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布會、承諾組建「包容性政府」、上門勸民眾重歸崗位……重掌政權後，阿富汗塔利班在努力營造一個「不同於20年前的塔利班」的溫和姿態，然而，在塔利班治下有可能建立一個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嗎，這始終是很多阿富汗人的憂慮，也是外界的關切之一。
中國駐阿富汗使館網站8月21日發布的一則安全提醒格外引人關註：「在此非常時期，為切實保護自身安全，請在阿富汗中國公民更加嚴格遵守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特別注意在公開場合著裝、餐飲等不要犯忌。」
三天前，塔利班發言人瓦西杜拉·哈希米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表示，阿富汗不會成為民主國家，塔利班將依據伊斯蘭教法治國。
中東問題學者22日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民族和經濟因素，導致內部外部力量在阿富汗交織撕扯，以至於這個國家還遠未過渡到現代社會，在這樣的狀況下，阿富汗塔利班採取的一些溫和措施可能只是臨時性的，而期待阿富汗就此走向世俗化並不現實。對於當下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來說，實現和解、發展和國際承認是最緊迫的目標。
街頭女性少了，罩袍價格漲了
在中國義烏經商的阿富汗人Salman Raha時刻關注着祖國發生的一切，這兩天他得知，自己的朋友已經開始刪除手機裡的非伊斯蘭教音樂了，儘管阿富汗塔利班在進入喀布爾後不斷向外釋放溫和信息，但一些阿富汗人顯然並未得到安撫，「塔利班關於婦女地位說的話我一點都不相信。」Salman Raha說。
「電視節目有變化，以前的內容和現在的內容不一樣，現在如果內容不在伊斯蘭教法框架內，塔利班就不讓播。」在被問到阿富汗當地生活有哪些改變時，Salman Raha向《環球時報》記者轉述了當地的情況，「以前每個人喜歡聽什麼音樂就聽，現在不一樣，你不可以聽非伊斯蘭教的音樂，如果其它國家明星的照片在你手機裡他們可能會懲罰你。」
這兩天，央視總台阿富汗報道員卡里姆·法耶茲在講述喀布爾的變化時說，現在街面上的女性少了很多，「出來的也基本都換上了罩袍」。
在阿富汗從事外貿的中國商人餘明輝22日也對《環球時報》記者講到了同樣的觀察。他說，在塔利班重回喀布爾之前，女性穿什麼更多是遵循一種「約定俗成」，「穿罩袍絕對沒有錯，但穿的暴露就有可能招來一些非議，或一些不尋常的眼光，一般上年紀的婦女都自覺選擇比較保守的裝束。」
有外媒報導，塔利班宣布在阿富汗實施伊斯蘭教法之後，當地女性爭相購買蒙面罩袍「布卡」（將婦女從頭到腳包括眼睛都包裹起來的裝束），有居民稱去年「布卡」價格為200阿富汗尼（約合人民幣15元），近期一度漲至2000以上阿富汗尼，罩袍價格飆升了10倍多。
積極的變化也是有的。17日，阿富汗黎明新聞台（Tolo News）負責人宣布，已在新聞播報中重新啟用女性主持人。該電視台隨後發布女主持人阿甘德採訪塔利班成員赫馬德的視頻，採訪視頻（下圖）顯示，主持人並沒有用面紗遮擋面部。
上海社科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東學會高級顧問潘光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應該承認，這些年塔利班確實在與時俱進，至少跟20多年前相比有所轉變，女主持人採訪塔利班成員，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阿富汗持續了20年的世俗化進程看似正被打斷，但其實，阿富汗的世俗化一直處於一種城鄉「二元」狀況。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解釋說：在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政府管理下的大城市，阿富汗青年受到現代化的熏陶，尤其是婦女參與工作、受教育權利以及社會地位有明顯的改觀；而在塔利班控制的農村地區就完全不一樣，極端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土壤。
劉中民說，「其實，伊斯蘭教幾大教派有的相對開放，有的相對保守。比如像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就比較保守，一些中亞國家的穆斯林，則對抽煙、喝酒並不忌諱。」
「在極端化之前，阿富汗的宗教生活跟中亞國家更相似，而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在阿富汗實施的影響，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極端化、保守化倒退。」
劉中民進一步指出，塔利班之前對待婦女的態度以及一些刑罰，實際上很大是來自於伊斯蘭教過去產生的一些極端派別的做法，“並不能說這些做法是伊斯蘭教固有的東西”。
