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15年12月（1643）冬，李自成擊敗左良玉，佔領襄陽。第二年春，改襄陽為襄京，正式建立大順政權，自號新順王。建章立制，設百官，宣布「三年不徵，一民不殺。」旋即，李自成和部下商討下一步對明戰略，形成了著名的「襄陽決策。」
當時擺在李自成案頭的有三個方案：
第一是牛金星提出的「先取河北，直走京師」。
第二是楊永裕提出的「先取金陵，斷明朝漕運，再事北伐」。
第三則是顧君恩提出的「……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為全策。」
現在回頭看，楊永裕的攻打南京，應該是最合理的。畢竟到崇禎朝時，受小冰河期影響，當時北方年年受災，又因為滿清和流寇多年肆虐，河南、山東、河北早已是破敗至極，遍地流民，根本無法為大順朝和幾十萬闖軍提供糧草財賦。
而南京為核心的江南地區，自明朝開國起，就是朝廷的主要糧食和財賦來源，兩百年來富貴甲天下；明末戰亂又未波及，所以該地區無論是財賦積蓄還是社會生產力都保持完好。佔領江南，不僅可以為順朝提供一個超級富強的戰略根據地，還掐斷了北京崇禎朝廷的經濟命脈。而從當時戰略態勢來說，李自成既已奪取襄陽，完全可以沿漢水南下武昌，然後在順江直克金陵。以南方明軍——如左良玉、史可法等在之前和後來弘光時期的表現來看，根本不可能是闖軍的對手。
但李自成沒有採納楊永裕的方案，而是選擇了顧君恩的先取關中、後攻北京。
這一戰略決策，從根本上決定了李自成後來的悲劇。雖然闖軍在潼關擊敗孫傳庭的秦軍主力，成功打下西安，佔領關中。但明朝的關中，早已不是漢唐時代的天府之地。狹小的關中平原，以及深受小冰河期影響氣候環境，依然無法為新政權提供足夠的糧草稅賦。
為了休養生息兼爭取民心，李自成建政後一改過去四處洗劫的流寇做派，打出了“三年不征”的招牌。但幾十萬闖軍和政府官僚系統卻需要錢糧支撐。所以李自成必須馬上攻打北京——這不僅是為了消滅明朝這個對手，更重要的是，它必須從明朝國庫中拿到足夠多的銀子，這樣才能解決自己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
崇禎已是冢中枯骨，打下北京城很簡單，但進城後就出了大問題。崇禎的國庫早已在十幾年的戰爭中花的山空海落，所以李自成根本就沒有得到自己預想中的財富。
這一下，李自成就面臨巨大的麻煩——官員的俸祿、士兵的餉銀和賞錢、大順朝維持秩序的糧食，這些統統都指望着明朝國庫里的銀子。可明朝國庫沒有錢，所以李自成一進城，就面臨財政破產的窘境。
沒有錢，李自成就無法安撫士兵，只好默許他們在京城劫掠——由此民心大失；沒有錢，李自成就只好改變善待明朝舊臣的初衷，默許劉宗敏他們對明朝降官大舉抄家——由此本來已經傾向于歸順大順的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士紳武裝，重新觀望形勢，甚至暗中倒向南京的殘明。尤其是山海關的吳三桂，也因為北京形勢失控，自家被抄，而衝冠一怒為紅顏。
吳三桂降而復叛後，李自成率領主力進軍山海關。後來的人根據結果倒退，將李自成此舉定性為盲目冒進。但實際上，這是李自成唯一的選擇。財政破產的困局，意味着大順政權接下來很難穩住轄下的社會秩序；而拷掠明朝降官的做法，雖然解了燃眉之急，但也將原本歸降和觀望的北方明朝士紳統統逼成敵人。這種情況下，只有趁着餘威尚在，一鼓作氣消滅吳三桂，打掉明朝在北方的最後一支成建制精兵；並鎖住入關大門，才能堵住滿清的同時，震懾蠢蠢欲動的北方各地士紳，這樣順朝才有繼續混下去的可能。
這當然是賭博，但李自成必須賭——不賭，必輸；賭了，還有成功的希望。
