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偉大中華史】先治人、後治法

一部中國近代史，一言以蔽之：剛開始以為是武器不行，後來以為是制度不行，最後發現關鍵是人不行。

換武器的洋務運動失敗了，換制度的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都沒能讓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最後還是通過一場底層革命，對統治精英群體來一次徹底的大換血，才真正解決了問題。

中法戰爭上半段和甲午戰爭的慘敗證明，光有先進的武器並不能扭轉國家的命運。不過，經過洋務運動以後，手持先進武器的清軍能夠在鎮南關中擊敗列強的侵略軍、能夠在台灣成功抵抗法軍的多次進攻，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同樣的制度下，同樣跟敵軍差不多的武器水平，主導戰爭的人不同，結果便是天壤之別。

戊戌變法中，維新派剛開始只想改變制度，但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不得已打算「換人」，計劃開懋勤殿引進新人以取代軍機處那幫守舊大臣。慈禧對大部分制度變革都表示支持，一旦涉及到「換人」，便立刻發威，終止了變法。後來慈禧自己主持清末「新政」，把康有為等人的大部分主張都拿過來用了，但始終堅持一條，絕不重用維新派，還是讓自己的滿洲親信以及李鴻章的政治繼承人袁世凱為代表的一批人來搞。李鴻章在當上兩廣總督之後，講過一個事兒，說自己在慈禧面前公開承認自己是「康黨」，贊成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僅反對其謀反的舉動，慈禧聽了竟然點頭稱是。李鴻章講這個事的目的是為了拉攏維新派，鞏固自己在兩廣的權位，真假無從得知，有可能是吹牛。但這個故事編的很好，不管慈禧還是李鴻章，其底線都不是制度，而是人——只要能保證他們所代表的滿漢兩大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什麼制度都可以考慮。反之，只要威脅到這群人的利益，就算在現有制度框架內想要幹點正事，比如光緒皇帝想利用皇帝職權撤換一批守舊官僚，也會被他們找藉口給掐死。

辛亥革命是一次「非典型革命」。一次成功的革命一般都會推翻統治集團換上一批新人，但革命黨人以為只要實現「共和」就算成功，制度變了，什麼人來當權都一樣。滿洲皇帝退位，國會也開了、憲法也有了，總統制、議會制、聯邦制都試過，但統治中國的還是清末那幫官僚和士紳，國家的大問題一個也沒解決，老百姓生活得反而更慘。只換制度不換人，根本不行。

——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人」，不是指的某個單一的個人，而是指的一個群體，一個有著密切利益關係或共同政治理想的群體。單一的個人，在整個國家大的制度面前，是非常弱小的。一個人即使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很難扭轉由制度和利益集團決定的國家發展大勢。明朝後的萬曆、天啓、崇禎等人，都是如此。

中國歷史上，還有過多次「只換人不換制度」的成功案例，比如秦末農民戰爭、元末農民戰爭，都是通過底層革命對統治集團進行大換血，但國家制度基本不變，還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實踐證明效果很好，比辛亥革命效果好多了，創立了兩個輝煌的大一統皇朝。

只需要對這些中國歷史發展的大事件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就不難發現，人比制度重要，選擇什麼樣的人來負責資源分配的組織管理，比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更重要、更有決定性意義。這個結論不僅適用於中國歷史，也適用於有確鑿史料可證的其它國家歷史。

晚清時期，許多仁人志士試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改變中國，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把明治維新作為制度變革的成功案例。其實日本近代崛起的關鍵並不是明治維新，而是之前的「倒幕運動」。倒幕運動是一次「換人」的革命。日本南方地區最先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經過數百年的時間培育出來了一個財力雄厚的商業資本家階層。這個階層反對德川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他們和南方各藩的武士階層聯合起來，發動戰爭推翻了幕府統治，讓天皇成為實權君主。最高統治者從德川家康的子孫變成天皇的子孫，這只是一個「小換人」，意義有限。真正有意義的是，通過革命，德川幕府兩百六十多年逐步腐化墮落的各級官員和封建統治者被趕走了，代表商人階級的武士精英人物大量進入政府，掌握了政權，這才是具有決定意義是「大換血」。這批新人的治國水平遠高於德川幕府的舊官僚。在他們的推動下，先學習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代替封建體制，然後再學習西方，建立近代化的國家管理體制和君主立憲制度。有這批人在，不管是搞君主專制還是君主立憲，搞經濟建設還是軍隊建設，不管是學習中國還是學習西方，都能夠搞得有聲有色，借鑒各種外部經驗為我所用，實現日本的快速崛起。[1]

反之，同一時期中國試圖搞「大換血」的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了，清皇朝的老官僚士紳來主持學習西方的改革，就搞得一塌糊塗。可以想像，如果日本的「倒幕運動」被德川幕府鎮壓，然後由幕府的那些老官僚老封建主迫於西方壓力來搞維新，也就必然難逃跟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一樣失敗的命運，甚至更糟糕。

經常被當做清末變法榜樣的，除了日本明治維新，就是俄國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彼得一世的改革讓俄國從封建制轉型為君主專制體制，躋身歐洲列強，制度轉型成功，彼得一世也因此被尊稱為「彼得大帝」。而這次改革之前，並沒有類似於日本倒幕運動那樣的革命發生。但俄國因為政治經濟中心在歐洲，經常捲入歐洲各國之間的大混戰。經過持續數百年的戰爭，無數次的勝利和失敗，無數輪的優勝劣汰，逐步培育起來了一個強大的軍事勳貴階層。軍事集團憑借戰功逐步掌握了國家權力，有著強烈的打擊封建貴族、建立君主專制、實現富國強兵的政治訴求。彼得大帝的改革，就是在這個新興精英群體的支持下發動的。彼得大帝為了贏得跟北方強國瑞典的戰爭、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才決定推動改革。馬克思甚至評論說，（彼得一世的）「全部事業都是以征服波羅的海沿岸為轉移」。其改革的關鍵措施，是軍事改革，其它的諸如建立中央集權、完善地方政府組織、鼓勵興辦近代企業等等，都只是配套措施。通過1700至1721年的大北方戰爭，俄國最終擊敗瑞典、奪取了出海口，彼得一世的權威和軍功集團的地位在此過程中不斷加強，各項改革措施也因此得以深入並最終取得了成功。

