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國運撐不起越南製造

上個月，越南的美國商會、歐盟商會代表向越南總理範明政發出提醒。

「美國的製造業成員中，至少有20%已經將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

「在越南的歐盟企業中，18%的企業已將訂單轉移到其他國家，另有16%正在考慮中。」

起因是越南從7月開始，因為疫情嚴重實施了連續三個月的嚴格封鎖，工廠大面積停工，在疫情壓力之下，在越南的外資企業紛紛把訂單轉移回中國。

原計劃在越南生產的AirPods，被轉移到了中國，Macbook和iPad在越南的生產計劃也石沈大海，甚至連Nike都表示會把一系列訂單轉移回中國。

越南見狀馬上宣佈「放棄」對疫情的抵抗，開始復工復產，以留住好不容易搶來的訂單不要再流回到中國。

實際上，越南這幾年來的苦苦追趕也讓我們分外關注，在網上一個熱議話題就是：越南到底行不行？

越南製造會不會取代中國製造，從而威脅到我們的世界工廠？

01.

越南發展製造業的最大優勢有兩個。

第一是政策紅利。

越南政府如今和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像，大力支持出口貿易，鼓勵外商來越投資合作，尤其是以製造業為主。

政府多次修改《投資法》。比如企業所得稅率降為20%，低於中國的25%；工業園中部分企業更是前兩年免稅，後四年交稅減半。

還效仿我們建立了「經濟特區」，不僅大幅免除企業所得稅，更在原材料進口關稅、貨物出口增值稅等多種稅費上進行大力度減免。

築起梧桐樹，自來金鳳凰。良好的營商政策吸引了眾多的國際企業前來，尤其是製造業，2019年，越南吸引外資總額380.2億美元，同比增長7.2%。其中，加工製造業吸引外資達245.6億美元，佔協議總額的64.6%。

第二是人口紅利。

越南如今有人口1.1億，人口規模排在全球第15，對新興經濟體來說，人口基數就意味著就業人口和消費人口，人口基數越大，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也就越強。

而且越南人口的結構構成很有活力，平均年齡只有30.5歲，35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更是達到了56%。充足的勞動力人口意味著勞動力比較廉價，勞工的平均工資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對於技術門檻不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三分之一的用工成本就是吸引產業鏈轉移的最大優勢。《中國與全球製造業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攀升到了13.1%，為全球主要製造業國家最高增幅。

逐年升高的用工成本，確實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心生去意。所以在用工成本這塊，我們確實拼不過越南。

與此同時，越南勞動力還有一個更大的隱藏優勢，就是吃苦耐勞。受中華文明還有儒家文化的影響，越南人具有極強的組織紀律性，更能吃得了苦，非常適合在工廠中從事集體勞動，而印度還有非洲人就做不到這點。

這兩個優點，尤其是第二個優點，借助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實現商品生產並出口創匯，這看起來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路徑一脈相承。

隨著我們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導致用人成本上升之後，部分中低端製造業轉移到越南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但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到底能否實現崛起，僅從紙面上的優勢劣勢入手是明顯不夠的。

02.

想要看透越南未來的經濟走勢，必須從這個國家的歷史入手。

越南在1975年實現南北統一後，越共在工業化道路上開始起步。他們效仿我們，也搞出來了一個「五年計劃」，並且目標也定為優先發展重工業。

所有經歷過暴力革命、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國家都有切膚之痛，造不出飛機大炮、造不出汽車輪船，造再多的桌子椅子暖水瓶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越南和我們一樣，最開始也卯足勁要搞重工業。

但發展重工業，太費錢了，必須要吸乾一代人的血汗，像斯大林、像朴正熙，都是以透支一代人的生活質量甚至是生命為代價，才為國家建立起了重工業基礎。

但越南並不具備這個決心。

全力發展重工業導致缺少糧食和日常消費品，沒幾年之後越南就頂不住了。越南人們也很疑惑，打仗苦了十年，這怎麼統一了還這麼苦？

永遠過不上好日子了是不是？

當年胡志明在的時候，憑借著自己的威望和民意積累還能壓住，等到胡志明去世之後，黎筍開始壓不住了。

有個段子，黎筍寫信給勃列日涅夫求援，說自己要挺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回信：勒緊腰帶，黎筍回信：請給腰帶。

