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美關係鬧成為這樣，基本上美國人的對華觀感已經跌入谷底了。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不管是哪個種族、族群，遏制中國、剿殺中國都已經成為他們共同的心聲，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美關係將急速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或許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並不符合中國利益。畢竟從客觀現實角度看，在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實力依然是弱於美國的，影響力更是遠遠不如；但從未來趨勢來看，中國又有極大的成長空間和可能性，美國則正陷入結構性困境。這種當下的不如，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更優，決定了對中國最佳的戰略態勢，是盡量避免與美國決裂——就算避免不了，也要盡可能的緩滯這種決裂的到來。只有這樣，自己爭取盡可能多的戰略時間——畢竟，時間是在我們這一邊的。
那怎樣才能拖延時間？一方面當然是要我們自己這邊應對得法，該妥協時妥協、該硬氣時硬氣，胡蘿蔔+大棒，軟硬兼施。但與此同時，也需要在美國內部，積極爭取親華勢力的幫助。
當然，這個看起來有點天方夜譚，現在的美國，舉國上下對中國都是一片喊打喊殺，連那幫華裔都為了「表忠心證清白」，在反華浪潮中上竄下跳。這樣的大環境下，哪裡還有什麼親華勢力？
其實這種觀點還是太片面了點。確實，從情感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確實已經不存在什麼親華派；但從利益的角度，美國的親華——或者說是希望維持中國友好關係的勢力，其實一直存在，而且這股勢力還很強大。
什麼樣的勢力？
資本——再具體點說，就是美國的全球化資本。
眾所周知，資本是冷血的——這意味著資本從不以情感好惡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對資本來說，他們判斷是非好惡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賺錢，或者說對賺錢工具的掌握。
這就決定了，他們是中國可以爭取的對象。如果你要講種族、講國家利益、講意識形態、將政治制度，那現在的中國人跟美國人是完全不可能尿到一個壺里去的。但如果講利益，講賺錢，那中國絕對是美國全球化資本最佳的掘金場——這裡已經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市場，而且未來還有極大的增長空間。在這裡，美國資本可以賺到大量的錢。而且，鑒於美強中弱的戰略態勢，中國為了維護中美關係、緩滯美國對中國的進逼，也願意向美國資本支付政治溢價——只要他們能幫中國緩解美國的敵意，中國就願意為此向他們支付回報，向他們敞開更多的市場，甚至讓他們享受一定程度上的超國民待遇。
這樣的市場，可以說是可遇不可求的。尤其是在全球經濟頹靡，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危機跡象越來越明顯，大蕭條迫在眉睫的大環境下，這樣一個經濟基本面最好、應對大蕭條的各項政策儲備最充分的超大市場，絕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它們平安度過危機，甚至趁亂壯大的最佳寶地。
當然，從國家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樣有出賣自己國家的嫌疑。但既然晚明的晉商，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將不顧朝廷禁令和自己的民族大義，而將糧食和軍火源源不斷的走私給關外的滿清，那只要中國的利益足夠誘人，沒道理美國的全球化資本，就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強大影響力，阻滯美國政府的對華打擊。
畢竟，資本無國界，這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