戰爭雖然殘酷，但它在選拔人才方面的效率是一流的，是最極端但也最公平的一種手段。由於「考官」就是戰場上的敵人，要想拿到「高分」，就得把考官擊敗甚至殺掉。所以「考官」一般不會作弊走後門。能在真刀真槍的廝殺中脫穎而出的，大都是英勇無畏而又聰明絕頂的人才。我們在前面講中法戰爭的時候，分析了左宗棠的臨終遺言「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所用的邏輯跟分析彼得一世改革的邏輯是一樣的。彼得大帝也可以說：「此次北方戰爭，實俄國強弱一大關鍵」。不能因為瑞典是西方強國，武器先進科技發達就不敢打。不僅要堅決打下去，而且要打贏，才能推動統治精英集團的換血，扭轉國運。彼得一世堅持的是爭霸戰爭，左宗棠堅持的是反侵略戰爭，正義性更強，人才選拔效果也就更好。

當然，由於彼得大帝改革的基礎是爭霸戰爭而非革命戰爭，軍功階層對封建貴族的替代是一個持續數百年的循序漸進的過程，這種換血很不徹底。俄國在歐洲列強中也始終是實力比較弱的一個，依靠鄰近西歐的地理優勢引進先進武器和近代產業，勉強維持其列強地位，殖民擴張也主要跟清朝前期一樣，主要針對落後的中亞內陸，搶奪了一些人煙稀少的內陸荒原，經濟價值極低。其內部矛盾始終非常激烈，各種政變和革命不斷，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又在1917年被十月革命推翻。在經歷了革命的洗禮之後，舊貴族和舊官僚被徹底消滅，革命者以俄國為主體建立起來了蘇聯，俄羅斯民族才走到了其國際地位、科技水平和政治影響力的歷史最高峰。左宗棠所謂的「中國強弱」，其強大的上限，也就是彼得大帝改革的水平；而蘇聯所能達到的高度，就不是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左宗棠所能想象的了。

彼得大帝改革的邏輯，其實也就是近代歐洲崛起的邏輯。西歐各國在從封建制度向君主專制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從十字軍東徵開始，經歷了持續五六百年的大混戰，有的戰爭持續上百年，有的戰爭一下就消耗一個國家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讓神聖羅馬帝國人口從兩千萬下降到了一千萬，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把普魯士的中青年男性都幾乎打光了，拿破侖戰爭法國的精壯男性也損失了20%。經過這樣慘烈的優勝劣汰，軍功階層才逐步的淘汰了封建領主階層掌握國家權力，並與海上貿易形成的商業階層結合，建立了近代專制國家。十一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歐洲，就是一個恐怖的戰爭煉獄。經過這種烈度的優勝劣汰活下來並掌握權力的精英階層，是歐洲近代崛起的關鍵支撐。這個過程，跟中國春秋戰國五百年的大混戰非常類似。

中華帝國的崛起，也是建立在五百年大混戰基礎上的。中華帝國的崛起跟歐洲近代崛起一樣，都是通過長期戰爭形成軍功階層，以軍功階層淘汰壓制封建貴族，從而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二者的主要區別有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比歐洲早了兩千年，中華文明也在這兩千年間長期領先世界；

第二、十字軍東徵為歐洲帶來了阿拉伯「百年譯經運動」成果和火藥等東方科技成果，熱兵器形式的戰爭需求與科學理論相結合，誘發了近代科技革命[2]；

第三、歐洲的內部大混戰與其海外殖民征服同時存在。在殖民地資源輸入的支持下，歐洲各國的生存資源分配彈性空間比中國要大，對君主專制體制的依賴程度也就比中國更低一些。中國依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了大一統並延續了數千年，歐洲則在還沒有實現大一統之前，就從君主專制體制向民主憲政體制轉型了。由於歐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海外殖民地的掠奪，殖民地人民承擔了大部分苦難而歐洲人享受了財富，導致歐洲精英階層缺乏對戰爭倫理進行反思的驅動力，整個社會道德敗壞人倫喪失[3]，其科技畸形發展而精神文明程度長期停留在弱肉強食的野蠻落後狀態，一直到殖民地被瓜分完畢、其內部爆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情況才開始得以改觀。而中國春秋時期的戰爭主要是內戰，戰爭的痛苦完全由中國人承擔，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們很早就開始深刻反思戰爭倫理問題，提出了用道德倫理減少戰爭和降低戰爭傷害的思想並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這也讓對人類獲得財富和權力過程進行道德評價的執著追求成為了華夏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徵。

作為人類生存競爭最激烈的一種形式，戰爭也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進步的第一推動力。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戰爭有望從人類歷史進程中逐漸消失，其選拔人和淘汰人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多的被政治競選、市場競爭、指標考核、專業考試等其它文明得多的方式所取代。這也是我們所熱烈期待的。但對任何想要學習和理解人類歷史的人而言，深刻把握戰爭的意義和作用是基本前提。