阿富汗民意究竟如何？
那麼，20年後的塔利班有可能逐漸推動阿富汗走向世俗化嗎？
「伊斯蘭國家的世俗化本質上是宗教和政治、科學、教育的分離，主要內容就是宗教不再干預政治，退出公共生活。」劉中民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土耳其做到了這一點，「土耳其設立了宗教事務局，由宗教事務局來管理宗教事務和宗教生活，但宗教事務局又是屬於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但對阿富汗來說，這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在它的理念中，政治和宗教恰恰是結合在一起的。」劉中民說，「阿富汗塔利班稱自己的國家叫『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個名稱就有明顯的宗教定位。』
「在伊斯蘭傳統中，酋長國（Emirate，也譯作埃米爾）等於是伊斯蘭哈里發國家的地方領導人」，這個名字隱含的含義是，它把自己的政權看成是整個統一的「哈里發帝國」的一部分。很顯然，它不可能是世俗國家。
劉中民還提到，前幾天塔利班「在伊斯蘭法律框架內尊重婦女權利」的聲明「是耐人尋味的」，這意味着婦女權利的來源仍然是來自於伊斯蘭教法，宗教學者根據教法來決定婦女的權利。
外界期待的溫和，很可能是塔利班對教法採取相對開放的理解，但不會是推翻伊斯蘭教法的合法性。
「我們也不能忘記，塔利班的宗教主張是極端正統，這是不會變的。」潘光認為，阿富汗塔利班當下採取的一些措施只是臨時性的，接下來會怎樣還需觀望。
一些塔利班有關政權結構設想的消息，也印證了「世俗化」期待似乎並不現實。據英國《衛報》19日報導，塔利班發言人瓦西杜拉·哈希米概述的權力結構藍圖與塔利班1996年至2001年統治阿富汗時相似，當時最高統治者奧馬爾身居幕後，將日常事務交由一個委員會管理。
此前一天，哈希米表示，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希巴圖拉·阿洪扎達將扮演類似總統的角色，身處委員會之上，全面掌管大小事務。
「塔利班的治理結構，基本是『埃米爾』在上，下面有幾個副手，再下面有一個『舒拉委員會』的協商機制。」劉中民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是歷史上伊斯蘭意識形態和普什圖族部落結構相結合的一種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宗教和政治是合一的。
那麼，在阿富汗尤其是喀布爾這樣的大城市，重回一個較此前更為保守的宗教社會，會遭遇激烈的民意反彈嗎？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阿富汗處在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時期，它的多數居民仍處在「傳統時代」，少數大城市居民則已跨入到現代社會。
整個阿富汗的問題，可以從國家的現代性角度來解讀，阿富汗就是這麼一個處於傳統與現代矛盾衝突中的國家，「塔利班很容易得到阿富汗廣大民眾的支持，因為民眾主流是傳統派，他們更適應跟塔利班打交道。」
「但是這種民意支持，可能不是學術界和國際社會所期待的，因為我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
「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有幾個指標，首先就是國家認同要高於族群認同，這在阿富汗是沒有的，所以在阿富汗問題上，談‘民眾支持誰不支持誰’的價值是不高的。」
張家棟認為，在阿富汗，期待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現代派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權，目前來看是不可能的。
而期待塔利班出現一個群體能夠突然認識到阿富汗的問題和方向，概率也是不高的。「為什麼？看塔利班領導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就可以知道，他們並不像很多當年落後國家的知識精英一樣，接受了世界的先進文化，反過來在自己國家進行改革。
塔利班的領導人大都是在農村裡讀經書的，並藉此獲得宗教認同加持，他們不是用現代理論來加持的。所以，塔利班從策略上可以做一些事，但從根子上做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民眾基礎，也沒有思想根源。」
塔利班的三重考驗
阿富汗哈馬新聞社21日報導稱，塔利班高級成員艾哈邁杜拉·瓦西克當天表示，塔利班沒有組建臨時政府或過渡政府的計劃，將直接組建一個能被阿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路透社21日援引塔利班一名官員的話說，新的阿富汗治國框架不會是西方定義的那種民主，但「它將保護每個人的權利」。這名官員說：「塔利班的法律、宗教和外交政策專家打算在未來幾周內提出新的治理框架」。