當然，美國的當代全球化資本，和晚明晉商還是有些不一樣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晚明晉商在跟滿清勾勾搭搭的同時，並不擔心有朝一日自己的地位會被取代——關外注定出不了這個樣一個能搶飯碗的同行，只要自己忠心，哪怕江山易色，它依然可以在大清入關後延續過去的輝煌。
但美國當代全球化資本不一樣。不管你是特斯拉、蘋果。還是高盛、摩根史丹利，甚至於沃爾瑪、可口可樂、耐克，乃至他們背後的那些資本。這些東西在當今時代環境下，都不具備不可替代性——甚至中國都有對標公司和產品。哪怕是沒有的，中國也都有自主化的追趕計劃。所以他們是存在被取代的擔憂的——它們基於現實利益，而對美國遏華戰略的阻滯，有可能會成為加速中國同行追趕，將他們超越乃至取代的加速器。
而且，它們也不可能像晚明晉商那樣改換門庭。畢竟中美和明清是不一樣的。明亡清興說到底也不過就是一場改朝換代，雖然皇帝和貴族由漢人變成了滿人，但體制、社會運行規則其實並無本質差異。這種情況下，即便大明被晉商們折騰亡了，大清成為新的寄主，他們也不會有什麼不便——相反，還會因為「開國之功」，而享受到皇商的殊榮。
但中美就不同了。中美不光是種族、文化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權力佔據社會權力結構的核心；資本在這個體系下，是受政治權力監控和約束的——甚至還有一種叫國資的東西，直接由政治權力掌控，以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為其最高存在使命和價值。
這和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燈塔國，資本位於社會權力結構頂端，甚至力壓政治三分的處境截然不同。所以，西方資本不會喜歡中國這種模式——搞個壟斷就要被打臉，扒下老百姓的皮保不准就被爆錘，這哪是橫行無忌慣了的西方資本受得了的？
所以，美國全球化資本注定當不了晉商，不可能選擇中國成為他們的新寄主——不是因為道義，而是因為利益。
但這也不意味著他們就不能為中國所用：
固然，中共領導下中國不是西方自由資本的理想寄主，甚至從長遠看還是他們的強大競爭對手——中國國有資本和受其監督管制的中國民間資本，很有可能瓦解美國全球化資本對世界經濟的控制。但是在現在，以及未來的一段不短時間內，中國卻是美國全球化資本攫取利益的最主要市場之一。尤其是如果未來出現經濟危機，全球進入長期的大蕭條（這是大概率事件），中國市場將成為他們延續生命力的關鍵——如果沒有中國市場的支撐，那他們中的很多可能熬不到那麼久，就直接在危機中掛掉了。如果這樣，那即便未來全球經濟能復蘇，新的資本成長機會來臨，那也是另一波資本的事兒，和現在這一波沒什麼關係了。
這就形成了矛盾——長期看是有風險，但中短期又離不開中國。
還有一點，中國已經今非昔比，即便現在美國全球化資本為了長遠著想，對美國打壓中國置之不理、甚至支持，也未必就能成功，中國依然有不小的概率突圍而出，成長為他們的勁敵。而與此同時，它們卻勢必會失去未來全球最大，且最有潛力的市場，將它們拱手讓給作為他們未來勁敵的中國資本，成為它們汲取養分，與自己競爭的戰略基地。
這麼一算，美國的全球化資本就很糾結了。而糾結到最後，通常的理性選擇，就是依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至少這樣能把現實利益抓在手裡。
而這也中國所需要的。中國的「義」肯定不會受美國全球化資本的待見，但中國的「利」，卻是他們無法抗拒的。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有步驟、有計劃的不斷釋放開放紅利，就可以將美國全球化資本牢牢拽在手裡，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強大能量，在美國內部充當阻滯反華風潮的中流砥柱。
這是從中國市場角度來說的。而從美國內部角度來說，美國資本如果想要不被扒皮，其實也需要緩釋中美關係，避免中美進入新冷戰。
這個角度很多人可能沒想到，但確實是有歷史經驗的。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體制下，政府想制約資本是很困難的，想抽資本的稅，割他們的肉更難。但在歷史上，有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193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從羅斯福到卡特任期，在這長達近五十年的時間里，美國成功的對企業實現了高額徵稅。