戰爭不能被簡單的理解為野蠻暴力，它是對一個人類群體組織能力、科技水平、集體意識、獻身精神、應變能力等多方面的綜合考驗，能在實際戰爭中脫穎而出的人物，一般都是又極具組織才能和應變能力的人才。

即使是非正義的戰爭，在人才的優勝劣汰方面也會發揮作用。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大換血」失敗，非正義是一方取勝，清皇朝統治階級內部仍然因為戰爭實現了局部換血，讓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活力。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人及其背後的一大批精英崛起，這批人在歷史研究中往往被稱為「經世派」。他們一般出身於士紳階級的最底層，與中下層老百姓有著直接的溝通聯繫，對中國底層社會和基層組織的問題有著比較深刻的瞭解，具有經世濟民的遠大理想而又才幹突出。在清朝制度下，這些人雖然也有一定發展空間，但相當有限。曾國藩戰前就已經官居二品，但其實不過是在朝清流，並不能掌握軍事、人事、財政方面的實權，與其戰後的顯赫權勢不可同日而語。左宗棠就更不過是一個四十多歲還沒有任何官職的落第書生。戰爭結束後，這批人由於軍功得到提拔，大量佔據政府實權職位，比如兩江地區的軍政要職多被湘軍系將領佔據；福建、甘肅、新疆等地的要職被左宗棠的楚軍系人馬佔據；李鴻章更是在鎮壓捻軍過程中將淮系人馬遍布天下，還在「丁酉奇荒」中，派盛宣懷到山西彈劾了一大批貪腐官僚，換上了自己的淮系人馬。這種「換人」不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個人的上位，是一個新的軍功群體全面上位。沒有這批人做支撐，「洋務運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來，更不可能開創新疆之戰和中法戰爭前後的那種良好局面。

甚而言之，即使是一場失敗的戰爭，只要失敗的一方不被徹底消滅，也能從中實現一定程度的「換血」。比如清政府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慘敗，危難關頭，地方大佬紛紛龜縮自保，唯有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清流派）和甘肅布政使岑春煊（維新派）挺身而出千里勤皇。李秉衡戰死，岑春煊活了下來。這兩人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公認的做官清正廉潔。和平時期，各位大臣都在奏章中寫滿了忠誠，誰真誰偽看不出來。敗軍之際、生死關頭，真偽立見。岑春煊因此獲得了慈禧的信任，把他提拔為兩廣總督，大力進行吏治整頓。後來，他又進京跟瞿鴻機合作，向奕劻袁世凱的滿漢貪腐執政聯盟發動進攻。這可謂是清皇朝從這場慘敗的戰爭中獲得的最大收穫了。

通過戰爭來選拔新的人才，形成新的精英群體掌握權力，再由這個群體來制定和執行符合他們利益或政治訴求的制度，是觀察人類歷史演進的基本視角。一切制度，在一開始都是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那個集團服務的。一般來說，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戰爭。經過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就會湧現一批優秀的精英人物，在軍事勝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經過這批精英的修改和執行，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程度會達到一個比戰前更好的狀態。但隨著戰爭遠去，精英集團會不斷喪失憂患意識，變得自私貪婪，一代不如一代，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國家組織能力會不斷下降，人民遭受更多的剝奪，精英階層在財富分配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生活腐化墮落，直制下一場戰爭的到來。這才有我們看到的，歷史上「換人不換制度」或「換人之後換制度」的大國崛起，以及「不換人也不換制度」或「不換人僅換制度」的國家衰亡。在國力上升時期，「只換制度不換人」的改革可以有效維持局面或者擴大繁榮；在國力下降時期，「只換制度不換人」的改革則很少能夠取得成功；在一個政權組織的末期，由於統治階層已經又貪又壞到無可救藥，「只換制度不換人」就會變成一個純粹的騙局，不管變成什麼制度，都不能改變利益格局，甚至會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從而加速該政權的滅亡。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持續不斷的有對外戰爭發生，在戰爭中繼續遴選優秀人才、淘汰腐化分子，國家組織動員能力持續改善，其政權組織的生存週期就可能延長並推動一些具有轉折意義的改革。

從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由什麼樣的人來掌握政治權力，比用什麼樣的制度顯然更為重要。一切制度都是由人制定、修改和執行的。個人在制度面前力量很小，但在精英集團面前，制度只是工具。為了總結近代中國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一種「制度決定論」的思想被提了出來，認為中國在近代衰落是因為君主專制制度不行，而西方崛起是因為它們採用了憲政民主制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西方崛起的制度因素是在正確的時候建立君主專制和改革君主專制，這是一個動態的制度變遷過程。在什麼時候建立什麼樣的制度，具體的制度細節如何規定、如何執行，都是其精英集團決定的。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還是君主專制政體，其君主拿破侖三世跟袁世凱一樣，以大總統身份復辟為法國皇帝，從1852年到1870年當了十八年的皇帝。法國人民的「民主素質」看起來也不是很高，不像中國人民一樣，袁世凱剛一復辟就給推翻了，但法國還是在戰爭中輕鬆擊敗了清軍。對西歐各國而言，比制度更根本的是它通過數百年的爭霸和征服戰爭，實現了精英階層的大換血。通過戰爭選拔出來的這幾代人很厲害，他們在正確的時候建立了君主專制體制，又在正確的時候改革或廢除了君主專制體制，並且探索出來了一些更具體的有效制度安排比如近代化的職業化軍隊制度和財政管理體制等等。反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長期和平，這些發達國家的精英分子日漸墮落，一代不如一代，在他們的前輩建立的制度框架內，開始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屍位素餐，道德素質和才能都在迅速下降，喜歡空談價值觀而不願吃苦務實的解決問題，西方世界也就開始了「死於安樂」的衰落歷程。被很多人捧上天的憲政民主體制、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這些東西既不能決定西方的崛起，目前看起來也並不能輓救其墮落。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簡單模仿前宗主國體制的新興獨立國家，絕大多數都沒有能夠利用宗主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和自由資本主義走上經濟繁榮之路。從比較抽象的層面來看，民主憲政體制比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相對來說要更文明一些，但實際效果好不好，仍然主要取決於當權集團的人行不行。掌握權力和財富的精英階層人壞掉了，什麼制度都沒用。[4]至於自由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這種體制，中國古代在和平統一時期就一直是允許自由經商貿易的市場經濟，沒搞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最繁榮的宋明晚期同時也是被北方蠻族打的最慘的時期，說近代歐洲是靠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實現崛起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虛構的故事而非歷史事實。近代歐洲是通過建立中央集權的軍國主義體制來進行殖民掠奪崛起的，為殖民掠奪和爭霸戰爭服務的軍工金融復合體系是支持其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最重要動力。那種認為近代中國落後挨打是因為明清時期沒有搞好資本主義的說法不過是一種臆想出來的結論。