產業失衡、供需錯配、通脹飆升，越南的經濟發展的一團糟，再加上美國主導的國際制裁，越南在貿易上被孤立，因此也就更需要拉動國內消費市場。

所以到1982年的時候，越共五大終於決定調整方向，優先發展輕工業，保障消費品的供給。

所以越南第一次抄中國的作業，算是抄失敗了。

很快，越南開始了第二次抄作業，這次抄的內容是改革開放。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開，阮文靈當選新一任領導，主導開始「私有化改革、開放市場、法治建設」的越南版「改革開放」。

具體舉措包括，擴大國企自主經營權，改革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實行農民家庭聯產承包且長期擁有耕地權等，最重要的是，發佈新的外商投資法，甚至可以批准外商進行控股，《華爾街日報》評價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

1991年，越南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出版的《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國》一書序言寫道：「近些年來，我國研究家們的一個頭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中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對外政策的演變」。

抄中國改革開放的作業，越南抄的很成功。

進入90年代之後，GDP年均增速幾乎都在8%以上，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的98、99年，越南也能保持5.76%和4.77%的增速。

再看越南這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幾乎就是90-10年代的中國東南沿海的翻版。

用低廉的土地、勞動力成本，再配合政策優勢，承接周圍發達經濟體的中低端製造業。這個模式並不新鮮，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早就提出了亞洲經濟發展的雁陣模型。

某一產業在日本先發展成熟，當日本國內的生產成本無法承受之後，即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然後轉移到中國大陸，再轉移到東南亞各國，各國按照發達程度，依次完成產業升級。

越南製造業的崛起，表面上看只是產業轉移的常規進程。但實際上，越南和中國不是轉移與被轉移的關係。

而更像是分工與合作的關係。

03.

當被問到越南是否有自己獨立的產業政策時，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與政策研究院院長、《越南經濟年度報告》主編阮德成的回答很經典：

我們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我們有廣州。

廣州不是哪個具體的城市，而是代表整個中國東南沿海。

東南沿海完善的製造業體系，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生產工具和零部件。除此之外，還有地理因素的便利。從越南北部經濟中心河內到中國的廣州，陸運和海運都不到兩天的時間，比從河內到胡志明還要快。

越南很多時候，都是在依賴著中國、依賴著中國東南沿海完善的供應鏈，來發展自己的製造業。

當我們討論製造業的時候，其實涉及到兩個大門類。

一個是買方市場型製造業，一個是賣方市場型製造業。

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的中低端製造業，服裝玩具建築材料這樣的產品，決定其市場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是價格（成本），工廠只有把價格做到足夠低、才能獲得足夠大的市場，工廠的話語權十分弱勢。

後者則是技術驅動的高端製造業，企業在產業中的話語權和定價權極強，像汽車、電子產品、精密儀器。這類商品基本是企業決定規則，其核心技術就是護城河，可以在市場需求中強勢的左右消費者的決策。

更通俗的解釋，前者主要是輕工業，而後者主要是重工業。

重工業是輕工業的基礎，是輕工業生產機器的生產機器，是一個國家所有製造業的根基所在。

比如越南擅長的造鞋，其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鞋楦成型這一步，這就需要用到鞋楦模仿銑床，這種銑床，越南就不會造，而我們會造。

更先進的，有意大利的Newlast公司，他們家的鞋楦機械已經用上了3D打印技術，所以為什麼意大利的皮鞋做得舒服，什麼300年工藝，30年老師傅純手工，這都是噱頭大於實際，在鞋楦打造這個最重要的環節，人家早就跑到世界前面了。

世界上有輕重工業都強的國家，有只有重工業強的國家（前蘇聯成員），但沒有只有輕工業強的工業化國家，五常還有日韓德這些國家，在重工業上都有自己吃飯的看家本事。

所以越南的問題就在於，立國之後最關鍵的十年，沒有發展重工業。在辛苦但正確、與輕鬆但短視的這兩條道路中，越南無奈地選擇了後者，其實也是阻斷了自己的上升之路，徹底卡死了國家的天花板。

沒有重工業基礎，就是越南和中國的根本差距所在，也是越南根本不可能取代中國的最重要原因。

因為沒有重工業，所以越南的輕工業必須要依賴北邊的中國為其輸血，這意味著越南根本沒有能力脫離中國的供應鏈體系。

越南本質上還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製造業國家，更像是裝配車間和半成品供應商。

人大的金燦榮教授說，當今世界上最偉大最重要的事實，就是中國實現了工業化。這不是一個幾百萬幾千萬人口的小國，這是十幾億人口從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中。

落後西方國家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上百年的時間，後發彎道超車真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實只有中日韓三個國家。

日本是靠對外侵略和冷戰紅利，韓國基本是靠給美國當親兒子。

中國實現工業化這條路，可以說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獨一份，越南根本沒機會、也沒能力抄得到。

04.