這一段時期美國的經濟模式，在經濟學史上被稱為國家干預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其實有點像我們現在中國搞的這種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模式。而對應的，也就是1930年代前和1980年代後，這兩個時間段，美國採用的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這兩個模式最大的不同在哪兒？說簡單點就是字面意思——政府是否大舉干預市場。而這個干預市場，有很大一個特徵，就是政府會更多的通過所得稅、財產稅、社保等途徑，積極介入分配——換句話說，政府要對企業和資本高額徵稅，這樣才有錢去再分配。
為什麼政府要在羅斯福到卡特時期高額徵稅？原因有兩個——羅斯福時代，美國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這期間政府必須對資本強力徵稅，才能再分配給一貧如洗的窮人，避免他們吃不飽飯造反；才能讓窮人有錢消費，進而讓工廠有訂單，進而讓經濟循環下去；才能把錢拿來供養軍隊跟日本人和德國人乾仗。而在後羅斯福時代繼續高額徵稅，則是因為當時面臨蘇聯的競爭，美國不僅要高額徵稅打冷戰，而且還要通過稅收再分配，緩解貧富差距，提高普通大眾的生活水平，以體現燈塔國的優越性，否則民眾就會去嚮往蘇聯在全球宣傳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所以，在那五十年內，美國的稅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羅斯福任期內，更是高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1932年，最高稅率提高到63%，1936年78%，1941年81%，1944年94%，1946年91%，這種超出90%的最高稅率維持了大約20年，而後雖有緩解，但依然高的恐怖——即便到1965，也才降到70%。直到里根上台前，整個美國的稅率都是高位運行——對比下現在美國的稅率，這簡直就是逆天存在！
加稅是針對誰？當然是針對資本——只有它們才最有錢。
那資本喜歡加稅嗎？廢話，一個中國年入百萬的中產，給個45%的最高個人所得稅，他們都哭爹叫娘覺得被中國政府剝削的快死了；美國政府給美國資本定個90%最高稅率，他們能不氣的棺材板都壓不住？事實上，當初一手將羅斯福扶上總統寶座的美國著名財閥洛克菲勒，在羅斯福新政後對這個殘疾總統恨的那叫一個咬牙切齒，臨死都不瞑目，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這就衍生出一個問題：美國又不是中國，堂堂資本主義燈塔國，資本呼風喚雨，在社會權力結構中佔據相對優勢地位，為什麼它們竟然能接受政治權力對他們的如此不人道盤剝？
因為沒辦法啊。內部，大蕭條導致窮人一貧如洗，如果政府不收稅把錢分配給他們，他們就會上街造反，把資本家掛路燈。二戰時，如果不給錢，就打不贏德國和日本；二戰後冷戰又接著上來，美國的蘇聯鬥的一塌糊塗，都在國際上大肆輸出自家意識形態，如果不讓政府收稅收買人民，那民眾就會接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槍上街要無產階級當家做主。
資本家是怕死的、資本也怕被打土豪分田地。美國資本更受不了蘇聯那套國家肢解控制資本的玩法，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忍受高稅率。
所以那五十年，美國中產很爽，美國資本卻很鬱悶，貧富差距也是歷史上最小的階段。直到80年代，蘇聯敗局已定，國際共運也偃旗息鼓，美國燈塔地位穩固，所以從里根開始，資本重新露出鋒利的牙齒，政府在資本的要挾下，逐步降低稅率，資本瘋狂收割民眾，貧富差距又開始擴大。
而現在，又到了臨界點——美國貧富差距已經突破1929，產業空心化大批民眾失業導致民粹泛濫，股市泡沫和聯邦債務已瀕臨爆破邊緣。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已經進入尾聲，國家干預市場又要回來——對美國資本，尤其是全球化資本來說，他們又將面臨美國政府的高稅率洗劫！
怎樣才能避免被收割——至少緩滯被收割的程度？答案之一，就是把中美關係盡量維持的好一點：
中國雖然也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改革開放以後就停止了輸出革命，意識形態宣傳僅限於國內，絕不對外輸出，所以對西方資本威脅較小，不至於嚇得他們屁滾尿流。而中國的這種態度，只要不被逼的打新冷戰，在未來幾十年內不大可能改變——這意味著美國資本家不必為了防止民眾被發動起來把他們吊路燈，而不得不忍痛割肉羈縻。