從 「制度決定論」繼續推論，還有人提出更加不靠譜的「文化決定論」。比如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就說日本人有一種「善於借鑒學習」的「文化基因」，而中國則具有保守排外、驕傲自大的文化基因。但中國經過革命以後，不管是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都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成就。不是中國人或者中國文化不善於學習，只是晚清的精英階層不善於學習。近年來，中國在移動互聯網等新興科技方面從無到有進步迅速，而日本則保守於傳統產業，日漸落後，也不是日本有了保守的文化，而是跟倒幕運動和二戰結束之後的那一代人相比，新生代日本精英群體變得耽於安樂、不思進取了。又有前些年德國的機械製作精良，佔據高端市場，便有人鼓吹德國具有嚴謹認真的「民族精神」。但很快就被人考證，一百多年前，德國在其工業化初期，曾經大量仿制英國產品且質量低劣，在歐洲各國聲名狼藉，絲毫看不出有啥嚴謹的民族精神可言。而中國的機械產品，隨著產業升級，也迅速變得越來越精良起來，不斷搶佔高端市場。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不乏善於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優秀人物，也不缺乏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和追求創新的人才，關鍵的問題還是這樣的人才是被放到了能發揮作用的重要位置上，還是被一群庸碌貪婪的精英分子打壓埋沒了。中國古代在集權君主體制下，創造過偉大的盛世，也出現過皇朝的崩潰，關鍵是同樣制度和文化條件下，掌握政治決策權和資源分配權的人變了，人的道德水平和能力才幹變了。

人比制度重要，這個道理不僅對國家適用，對企業等非政治組織也同樣適用。優秀的人才可以改變制度或者讓同樣的制度運行的更好，反之，貪婪無能的人在任何制度中都會帶來可怕的破壞力。

人的選拔和淘汰規則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選拔淘汰方式——戰爭並不屬於任何一種制度或法律的範圍，而是對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否定與破壞。其次，選拔制度也是人在決定和執行，人的主觀意識在關於選拔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仍然擁有極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力。在人和制度誰重要這個看起來很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爭論中，人的優先順序其實是無可置疑的。

對這個問題，我們中國的古人早有先見。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就總結了六個字：「有治人，無治法」，也就是有可以讓國家治理好的人，沒有能讓國家治理好的法律制度。這句話已經解釋了晚清始終無法走出積貧積弱困境的原因：統治集團的人不動，讓這一批被證明是又貪又壞的人繼續執政，僅僅寄希望於學習西方，引進西方的制度，就可以把中國治理好，讓中國重拾上升勢頭，實現富國強兵，是絕不可能的，是徹頭徹尾的幻想。

荀子這句話把「人」和「法」的關係用「有」和「無」對立起來，邏輯上不是很嚴謹。經過兩千多年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把它再稍微做一下完善：

先治人，後治法。

這句話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首先，在所有制度安排中，關於人的教育、鍛鍊、選拔、任用、淘汰的有關制度，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最終結果，而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的，就是它選擇了什麼樣的人放在關鍵的職位上負責決策和執行。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應該盡可能的從像戰爭一樣關係生死等重大個人利益考驗的活動中對人才進行競爭性選拔。

其次，一個國家、地區或者較大規模的組織領導人[5]，在其自由決策權的範圍內，應該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對人的教育、鍛鍊、選拔、任用、淘汰相關的工作中去。毛澤東所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治國就是治吏」都是這個意思。政治路線很重要，但確定戰略路線所需要花費的精力並不會很多，在具體工作中最需要投入精力的，主要還是人的管理問題。

第三，對統治集團以及統治集團代表人物的評價，要超越制度。一個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人物，沒有資格把個人的錯誤推卸到制度或文化頭上。像慈禧、李鴻章這種代表一個統治集團的人，他們和他們代表的集團，可以影響制度的變化方向，也可以決定制度執行的成效。把他們乾的壞事錯事，推卸到制度頭上，是一定錯誤的；對他們個人的譴責和批判，主要不應歸結到對制度的譴責和批判，而是對他們所代表的那個利益集團的譴責和批判。