潘光認為，當下阿富汗塔利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有三件事，「一是和解，二是發展，三是國際承認。」保障民生是塔利班當前面臨的最大考驗，潘光言簡意賅地說：「老百姓沒飯吃要造反的。」
而獲得國際承認也是未來的嚴峻考驗，「當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權時，只有巴基斯坦正式承認，那麼這次究竟會有幾個國家承認？關鍵還是要看塔利班做得怎麼樣，能不能組建一個包容性的政府。」
劉中民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沒有組建臨時政府或過渡政府計劃」的新聞，在他看來，意味着在迅速佔領喀布爾之後，塔利班的主導地位已經比較明確了，基本不會受到其他國內政治力量的掣肘，「我吸收誰，主導權在我」，在組建「包容性政府」的問題上更多體現自己的意志。
潘光則認為，國內各派力量服不服塔利班，尚不明確，「比如加尼政府的第一副總統已經表態抵抗，哈扎拉人也有可能站出來，塔吉克人也不是很穩定，即便普什圖人內部也有矛盾，所以接下來還是要仔細觀察阿富汗國內各派力量的一舉一動，這些力量會有分化組合的過程，盤根錯節，極其複雜。」
「目前我們得到的一些零星信息反映了塔利班內部也存在分歧，一方面我們聽到的是作為主流的塔利班不斷在媒體上說『要溫和』『建立包容政府』。但也有一些負面報導，比如還是有塔利班侵害婦女權利的做法，甚至對前政府人員的搜捕，這就反映出內部的分歧。」劉中民說，就過去而言，塔利班內部絕不是鐵板一塊，有強硬派和溫和派之分。
「在內部分歧的局面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如何處理跟『基地』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恐怖組織的關係，在當下阿富汗塔利班已經進入權力中心的情況下，這是尤其難的。」
此外，對於阿富汗這個中亞「十字路口」國家來說，大國的影響歷來會左右其國家命運。劉中民認為，未來沙特、伊朗、甚至是巴基斯坦、土耳其這幾個典型的伊斯蘭大國，他們對塔利班影響力的爭奪一定會非常激烈，會進一步「撕扯」阿富汗塔利班。
「阿富汗像現代國家卻又不是現代國家，還又處在大國的『風口』」，在張家棟看來，「這樣的國家最好的道路就是在國內搞多元包容體系，在國際上搞多邊平衡外交，一旦選擇了其他道路，最終要麼被國內矛盾分裂，要麼捲入大國勢力鬥爭。」
「總的來說，一個國家的命運，是內因和國際因素相結合的結果，並且內因是核心。」
誰把阿富汗留在了「舊時代」？
無論是龐大的貴霜帝國，還是建立於1747年的阿富汗皇國，阿富汗在歷史上也曾一度強盛。為什麼到了近代，這個國家一直陷於積弱、紛爭的萬丈深淵？
「民族」和「經濟」，是張家棟給出的答案：「阿富汗的困境不是今天導致的，而是一直沒法解決。如果從民族成分來看，可以把它跟瑞士來對比，阿富汗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稱得上是主體民族，最大的普什圖族也就佔40%出頭，瑞士也是如此，沒有一個民族能過半，這是一個基本局面。」
「現代國家建構民族主義話語，是依託一個主體民族的，如果沒有就很難，成功的案例非常少，這些國家裡有個別成功的像瑞士，也有失敗的像阿富汗、黎巴嫩。」
張家棟說，因為這些國家有個基本特徵：所有組成這個國家的民族，從世界範圍來看都屬於該民族的少數群體，「比如普什圖人主要在巴基斯坦，少數在阿富汗，塔吉克人也是。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造成這樣局面的原因就是，當年阿富汗處於英國與俄國在亞洲勢力延伸的交匯點，雙方都試圖通過資助本地人以避免對方控制這片緩衝地帶，同時又要避免直接刀兵相見。作為緩衝帶，阿富汗被各大國拼湊成一個『拼盤』。」
張家棟總結的第二個原因就是阿富汗的經濟基礎過於落後，「阿富汗處在亞洲核心，土地很少，資源貧瘠，農業條件跟周邊國家和地區相比要差得多，而人口密度卻很高，所以這個國家只依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
阿富汗的民族狀況支撐不了國家認同，它的經濟狀況建不起一個強政府模式，因為強政府模式意味着要對老百姓的生活包干，阿富汗做不到。所以出現了中央跟地方「分成」的局面，「講白了就是中央政府對老百姓的生活是不負責的，因為沒法負責，經濟基礎支撐不起。」
然而，阿富汗現代化也不能單純依靠外部力量，外部力量在拉攏阿富汗的時候花點錢出點力都是可以的，但是常態化介入是做不到的。
正如拜登自己所承認的，美國在阿富汗的政策目標不是重建。「所以美國人一走，阿富汗就會從『單一影響』變成多因素相互衝突，其內部的混亂和進一步的撕裂是不可避免的。」張家棟說。
這樣一個被內部外部力量交織撕扯，還遠未過渡到現代社會的傳統國家，在這一次的政治巨變下，會走向何方？劉中民的看法或許反映了很多人的疑惑：「可能大家都不認為塔利班是最好的選擇，但是阿富汗現在的局面，除了塔利班，還能有誰？」■
這始終是很多住在城市里阿富汗人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