而且中國極力避免跟美國決裂，不想打新冷戰的態度很明顯，所以只要能控住美國右翼的慾望，不主動挑起冷戰，美國就沒必要為了這場世界級的消耗，而對資本高徵稅。
此外，美國經濟已經病入膏肓，而放眼全球，中國現在是唯一還有實力救美國的國家。只要中美關係能維持下去，中國為了避免冷戰，多少還是願意支付些政治溢價——多幫美國背點通脹，多買點美國貨，這樣就算不能阻止美國經濟崩潰，但至少可以延緩——將來崩盤了，恢復起來也會容易一點——如果中國人能多買點美債，買點美國貨，讓美國政府能多對衝點債務，讓美國民眾能從中美貿易中多賺點錢維持生活，那政府對資本收稅補貼民眾的必要性也就會有所降低。
總而言之，在貧富差距高度分化，大蕭條即將降臨的宏觀背景下，美國資本，尤其是全球化資本，如果不想被政府挾民粹之勢強行用高稅率收割，重蹈羅斯福上台後資本家哭爹叫娘的覆轍，那盡量緩和中美矛盾，盡可能的施壓政府跟中國緩和關係，絕對是為數不多的救命稻草之一。這麼做，不僅會獲得中國政府的贊賞，獲得中國市場的豐厚回報，美國內部，他們也會因此壓力大減，被收割的可能性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緩解。
所以，美國資本，尤其是全球化資本，才是中國在美國內部最大的朋友——只有中國，能幫助他們逃避政治權力和民權的聯手收割；只有中國，才能幫助他們維持住利益最大化的冷血本性！
這樣的局面，可能大家覺得有點搞笑。畢竟美國資本可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而中共領導的中國，現在可以說已經超越了當年的蘇聯，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共產主義勢力。兩個你死我活的冤家死對頭意識形態，它們自誕生以來的最強大代表，居然會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同坐一條船，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
當然，美國資本也是滑頭的。他們即便知道中國能給自己帶來大量利益，知道美國經濟崩盤後自己有可能被政府挾民粹再次收割，但在經濟危機到來之前，在美國反華民意高漲的情況下，他們更願意悶聲發財——既不惹一身騷，又繼續賺中國的錢。
不過現在中國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近期《反外國制裁法》出台，裡面對外資的要求明顯加強，甚至包括極端情況下，有針對性的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據統計，截止2020，美國在華資產共計大約有2.25億億美金——遠高於中國在美資產。而且中國還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未來一旦經濟危機主升浪來臨，中國也是最有能力抵御大蕭條，維持經濟正常運轉的主要大國。鑒於美資在華投入太大，現在和未來的生存發展又完全離不開中國，所以他們是不能接受在華雞飛蛋打的結局的。
以前美資當縮頭烏龜，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又對美國的政治反華聽之任之——這便宜佔的可真夠美的。可現在，有了這套法律，算是給他們提個醒——搞定不了白宮，搞定不了國會，影響不了輿論，你們也配稱為燈塔國的資本？也配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當家人？趕緊的，把對華盛頓的影響力發動起來，好好在國會、在白宮、在媒體上給中國說好話，施加壓力，不然的話，中國已經做好了跟美國決裂的準備；到那時，就對你們不客氣了！
看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感嘆世界的奇妙。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頭大哥，怎麼就會搞成這種關係？非要找原因，可能還是因為咱們的玩法太與眾不同了吧。這種特殊性，在已經入土的蘇聯老大哥嘴裡，叫做中修；但在咱們這裡，這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中國人民，資本主義的帶頭大哥，咱們也是可以把酒言歡的！但如果想只拿好處不付出，以前或許可以；但在中國對美國已不抱幻想，拿出攤牌的勇氣和決心後，這一套，沒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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