第四，如果一個制度不能有效的選出優秀的人，那麼它就應該被修改；如果改不動或者多次修改都不行甚至越改越壞，那就說明精英集團已經在根子上壞掉了而不是制度錯了。對一個政權而言，這就意味著它需要被其規則體系以外的力量消滅，換一批完全不按照其規則來上位的人掌握政權，其形式主要就是革命和外敵入侵的戰爭。把腐化無能的統治精英集團趕下台以後，新的掌權者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制度，可以採用新的制度也可以沿襲原有的制度，並不是說只有採用了全新的制度才叫革命成功、採用舊的制度就叫革命失敗就叫沒有意義的循環。秦末農民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元末農民起義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有的換了制度，有的沒有換制度，有的對舊體制改變較大，有的改變較小，但都是成功的，都實現了國家的復興和人民長時間享有和平安寧的生活。甚至像太平天國這種革命者在戰場上失敗了，但逼著統治集團進行了一次局部的換血，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成功的。相反，如果像辛亥革命那樣，採用了新的制度，但革命者把權力歸還給了舊的統治集團，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失敗。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來看待清末民初的歷史，才會有一個正確清晰的思路。

研究學習這段歷史，最具有誤導性的思路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制度是解決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關鍵。

這個思路是錯誤的，沿著這個思路來看中國近現代歷史，一定會嚴重跑偏。

「先治人，後治法」才是解決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問題的關鍵。

清皇朝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跟中國古代的其它大一統皇朝一樣，統治精英從中央到村鎮，已經腐化墮落到了幾乎不可救藥的地步。不來一場徹底的大換血，而是繼續讓這些人以及他們選擇的繼承人來統治中國，各種富國強兵的努力都注定會失敗。

中國近代復興的關鍵是換人，其次才是換制度。換人不是只更換國家元首，而是更換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基本路徑是民族革命加階級革命，推翻既落後又腐朽的滿洲統治集團和不落後但足夠腐敗的漢族官僚士紳統治集團。

太平天國和捻軍革命被鎮壓了，一次性大換血的道路沒有走通，但通過戰爭大量的消滅了滿清控制的八旗和綠營，讓更為廉潔能幹的「經世派」人物大量進入統治精英集團，並且掌握了至關重要的兵權。這種局部的換血也為通過改革走向富國強兵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要避免後續更大規模的革命和流血犧牲，把改革的道路走通，唯一正確的路徑是任用「經世派」進行內部整肅，拿出類似於朱元璋反腐敗的手段整頓吏治，再像漢武帝一樣大力打擊地方上的豪強劣紳，把「人」的問題做一個比較徹底的解決，再重新丈量土地、清理財政虧空、推動稅負公平等等。把中國歷史上多次被革命和變法實踐證明能富國強兵的手段先做一遍，再來說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事兒，改革的道路才有可能走得通。至於購買先進武器、修建鐵路電報系統、鼓勵興辦近代企業、學習西方科技知識這些東西，在經歷過吏治整頓和社會公平改革以後，那都是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事情，順手就做了。買武器和修鐵路就是花錢的事兒，有了錢很容易辦。特別是修鐵路，老有人以為中國文化排外才不願意修鐵路，這是很不靠譜的想法。官府不被洋人欺負的跟狗一樣，不在民教糾紛中拉偏架，西方教會僅是自由傳教而不強佔土地強拆房屋，義和團運動根本就不會出現。行政系統透明高效以後，基層要想抵抗集權政府拆遷，根本就不可能。漢武帝下令把天下有權有勢的富豪家族全部遷往茂陵，修鐵路的政治和文化阻力難道能比這個還大？我們在前文做過分析，清末吳淞鐵路的修建過程充分說明，只要願意發工資給補償，民間對修鐵路搞拆遷這個事情不是反對，而是趨之若鶩，打破了頭來鐵路上找工作，變著方的想讓建設方多拆他們家一些房子。至於興辦企業和學習西方科技文化，政府甚至可以幾乎不做什麼，有了廉潔的行政系統，又不搞文字獄，民間自然會掀起投資和學習的熱潮，政府再搞幾個資源和軍工企業就完事兒了。

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才能理解為什麼本書會把李鴻章歸為「洋務派」中的「保守派」，而左宗棠稱之為「改革派」。很多把「學習西方」作為解決中國問題不二法寶的人看來，李鴻章不僅是「改革派」、「開明派」，而且是偉大的改革先驅，率先提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指出「士大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開企業辦學校建海軍，樣樣都走在時代前列，遠超時人。有了「改革旗手」、「洋務先驅」的桂冠，縱容手下殺個幾百萬中國人、給自己家族撈點個幾千萬兩銀子、收受外國幾十萬兩賄賂、簽署幾個賣國條約……這些都不算什麼大問題。反之，左宗棠這種人，雖然也開企業辦學校練海軍，但學習西方的步子邁的不如李鴻章大、旗幟舉的沒有李鴻章高；雖然手下士兵不亂殺人、收復了伊犁、守住了福建和台灣、拿自己的養廉銀補貼軍費、一個賣國條約也不簽，但終究比李鴻章差了一檔次，總體來看還是屬於老派人物或者是傳統的軍事家，怎麼能比李鴻章更「改革」呢？

左宗棠對如何對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跟本文所講的「先治人、後治法」基本一致。其原話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舉」[6]。其解決手段，也是以整頓懲治為主，原話是「興利不如除弊，弊盡而利自生」，這跟本書第一卷講的政府的主要職責是除惡而非揚善差不多的意思：政府掌握合法的暴力，懲罰惡行是其不可替代的基本職責，而善行則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惡除則善自生。

對國家的根本問題，他認為是「天下之亂，由於吏治不修」。作為依靠軍事鎮壓起家的政治家，他對軍事和行政的看法是「軍政者彌亂之已形，吏事者彌亂之未發」——軍事鎮壓負責解決已經爆發的矛盾，整頓吏治才能從根源上消滅矛盾。