不過李自成還是輸了，然後就是一潰千里。不僅北京守不住，西安、襄陽等先前打造的根據地也守不住，最後重新淪為流寇的李自成，在在湖北九宮山被明朝地方團練擊斃。
這是李自成的故事。但這篇文章，我們說的不是李自成，而是塔利班。
現在的塔利班，跟當年進京後的李自成，有着極大的相似之處。正如當年李自成進京一樣，塔利班在殺入喀布爾、消滅阿富汗政府的過程中也是勢如破足，政府軍和地方部落幾乎沒有像樣的抵抗，直接就潰散或者投降——當年李自成沒有料到這麼容易就打下北京，今天的塔利班，同樣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攻入喀布爾。
而進入喀布爾的塔利班，和當年的李自成一樣，立刻就會面臨財政危機和糧食危機。甚至塔利班的處境，比當年的李自成更慘——李自成好歹還可以拷掠明朝勛貴大臣，而塔利班連這都做不到——他們的錢都存在美國銀行。至於國庫，阿富汗前政府是比崇禎有錢，也有黃金，但這些錢和黃金都存在美國銀行賬戶和紐約金庫裡——美國一凍結，塔利班一毛錢都拿不到。
而與此同時，塔利班卻要面對當年李自成一樣的困境——阿富汗有近四千萬人口，自己生產的糧食，卻遠不敷所需。喀布爾等大城市有幾百萬市民——他們早已脫離農業生產，阿富汗本身也沒有什麼工業，所以都是靠第三產業服務業維生。
這些國民的糧食怎麼供應？這些市民的工作如何維持？
以前美國在，這些都可以解決。美國在阿富汗砸了兩萬億美元——雖然這些錢大多被美國自己的軍工複合體利益集團吞了，但總還有一部分，還是落到了阿富汗。這些錢和糧食，還是填了一部分阿富汗人的肚子，給幾百萬城市市民提供了工作和薪酬。現在美國一撤，這些錢和糧食都再也沒有了。當這些外來財富消失後，以阿富汗的現狀，光靠那點毒品和幾個小礦，根本不足以維持塔利班的財政運轉，更不足以籌措到足夠的糧食。
當然，阿富汗有豐富礦藏，如果開發出來，換的錢足夠塔利班花的——而中國既有這個開發的財力能力，也有消化礦產的市場——最關鍵的是，中國是不聽美國招呼的。
但問題是，礦產開發需要周期，而且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如果塔利班穩不住局面，中國人是絕不敢輕易出手的——否則再來一場內戰，中國的投入就全打了水漂。
這就成了一個BUG——塔利班需要中國人的投資開發，才能穩住局面；但中國人又需要塔利班穩住局面，才敢下注投資開發。
當然，鑒於阿富汗的資源和地緣價值，中國或許可以一開始給塔利班點援助。但鑒於阿富汗的局面如此複雜，塔利班的統治基礎如此不穩固；中國就是援助，肯定也是有限的，只會走一步看一步，不可能一上來就拿出大手筆。至於其他，如果塔利班夠聰明，或許還可以從俄羅斯、伊朗甚至沙特的王爺們手上撈點，但跟中國人一樣，他們的援助同樣有限，最多就是應下急，都不足以讓塔利班擺脫財政危機。
所以，歸根結底，塔利班還得靠自己。如果它不能展現出足以控制局面的能力，那不僅礦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是鏡花水月，來自外部的有限援助，也會隨時戛然而止。
對這一點，塔利班心知肚明。所以它也一直在努力：
組建多方參與的政府、快速消滅拒不投降的潘傑希爾抵抗軍——這是迅速平息內戰，避免繼續消耗財政和造成社會生產力損失。
恢復原教旨社會——這個在外界看來是反文明，反潮流，但實際上，這也是打通阿富汗各部落唯一的情感認同紐帶，減少內部摩擦，增加國家凝聚力和控制力；同時，崇尚清心寡欲、簡樸生活理念的原教旨主義，也是在美元斷絕，財政和經濟萎縮的大趨勢下，唯一能讓社會低成本運行下去的辦法。
但這肯定是不夠的。再怎麼簡樸、再怎麼清心寡欲，也是有極限的——而現在阿富汗面臨的是糧食不夠所有人吃，外援有限，到國際市場購買的話又沒有足夠的外匯——何況現在全球糧價還在瘋狂上漲。
