓與印度教社會》中寫道。
印度第二波疫情開始後，韓娜幾乎足不出戶，但依舊能收到當地華人互相轉發的「恆河浮屍」的視頻。
據路透社5月16日報導，印度北方邦政府高級官員的一封信函顯示，在恆河沿岸發現的浮屍中確實存在一些新冠死者的遺體。這是印官方首次承認恆河浮屍有新冠死者。
但對於印度人來說，死後與恆河融為一體是最理想的死法。在印度教人心中，恆河是從天上流下來的聖河，能洗滌靈魂，人到恆河裡就得到瞭解脫，甚至實現「梵我合一」的境界。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解釋說，印度人相信輪回，認為現世生死是輪回的一遭，人死只是軀殼的腐敗，而靈魂是不死的。印度教中的死神閻摩是長相帥氣的天神，宗教信徒往往把自己比作陰性，把神比作陽性，等待死亡的降臨。
印度教告訴人們 「有為」都是虛妄的，一切自有「神來安排」，只要相信「業」，印度社會的這種「平衡」就還在，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被神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
嚴瀟瀟感覺，現在諾伊達的生活與以往相比沒有太大改變，白天依然有小商販在街頭做買賣，「宵禁」從晚上8點開始到第二天早上5點，但偶爾有人出門買菜也沒人管。現實生活中的印度與媒體上的印度彷彿不在一個時空。
如果說有改變，嚴瀟瀟覺得現在路上戴口罩的當地人比之前多了，但當地人還是習慣把口罩戴在下巴上，或是戴那種可以反復清洗的布口罩。「他們不習慣戴口罩，更重要的是買不起，一個質量比較好的一次性口罩大概3盧比。」嚴瀟瀟說。
印度現階段防疫的重點落在了疫苗接種上，但該國的疫苗短缺將持續到7月。嚴瀟瀟就吐槽說，現在的問題是在網上根本申請不到疫苗，更準確地說就是「沒有疫苗」。而在疫情爆發前，印度的疫苗接種率低還有技術原因，楊怡爽解釋說，印度政府強調電子化辦公，疫苗接種需要先在手機App註冊，而很多底層民眾因為沒有手機、或因買不起流量、不懂英語等原因，而無法註冊、申請接種疫苗。
現在，在印中國企業開工前幾乎都會要求合作工程方提供工人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嚴瀟瀟發現，那些因檢測陽性而被勸退的印度員工並沒有去治療，而是換其他家公司繼續找工作。「他們大多是輕症或無症狀，不影響工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一沒有錢，二沒有時間。」嚴瀟瀟說。
規模龐大的政治集會
「印度正在經歷第二波疫情，因為不受控制的聚集，病例增長非常快，現在每天新增病例超過30多萬。」5月2日，內拉吉在視頻中自述。他所在的喀拉拉邦從今年4月6日開始地方議會選舉，而內拉吉的醫院從10日起陸續接到有咳嗽、發燒症狀的患者。「不應該讓這麼多人都出門聚集在一起的。」內拉吉說。
喀拉拉邦只是印度地方選舉的其中一站。從3月27日開始，印度舉行了共1.7億多人參與的「四邦一市」地方選舉。印度總理莫迪和他領導的印度人民黨競選團隊多次到西孟加拉邦進行拉票活動，莫迪親臨現場發表了數十次演講。西孟邦是對印度GDP貢獻第六大的邦。
「我看到了人山人海，我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集會。」4月16日，未戴口罩的莫迪在西孟加拉邦的選舉造勢活動上說。在奉行神靈崇拜、偶像崇拜的印度，政黨領袖在選舉時被選民奉為「神」一樣的存在。在另一場演講集會上，人群中一名因相信「新冠會在陽光下消失」而不戴口罩的男子走紅網絡。
在政治集會的發酵下，印度的每日新增病例迅速飆升。4月15日，單日新增破20萬，7天後，突破30萬，到5月1日，單日新增病例破40萬。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斯瓦米納坦指出，由於印度國內的新冠病毒檢測能力有限，疫情形勢仍然被「嚴重低估」，實際感染人數比官方報告的數字至少高出20至30倍。
「印度是高度政治化的國家，特別是有一些政黨的宣傳、鼓動之下，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特別高，這樣大規模集會免不了相互傳染。」四川大學中國南亞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前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長孫士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作為聯邦制國家，印度中央和地方立法分權，中央執政黨與地方邦的執政黨並不完全一致。各邦政府由地方選舉產生，且選舉時間不同，各邦各自為政，有的地方邦勢力強大，形同「獨立王國」。
一位印度公立醫院的醫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印度醫生群體中，大家早就對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會再次出現有共識，但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印度的政治體系複雜，從上至下有很多的中間環節，每個人都在搞政治，而不是關心人命。」