在地方大吏的任上，除了緊急的軍事行動外，左宗棠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整頓上，自己以身作則、兩袖清風，對下屬嚴格要求，形成了一套「訓吏、恤吏、察吏、懲吏」的吏治方法[7]，從對下屬的教育、對人才的保護、對官員的考核、對貪腐行為的懲罰全面著手，彈劾了一大批慵懶貪腐之徒，提拔起來一批清廉能幹的人才。其總督的浙江福建地區，也是太平天國革命後經濟恢復最快最好的地區。這些活動不僅跟他開辦船政學堂、建設馬尾造船廠等學習西方的工作不矛盾，反而極大的提高了這些工作的效率。

左宗棠的這一套理論，聽上去很老套，但卻是中國數千年政治文明的精華，是解決中國皇朝中後期國家衰落必不可少的方法路徑，這個路徑並沒有因為西方列強從海上來侵略中國就發生改變。左宗棠本人，也絕不僅是一個優秀的將領，還是一個優秀的中國政治家。他17歲的時候就已經細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弊書》，年輕時代通讀了清朝今文學派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寫過很多以儒家思想經世致用的論文，其思考範圍以政治為主而非軍事，因此才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深得陶澍、林則徐等人的賞識。當上高官以後，又主持重印了魏源的《海國圖志》並親自作序，開瞭解學習西方的風氣之先。實踐證明，左宗棠以中國傳統經世致用的思想為本，在此基礎上積極學習西方的改革路線，無論是對內發展經濟保障民生幸福，還是對外學習西方同時抵抗殖民入侵，都是行之有效的。

與左宗棠「任法不如任人」的思想相反，李鴻章一直主張「只治法，不治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叫做「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也就是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改變制度，但只字不提人的問題。對吏治整頓這種事情，他根本就不管，一門心思就是把淮軍嫡系提拔到關鍵職位上，對其貪腐行為一味縱容，自己還帶頭貪污受賄。他之所以選擇「只治法，不治人」，不是高瞻遠矚，而是「避重就輕」：把困難的、重要的但有損自己利益的事情避開，專挑最容易做的事情去幹，也就是花錢買點先進武器、開辦一些依靠國家特許經營的壟斷企業等等，打著這些旗號找朝廷要錢要權要資源。得罪滿洲權貴的話不講、得罪滿洲權貴的事不做；得罪列強的話不講、得罪列強的事情不做；得罪淮軍武將的話不講、得罪淮軍武將的事不做，總之就是有權有槍的勢力全都不得罪，把心思和文採用於跟沒有實權的清流派打嘴仗，把奏章寫得跟古之名臣一樣慷慨，出了問題就是清流誤國，再不行就是制度缺陷，把權力和金錢的好處都撈夠，還能留下「改革先驅」的美名。這條道路，比左宗棠所主張的所踐行的，舒服了何止千百倍？

然而這條道路是真的改革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中華帝國數千年治理的經驗，最關鍵就是如何「治人」和「治人心」，這是根本，比「治法」和「立制度」更重要。無論東方西方、古代現代，何種法律、哪樣制度，吏治不修則法制必壞，人心不正則制度必崩。作為一個有著豐富軍事和行政經驗的人，左宗棠把國家的問題總結為一句話：「天下之亂，在於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於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於人心不正」[8]。這裡的「正人心」不僅是道德說教，還包括正確的任免人、獎勵人、處罰人甚至審判人、處決人，把這些事兒都做對做到位了，才能正人心、出人才、修吏治。要做這些事兒也特別危險，因為它會觸動很多統治精英的根本利益，一不小心就會被利益集團反撲，讓改革者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必須有極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才能推動。總之一句話，動制度不難，難的是動利益；換制度不難，難的是換人。不動利益不換人，只是把西方殖民列強的武器和制度拿過來，再戴上幾頂諸如「憲政」、「民主」、「法治」的帽子，就想解決各種深刻的經濟社會問題，不僅在中國做不到，在任何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國家也做不到。

所以我們才說，左宗棠「先治人，後治法」是真改革，李鴻章「只治法，不治人」是假改革。

左宗棠的改革思路，跟朝廷清流有諸多不謀而合的地方，他跟清流派的關係總體而言也比李鴻章跟清流派更好一些。清末的清流派大體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種是走狗派，看准了朝廷需要打壓地方實權大佬，甭管有道理沒道理，反正成天就給大佬們挑錯；一種是改革派，如張之洞、翁同龢、李鴻藻等人，主張進行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澄清吏治以應對西方挑戰；還有一派是保守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路，如大學士倭仁；最後一種是投機派，收了地方大佬的錢，抱大佬的大腿，偽裝成清流給他們當槍使，如張佩綸。左宗棠跟清流中改革派關係普遍較好，特別是在中法戰爭後半段，左宗棠在福建主持台灣保衛戰，張之洞在兩廣主持越南反擊戰，二人惺惺相惜，配合默契，後來左宗棠去世，張之洞還對馬尾造船廠的事業大力支持。左宗棠進軍機處，跟李鴻藻關係也搞得不錯，李鴻藻對左宗棠的清廉正直頗為佩服。翁同龢在日記中多次提到與左宗棠的交流，用了「豪邁之氣、俯視一切」、「談次有風稜」、「壯朝中之氣」、「余服其有經術氣」等諸多褒獎欽佩之語[9]。而李鴻章跟張之洞、李鴻藻關係都不好，跟翁同龢更是勢如水火，倒是在清流中收買了一批投機派給自己當內應，其中關係最好的是張佩綸。中法戰爭前期李鴻章的淮軍負責越南戰場，又推薦張佩綸主持福建水師，結果兩個方面同時潰敗。總體來看，走狗派和保守派跟洋務派關係都不好，也沒法搞好；但左宗棠交好張之洞等改革派，李鴻章交好張佩綸等投機派，也可以看出二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差別，可以說是典型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了。

