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粹崛起、暴民當道時，還可以堅持這種制度？

近日有外國記者問我，選舉委員會選舉，多數界別無競爭下自動當選，這還算是民主體制嗎？我的即時反應是美國20年前，在阿富汗植入她所謂的民主體制，結果又如何呢？還有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

在激情的回答後，我嘗試詳細分析香港面對的問題相關的制度改革。過去香港面對的問題主要有兩大類。

第一是典型的民粹式崩壞。香港的政治反抗運動由2014年的違法佔中示威的1.0版，演化到2019年暴力的反修例運動的2.0版，去到最後想全面推翻政權的3.0版。整個制度陷入崩潰狀態。

香港的狀況和環球顧問公司Willis Towers Watson的政治風險分析部門總監魏爾金（Sam Wilkin）的著作《民粹與政權的覆亡：如何擺脫重蹈覆轍的歷史》當中描述極其近似。美國學者魏爾金在書中敘述民粹主義的興起，如何招來動盪、導致穩定政局崩解。作者用泰國、希臘、美國、伊朗等國家的歷史為例子，分析民粹政治的崛起、造神運動捧紅政治人物、如何動員、議題極化，最後令到國家分裂、制度覆亡。魏爾金認為很多國的現時正在重蹈這種滅國的覆轍。

香港2019年的狀況，恰恰就是如此。

第二是典型的分裂的政治。魏爾金在書中說了一個故事，希拉里在她的自傳中提到，她的丈夫、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重新閱讀霍夫（Eric Hoffer）的經典著作《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並於2016年的總統選舉期間，將這本書分送給她的助選團。

希拉里的用意很明顯，因為這本書宣稱大型群眾運動通常會吸引到那些絕望又憤怒的失敗者。她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這些失敗者。

恐怕香港的反政府運動的表層也有這個現象，但也不能夠解釋到所有問題。因為在瘋狂的背後，民粹領袖所喚起的群眾，都是「受苦群眾的想像」。若香港真的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又有地產霸權，最受苦的是低下階層，但是，結果能夠喚起的，最多的卻是大學生，他們起而參與政治運動，與「個人所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或者暫無關係）。但當他們覺得自己所屬的群體正在受苦，就會挺身而出。受外地勢力影響的民粹領袖便徹底將群眾動員起來，便將香港社會分化成兩半。若任由情況發展下去，崩壞將無可避免。

如果是一個國家，受外地勢力影響，政府垮台將無可避免，幸而香港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在中央的幫助下，制訂了《港區國安法》和完善了政制，硬硬將崩壞的走向截停了。當中主要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重建政治秩序。若香港的政治崩壞，除了本地的經濟民生潛藏的問題，也有民粹政治和外地勢力干預的話，阿爺的整頓，先是切斷了外地勢力的干預，之後踢走具顛覆性的民粹政客，最後再去解決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以選委會為例，過去，政府為了要討好選委會內的財團大佬和正在冒升的泛民勢力，政策不斷地向他們傾斜，最後養虎為患。而新的選委會不但將民粹政客剔除，還大幅削減財團能夠直接取得和間接控制的席位，令到制度更均衡，更能代表民意。

第二、彌合分裂。深層矛盾往往涉及金權政治，也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派別。諷刺的是，像美國這種民主政體，分裂成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陣營，背後都各有財團勢力。共和黨背後是石油商和軍火商，民主黨背後是華爾街大佬，互相爭奪權力，撕咬對手。

香港完善了政制，建立起來的新體制，硬生生將不平衡的政治勢力擺平，硬生生將動亂的力量排拒。我對外國記者的忠告是，風物長宜放眼量，要看看香港完善政制之後，究竟香港的制度會較穩定和更有效率，還是他們所崇拜的美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