中國的工業化，最早源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開始的時間差不多。搞了三十多年之後，被驗證徹底失敗。

第二次則是依靠北洋軍閥還有國民黨買辦發展了一波，輕工業有了一些，重工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

一個不為人知的歷史。

1944年，毛澤東和美軍觀察組的謝偉思說：

未來中國工業化，必須有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的幫助，中國可以給美國提供投資場所，以及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作為補償，中國向美國提供工業原料和農產品。

其實最早我們是不排斥和美國接觸合作的。

這就是偉人的胸懷。他唯一的理想就是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再富起來。

不是新中國和歐美陣營天生就敵對，我們只想要主權和自由，但他們接受不了被奴役上百年的中國站起來。

新中國成立初期，明確的一點是，土地所有關係和私有制帶來的剝削，肯定是不利於國家快速發展實現工業化的，但除此之外，我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快速實現工業化。

蘇聯在20-30年代搞工業化的時候，咱們確實是派去過一批幹部，但那時候主要關心的是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對斯大林搞工業化這件事，都覺得有點遙遠且用不上呢。

沒有技術、沒有人才、不知道一個工業門類發展的流程方法，自己從頭開始摸索，估計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初步完成工業化。

但二戰之後的那個世界局勢，根本不可能給我們這麼長的時間，一旦錯過工業化的窗口期，我們的局面會更糟糕。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咱倆是鄰居，你能給我多少幫襯？

咱倆有過命交情，彼此都依賴對方活下去，你又能給我多少幫襯？

1949年的時候，毛澤東訪問蘇聯一個月，拿到了3億美元的低息貸款，還有50項重點工程，但一直到1950年10月志願軍出兵入朝之前，整整一年的時間，幾乎都沒有推進。

等到1952年的時候，這50個項目，批下來了。

同年，周恩來和陳雲訪蘇，又簽訂了91個大型項目。

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又簽訂了10項文件，三年不到的時間，陸續簽訂了156項（實際154項）援建工程，史稱156工程。

而這些項目，蘇聯只象徵性地要了我們一點資料復印費。

這些項目是中國「一五計劃」的核心，到50年代後期已經建成航空、航天、電子、兵器、船舶、冶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石油、煤炭等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直接讓中國工業和世界的差距縮短50年。

蘇聯給中國的幫助到底有多大？

1949年2月，時任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找到錢三強，表示中國對發展原子核科學很重視，希望你們好好籌劃。

到1954年，中科院原子能所的工作人員是170人，其中科研人員不到100人。

1955年，中蘇簽署《原子能合作協議》，1957年，蘇聯派出了「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最得意的助手沃爾比約夫帶著十幾個專家來到中科院物理所，指導在濃縮鈾和反應堆建設方面的專家。

甚至當時中科院的教材都是蘇聯專家幫著編的。

1957年10月，雙方更是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明確表示：援助中國原子彈研究和生產。

到1960年上半年，中科院物理所的工作人員達到4345人，科研人員1884人。

即便後來中蘇雙方合作破裂，也鬧出了很多不愉快，但在客觀上，蘇聯確實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候幫了我們很多。

當然，這一切不是因為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善良，也不是因為同在共產主義大家庭裡吃飯。

而是因為蘇聯認為，援助我們本身就是美蘇冷戰的一部分，美國扶植日本、韓國、國民黨，所以蘇聯幫助我們，都是用我們作為兩個大國對抗的先鋒與緩衝。

再後來，同樣的事情，美國對中國又做了一次。

為了聯合中國對抗蘇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破冰。

1973年3月，國家計委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

擬在今後三到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要像第一個五年計劃抓156項工程一樣，扎扎實實把建設任務抓緊抓好，盡早投產見效。

這項方案的目的在於引進歐美國家的輕工業項目，名為「四三方案」。

共有26個項目，包括四川維尼綸廠等化纖基地、3套石化設備、13套化肥項目、3個大型電站項目、2套鋼鐵項目、1套烷基苯項目。最大的投資國是日本，其次是美國、德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

知道156項目的人很多，知道43方案的人卻很少，而實際上我國化肥工業還有化纖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都離不開43方案。