從歷史現實來看，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路線都是注定要失敗的，他們失敗的原因都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反動勢力過於強大，也就是統治精英集團太壞的意思。但左宗棠是敗於對手太壞，李鴻章是敗於自己太壞。

我們小時候看書或者看電視，對裡邊出現的人物，總是想要問一句：這是好人還是壞人？搞清楚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就心滿意足了，希望好人獲勝、壞人失敗。後來，隨著社會閱歷的增長以及閱讀量的增加，知道的人和事越來越多，慢慢的發現，給人貼「好人」、「壞人」標籤的行為有點過於簡單化，好人也有私慾、也會犯錯誤、也可能做壞事，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也會做一些好事，對現實中和歷史上人物的認識，變得更加立體化。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有人卻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在成人的世界里，沒有好壞之分、無所謂善惡」，或者認為一切政治經濟活動，都可以用自私自利的人性來解釋，一切政治軍事鬥爭的雙方都是為了個人利益而展開的。比如《明朝那些事兒》裡面講了一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話：「朝廷就是一個小社會，皇帝大臣們和地痞混混也沒有什麼區別，不過是吃得好點，穿得好點，人品更卑劣，鬥爭更加激烈點而已。」學習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如果學來學去就學出來這麼個結論，那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禪宗有個說法：修行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行之中，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修行開悟之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但此時修行者的個人心境，已與修行之前大不相同。

研究學習歷史，不是禪宗那種虛無縹緲的玄學式修行，而是對歷史實事求是的探究領悟。但其過程則與禪宗所說的有相通之處。學習之前，以為人都分為好人和壞人；學習之中，覺得好人不全是好、壞人也不盡是壞；學完之後才發現，原來人終究還是要分為好人和壞人。掌握著國家的資源和權力，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個人、家族、集團利益之上的人，是好人；反之，把個人、家族、集團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的，是壞人。大部分好人和壞人，在面對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衝突的時候，都會經歷內心的反復和鬥爭，不會完全的心無罣礙，他們的主要區別，不是內心是否糾結，而在於經過糾結之後，最終做出了何種決定，尤其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做了何種決定。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軍事鬥爭，並不是黑社會的火並，並不是無意義的改朝換代歷史循環，而包含著善與惡的鬥爭，主要是維護國家人民利益的正義力量與試圖竊取國家人民財富的反動力量之間的鬥爭。好人取得勝利的鬥爭，有利於國家進步和民生幸福；壞人取得勝利的鬥爭，就不利於國家進步和人民幸福。鬥爭方式雖然複雜，善惡之中，還穿插著人的真偽和路線認識的正誤，但善惡的區分並不會因此而湮滅。簡單化標籤化的思維不可取，和稀泥無善惡的思維更不可取；泛道德化不可取，去道德化更不可取。中華文明相對於其它文明，始終更強調世俗的倫理道德，這一點在政治軍事領域表現的尤為突出。儘管也因此出現了許多打著道德旗號以權謀私的偽君子，如東林黨、李鴻章之流，令中華文明蒙羞。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而否定中華文明對人類行為的道德化追求，而是應該去偽存真，毫不客氣的揭開他們的真面目，並歌頌那些真正以天下國家為重的英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善於用浮華的文字來包裝自己的底層革命者、武將士兵、太監酷吏，以及文官中的實幹家和各行各業中默默無聞的奉獻者，還原中華文明本來的光輝。

中華民族的英雄人物們，不僅才能出眾目光遠大，而且往往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質，有著為國家人民利益獻身的偉大精神。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被稱之為偉大中華史的根本。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最重要的就是這種精神的傳承。「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有點誇張，因為真正的亂臣賊子並不害怕歷史的罵名，更害怕現實的懲罰，沒有嚴刑峻法的道德說教意義不大。但從一個非常長的歷史時期來看，辯善惡、正人心的工作又是維繫一個文明長期存續和進步的根本，這也是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華帝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關鍵原因。儒家思想存在許多缺陷，特別道學理學思想更是徹底跑偏，儒家士大夫從集團私利出發又犯了許多篡改抹黑中國歷史的錯誤，但儒家學者通過經學和史學來實現「辯善惡、正人心」的根本追求是值得贊賞的。明朝中後期和清朝的史料非常詳實，足夠讓我們借此看穿許多關鍵歷史人物的真偽，區分他們的善惡。經過新一輪的革命之後，重述偉大中華史，仍當以此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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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倒幕運動是一場沒有底層人民參與的革命，是比較純粹的商業資產階級革命。明治維新以後，政府政策一切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重，把許多的國有資產比如礦產、鐵路、港口、造船企業低價轉移給跟政府有密切聯繫的財閥集團，向農民徵收很重的稅負用於維持國家機器運轉。農民的負擔並沒有減輕甚至還加重了，這引發了一系列的農民革命。1873年，明治維新開始五年後，日本的農民起義的激烈程度達到了歷史頂峰。根據日本學者黑正岩的研究，在德川幕府統治的265年間，農民起義大約600起，而在明治維新的前十年（1868-1878），農民起義的次數卻高達190起。從1877年，明治政府不得不進行土地稅改革，大幅度降低農民的負擔。這樣，明治政權既要安撫農民，又要為商業資產階級輸送利益，國內資源分配的賬就做不平，便在大財閥的支持下，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這條路一方面讓日本迅速成為列強，但最終也給日本帶來了滅頂之災。近年來，有許多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人，拿日本明治維新為例，說明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成效，把日本將大量國有資產轉移給財閥作為日本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是短視的、錯誤的觀點。日本明治維新通過國有資產低價轉移給大財閥，導致了政府財稅負擔加重，必須通過對外掠奪來解決財政問題，這是它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一個關鍵因素。在軍國主義道路上，它只在很短的幾十年里獲得了表面上的強大，實際上由於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國內老百姓生活極端貧苦，大量的年輕人在戰場上死去，最後本土挨了兩顆原子彈，之前短暫奪取的殖民地全部喪失。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老百姓可以說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如果它不執行國有資產私有化政策，政府從資源礦產和鐵路港口等壟斷經營中獲利而不是拿去培育大財閥，不走軍國主義道路而是讓戰場上死掉的年輕人通過辛苦工作來進行工業化積累，雖然老百姓還是會很艱苦，但肯定不會像走軍國主義道路那麼悲慘，會減少很多完全不必要的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從五十年的長週期視角來看，其實是一條比較失敗的道路。它不是最壞的，比繼續維持幕府統治要強一些，但也是比較壞的，肯定不是最優的和值得中國學習的。