為何地方選舉在印度也這麼重要？因為地方政黨代表特定地區或人群的利益，解決本種族、本宗教或本部落的實際問題，如修路、改善教育條件等，而這恰恰與當地民眾的福祉相關。因此，即便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底層民眾也很關心選舉，要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他們認可的候選人。
「印度人不像國人對工作和金錢看得那樣重，只要有宗教、選舉活動，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參加，如果不准假，他們直接翹班。」嚴瀟瀟說，他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衛星城諾伊達經營一家工程公司，專門為在諾伊達的中國公司做裝修，儘管他本人並不參與投票，但應當地政府要求，會給公司的印度員工放假去參與選舉。
2020年，印度採取了嚴格的封鎖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第一波新冠疫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下半年的競選活動和宗教集會本來就少，某種程度上幫助了全國一致防疫政策的施行。
「這種看上去防控成功的最大壞處是，莫迪政府把這項沒有變得人們預想那麼糟的防控結果當作自己的政績來宣傳，主觀忽視了病毒變異的可能，只想畢其功於一役，而沒有認識到防疫是長期的、系統性的工作。」楊怡爽分析說，從結果來看，莫迪政府顯然沒有採納公衛專家對印度可能出現第二波疫情的預警，執意舉行地方競選，因為承認新冠病毒捲土重來，等於否認了之前的防疫成就。
早在去年9月，印人黨就已經開始在西孟加拉邦組織集會活動，黨內高層直呼「新冠疫情結束了」，宣傳「印度死亡人數少、感染率低」。「一直有專家反對印人黨這種敘事方式，限制了人們對疫情的認知，會造成嚴重後果。」楊怡爽介紹說，印人黨在行動上也保持一致，在今年1~3月出口疫苗6400萬劑，但其本土疫苗接種率卻很低，這些都為第二波疫情的爆發埋下伏筆。
主張民族主義、印度教至上主義的印度人民黨，原本就不以「科學」為唯一行動准則，宗教對印人黨的影響遠高於科學。北方邦的印度人民黨議員蘇倫德拉·辛格呼籲民眾喝牛尿以「戰勝新冠」，他還上傳了一段自己喝牛尿的視頻；北方邦首席部長、印度教高僧約吉·阿迪亞納斯則主張，瑜伽可以預防新冠病毒。
此外，孫士海表示，印度解除嚴苛封鎖措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全國封鎖抑制了印度國內的消費和外部投資，2020~2021財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5％，這是印度經濟連續第二個季度負增長。
以印度人民黨為主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簡稱NDA政府）之所以能在2014年打敗國大黨及其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簡稱UPA政府），就是因為莫迪「搞經濟、搞建設」的主張迎合了當時印度社會謀發展需求，從而贏得了印度精英和中產的青睞。儘管現在NDA政府還是以聯盟形式執政，但印人黨作為單一大黨在印度中央的影響力已無出其右。
不過，印度的民主也被評價為「未經教育的民主」。楊怡爽解釋說，印度民眾參政熱情高，但公民素養有待提升。對印度數量眾多的底層民眾來說，調研、追蹤、研判一項政策的執行結果，需要很多知識和精力，成本太高，更為簡單的方法是，看宣傳是否振奮人心來決定投票與否。
「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後、文盲率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搞民主，有時要付出慘痛代價。」孫士海舉例說，印度的各利益集團為達到自己目的而鼓動民眾進行抗議、罷工的情況，在印度社會長期存在。自去年11月26日起，印度農民群體為反對政府出台的三個有關農業改革的法案，在多地舉行了多次罷工示威活動，據全印中央工會統計，最多時有約2.5億人參與。「這些大規模人群聚集的活動在疫情期間出現，都是不利於防疫的。」孫士海說。
宗教活動：神聖不可侵犯的雷區
「大壺節慶典在恆河邊進行，恆河女神將保佑我們，那裡不會有新冠病毒。」印度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長蒂拉特·辛格·拉瓦特宣稱，他在大壺節舉辦前幾天才剛上任，取代了主張「有限度、象徵性舉辦大壺節」的前任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長。