然而說到底，雖然拿下了這兩個援助大方案，但我們工業化能夠起步的最重要原因，在於我們的自身實力，結合當時冷戰的大背景。

雙方的力量天平很微妙，中國的分量能很明確地改變這個天平的均勢，同時中國屢屢證明瞭自己的實力。

1950年在朝鮮，1962年對印度，1969年在珍寶島，每一次動手，都讓所有國家對我們刮目相看。每一次動手，都是在給自己爭取合作夥伴。

美蘇先後都願意把一個發展中國家當作可聯合可依賴的對象，這樣的世界局勢，未來估計百年之內都不會再有了。

而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四十年的窗口期內牢牢抓住機遇，順利完成了工業化，這樣的歷史機遇，越南不會有，未來大概率也不會有國家再有了。

國運這個詞，聽起來很玄學。

但它又是切實存在的。

在國際形式最多變複雜，擺在你面前機會最好的那個窗口期內：

是不是有一代遠見卓識雄才大略的領導人能敏銳判斷，在稍縱即逝的機會中果敢決策？

是不是有一代吃苦耐勞踏實本分的老百姓能隱忍風險，願意為國家的發展獻出自己的年華甚至生命？

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抓得住國運，才配擁有國運。

對於越南這樣的國家來說，顯然抓不住國運。而沒有好的國運，就會直接拉低越南製造的天花板。

可以說，越南的國運，撐不起越南製造。

05.

越南未來的一段時間，應該還會保持快速發展，其經濟增速仍然還會是東盟國家中最出色的一個。

因為我們必須承認，越南目前的寬鬆政策還有土地及人力成本的優勢，這都是製造業發展中必備的關鍵要素。

未來會有更多的中低端製造業，比如紡織、電子產品組裝等產業轉移到越南，因為依託於中國供應鏈的越南，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圈層的一部分，這確實會搶走我們一部分中低端製造業人口的就業機會。

中低端製造業，拼的就是誰更能吃苦，拼的就是誰忍耐力最強。我們之前已經拼的夠久了。

我們總說，中國人民是最勤勞的，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當然是對我們的表揚，也是我們這70年來彎道超車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這背後何嘗不是帶著心酸的？

喬布斯說，在中國的蘋果生產線，他可以在深夜一個電話就叫醒幾千個工人，他們願意加班趕工，在美國這是不可想像的。

庫克說，他一直在對富士康施壓，要求減少工人們的加班時間，但就是有很多工人自願加班。

我們的工人們，也希望像歐洲美國那些國家的工人們一樣，一周只工作30小時就能過上富足體面的生活。

然而這些掙辛苦錢的人都清楚，如果他們不幹這樣的辛苦活，全家人就會過得更辛苦。

60後70後在廠裡三班倒攢下來錢，蓋起了房，就是為了讓90後00後們不必再吃這種苦，不必再進廠謀生存。

沒有誰，生來就是要承受辛苦的，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只能是世世代代賺血汗錢的。

那些吃了辛苦的人，希望自己的辛苦能換來好日子，更希望自己的辛苦是替下一代吃的。

當我們富起來了之後，當我們不再能為了這些微薄的工資吃得下辛苦之後，我們確實到了把這些機會讓給越南的時候了。

美國原來是給歐洲做初級商品生產基地的，台灣地區最早是做玩具紡織廚衛用品發展起來的，隨著經濟發展，產業鏈升級，原有更落後、利潤更低的產業被淘汰是遲早的事情。

我們的中低端製造業，是從亞洲四小龍手裡接過來的，然後又交給了越南。

但是，越南根本不可能成為中國真正的威脅，中國有世界最全工業產業鏈體系還有全球最大製造業生產總值；高鐵、航天、大飛機、軍工等尖端製造業的快速提升；汽車、能源、面板、互聯網應用等新產業的快速崛起；芯片、數控機床、高端精密儀器這些短板也在抓緊補上。

這些領域內越南不可能有任何趕上我們的希望。

而我們真正的目標，是向更上層的尖端突破。

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甚至是瑞典、荷蘭這樣的小國，他們在尖端科技和高端產業上，仍然有極強的話語權和控制力，可以形成對我們的封鎖打壓，遏制著我們的進一步發展。

向上，突破更強者的控制，去獲得更大的增量，而不是向下，壓抑更弱者的發展空間。

這才是屬於大國的胸懷和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