[2] 詳見本書第三卷第六章的有關內容。並可參考文一《西方崛起之謎——槍炮、戰爭和科學革命》一書。

[3] 文一在《西方崛起之謎——槍炮、戰爭和科學革命》一書中提出，西方近代崛起是一個「去道德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十字軍東徵開始，西歐社會就放棄了中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基本要求，突破底線對外進行屠殺掠奪，對內縱慾無度人倫喪失，後來的文藝復興實際上是上層階級和中下層集體道德敗壞的產物。文藝復興中大量反應教會和封建領主們的墮落生活的藝術作品比如《十日談》和米開朗基羅的裸體雕塑等，都是這種「去道德化」的反應。米開朗基羅的裸體繪畫和雕塑都是在教會和封建統治者的資助下完成的，他不是在反抗教會而是在按照教會的意圖創作。教會實際上是希望通過色情藝術來吸引已經墮落的社會階層，是對社會墮落的附和。文一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史料來說明這一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整個西歐社會道德水平之低下社會倫理之混亂，頗為觸目驚心。比如性濫交和嫖妓之風盛行導致梅毒等性病在其精英階層中廣泛流行，由於梅毒會導致脫發，以至於佩戴假髮在上層社會成為風尚。文一的這一觀點很有啓發性，值得參考。除了科技進步以外，從華夏文明的視角來看，歐洲近代的崛起都是一個極為醜惡的和令人發指的過程。

[4] 一些迷信西方制度優越論的人，還進一步提出了所謂「人治」和「法治」的爭議。他們認為中國的皇帝制度是人治，而西方的立憲制度是法治，法治是天生優於人治的。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生造出一個概念將這兩種制度對立起來，忽略了它們之間的共性和傳承關係。一切法律都是人制定、修改並執行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代，世界上都沒有「法治社會」這種社會形態。君主專制制度並不是君主決定每一件事情，它背後也是一套意識形態的法制體系作為支撐。中華帝國的每個皇朝都有一套相當龐大而複雜的法律體系來支持其日常運轉，對這一點有疑問的人可以讀一下國內任何一個法學院的《中國法制史》教材。民眾面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也會下意識的問一句：「還有沒有皇法？」法律意識普及性很高。這裡面當然存在有法不依、胡亂執法等問題，但這是任何制度下都有的問題，且其嚴重程度並不由制度本身決定，而跟收入水平、就業率、貧富差距、技術水平等相關，越是技術落後交通通訊不便的古代社會，執法者的違規成本越低，越容易胡亂執法；此外，它還跟統治精英距離大規模戰爭「換血」的時間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時間越長，問題就越嚴重。憲政民主制度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由全民投票表決，背後有無數的人在職業化的對其操縱，在美國式三權分立體制下，法官和律師勾結、官員與商人勾結、總統收錢赦免「關係戶」等行為屢見不鮮，立法者受利益集團操控在法律中大量植入維護利益集團的條款，更是司空見慣。皇帝制度和西方憲政制度的差距，主要是法律制定程序的區別，在有沒有法律和法律如何執行方面，則沒有很大區別。利益集團一旦掌握了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法律就很難對他們構成真正的約束，這個集團的行動自由就跟皇帝和皇族差不多了。哪怕讓人工智能程序來執法，統治精英們也可以悄無聲息的在程序代碼中寫入對自己有利的漏洞，確保該程序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裁決。一切法治，皆為人治；一切人治，皆有法治——沒有成文法，也有習慣法。「人治」和「法治」的爭議，是一個偽問題。中國是人治或人情社會、西方是法治社會之類的說法，都是自欺欺人之言。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文明社會形態都是人治社會，也都有法制和法治意識。人治和法制是兩個層面的東西，互相之間並不矛盾，可以共同存在，而高於人治的法治則是一個臆想出來的在現實中並不存在的概念。

[5] 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部門或組織，由於主要領導者往往既是組織的領袖，同時也是關鍵的執行者或者說業務骨幹，他們自己的業務能力可能會比對人的管理更重要。

[6]《瀝陳閩鹽試行票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冊，第326頁

[7] 孫佔元，《左宗棠評傳》， 236-24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8]《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三，37頁

[9] 孫佔元，《左宗棠評傳》，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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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曉鵬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偉大中華史》（原名《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本書全文在公眾號「李曉鵬博士」連載。本書從中華文明的起源講起，第一卷主講明中期以前的中華帝國史，第二卷主講明朝中後期和明朝滅亡的歷史，第三卷主講清朝中前期的歷史，第四卷為近代史，全部內容在公眾號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