今年4月的大壺節祭祀在北阿坎德邦的朝聖城市赫爾德瓦爾舉行。赫爾德瓦爾也被成為眾神居所，這裡北鄰喜馬拉雅山，恆河從城市中穿過，12日當天，300多萬信眾身披彩衣、花環，或全身赤裸地走進恆河沐浴。
「很多人相信，在大壺節期間做祭祀活動、敬神、到恆河沐浴，所得到的功德是平時的千倍萬倍，不僅能為自己祈禱，還能幫助祖先獲得功德，這是宗教經典規定的。」姜景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從科學角度看，恆河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這是由被扔進恆河的垃圾、未充分火化的屍體所致。印裔美籍外科醫生阿圖·葛文德以他父親去世為緣起創作了一本關於「死亡教育」的書《最好的告別》，他在書中回憶，將父親的骨灰帶到恆河後，當地的梵學家要求他喝三小勺恆河水，葛文德預先在網上查了恆河的細菌計數，並提前服用了抗生素，但由於沒有考慮到寄生蟲問題，還是感染了賈第蟲。
印度官方預計，今年的大壺節有700萬人參加。活動期間，醫護人員共進行了190083次檢測，發現2642個新冠病毒陽性案例，其中包括北方邦前首席部長阿克列施·亞達夫等幾十名宗教領袖，66歲的寶萊塢作曲家舒拉萬·拉托德從大壺節回來後在孟買一家醫院病逝。
「恆河的聖潔是一種精神上的概念。」姜景奎解釋說，印度精英階層同樣受過高等教育，也尊重科學，印度科學家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宗教仍然是他們精神上的歸屬。比如，印度在發射導彈前會由首席科學家帶隊到神廟祈禱，如果成功了，他們會感謝神的幫助，如果失敗了，也會向神反思自己錯在了哪裡。
印度人喝牛尿、塗牛糞，有的地方甚至吃牛糞，而這些都是印度教古老經典中記載的防百病、殺毒的方法。「在有神論者觀念中，這些行為不是愚昧、落後的代名詞。」姜景奎表示，在世界範圍內，無神論者、無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數，更應該抱以相對開放的心態看待有神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行為。
在印度法律中，「宗教」是公民身份的一項標準。2019年，印度議會公佈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旨在為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阿富汗的「宗教少數群體」提供印度公民權，這些「宗教少數群體」包括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等。
考慮到新冠疫情，2021年大壺節持續一周後，主辦當局縮減了活動規模，將大壺節從3個月壓縮到1個月，並象徵性地進行余下的大壺節祭祀。但對防疫來說，為時已晚。印度公共衛生專家、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流行病學和傳染病前負責人拉利特·坎特在媒體上表示，「一大群沒戴口罩的朝聖者坐在河岸唱誦恆河的榮耀」為病毒迅速傳播創造了理想的環境，並直言「大壺節是導致印度病例飆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印度單日新增病例數不算刷新世界紀錄，而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否取消大壺節？「這是不可能的。」楊怡爽說，如果一定要具象化大壺節對印度教徒的意義，對照電影《岡仁波齊》，信眾哪怕在參加祭祀途中不幸死掉，也是一種能直接上天堂的榮耀。
另一方面，80％的印度民眾信仰印度教，像大壺節這種傳統、神聖、有很高宗教意義的事務，如果被執政者強行取消，將不是停辦一項平常的宗教活動這麼簡單，更難被信眾所接受的是自己作為印度教徒的身份被觸犯了。「這是任何執政黨都不敢觸碰的雷區。」楊怡爽分析說。教徒本能的反應會是，既然政治選舉都能正常舉行，為什麼大壺節不能辦？更何況印人黨本身就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黨，為凸顯其合法性和對印度教的虔誠，自然要表現出對印度教事務的高度支持。
「印度精英階層的政治需求和大眾階層的宗教需求雖然不同，但是在這一時期重合了，導致了印度上下一體對疫情的不重視，甚至是對疫情的漠視，集會等活動違反了防疫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從而導致了這波疫情的暴發。」姜景奎分析說。
然而，他又同時指出，印度現在的狀況放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出現動蕩，但在印度恰恰不會出問題，這就是受宗教影響，民眾看待生死的觀念所致。
（應受訪者要求，文俊峰、韓娜均為化名）■
發於2021.5.24總第996期《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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