所以，接下來，塔利班肯定還要搞上山下鄉運動，將大量城市人口攆回農村。
這是不可避免的。阿富汗本身幾乎沒有工業基礎，按理說根本就撐不起多少城市人口。可實際上，僅喀布爾一地，據說市民就有三四百萬；而坎大哈、馬扎里沙里夫、賈拉拉巴德等大城市，同樣各有幾十到上百萬人口。
這麼多城市人口，靠什麼養活？以前是靠美軍和美援養活。現在美軍走了，美援沒了，以阿富汗經濟基礎，根本不可能養活這大幾百萬人口——別說工作了，就連糧食不夠他們吃。
所以，阿富汗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以說是勢在必行。將這些人打發回農村，在原教旨的氛圍下清心寡欲節省糧食；開荒種地或者放牧，這是塔利班接下來必然要做的事。只有將這些吃飯的嘴變成產糧的手，塔利班窘迫的財政才能不破產，阿富汗才有可能渡過接下來的糧荒。
而這個過程，勢必引發激烈的反抗——習慣了世俗化和現代文明的阿富汗城市居民，肯定不願回到鳥不拉屎的山區和荒漠，而即便把它們攆回去了，以阿富汗貧瘠的土地和有限的財政，能不能保證這麼多人有飯吃，能不能保證社會秩序正常運轉，依然是未知之數。
這非常考驗塔利班的執政能力——或者說是武裝威懾力。如果在這個上山下鄉的過程中塔利班不能穩住局面，激起暴亂甚至內戰，那本就高度緊張的財政，更是會頃刻破產。屆時塔利班政權要麼深陷內戰不能自拔，要麼被迫像紅色高棉波爾布特一樣開啟大屠殺，通過消滅人口來構建新的社會平衡——不管哪一種，都意味着塔利班將失去民心，失去對國家的控制，失去外部的承認和投資，極有可能像當年的李自成一樣，因為財政的壓力，進而一步錯步步錯，最終走向滅亡。
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如果塔利班能穩住局面，靠政治平衡和軍事威懾，完成了原教旨主義的推廣和城市居民上山下鄉，進而讓阿富汗成功渡過建政之初的財政和糧食危機，那它的局面就打開了——在向外界，尤其是向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hold住阿富汗局面后，中國的礦產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就將接踵而至，這每年數百億甚至上千億級別的人民幣流入，將為阿富汗人提供數以百萬計的非農就業崗位，將為塔利班財政提供強大的保障。有了這些錢，塔利班也就有了堅實的統治基礎。
但這些只是暢想而已。現階段的塔利班，就像剛進入北京城的李自成，看着錦繡江山到手，但實際上，糟糕的財政，決定了他實際上正坐在火山口。塔利班和李自成一樣，註定無法在短期內改善破產的財政，那接下來，就得看它的政治智慧，和自身武力，能不能鎮住好日子過慣了的前朝遺老遺少。
李自成當年沒鎮住，既逼反了吳三桂，又得罪了亡明士紳和北京市民，最終在山海關下的一片石之戰中被徹底逆轉，最終在滿清、殘明和地方士紳的聯合夾擊下一潰千里，兵敗身死；而塔利班，現在看來比李自成稍微好一點——至少他似乎已經搞定了潘傑希爾抵抗軍，也沒有哪個外力敢像滿清入關一樣，再打這個帝國墳場的主意。但在內部，塔利班面對的麻煩，比之當年的李自成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其之前景，依舊難料。
至於最後究竟成王——成功開創阿富汗一代新朝，為歷史和各國所承認；還是敗寇——像李自成一樣被史書冠上草頭天子和流寇之名，這一切現在猶未可知。我們能做的，就是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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