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在抗疫上比西方更成功？

新冠疫情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猛烈的一次衝擊。隨著各地航班熔斷和旅遊業叫停，幾十年來高歌猛進的全球一體化嗄然而止。數百萬人死亡，數百萬人返貧。面對衝擊，我們要吸取正確的經驗，即使有些經驗對於西方讀者來說可能不好接受。

沒有哪個制度是完美的。在疫情發展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病毒在武漢海鮮市場初起時，中國沒有及時意識到危險，栽了跟頭。第二階段，當西方國家，特別是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對中國幸災樂禍時，自己卻迎來了新冠死亡人數的暴增。其實，這是可以避免的。第三階段，西方國家得益於疫苗問世而恢復穩定，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和印度卻步履蹣跚。這也再次說明，沒有強大的國家體系是無法保護社會大眾的。

沒有哪個體系或政體天生就是最好的。但在挽救人命的問題上，的確有一些國家的成績比優於其他國家。新冠疫情的發生，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東方和西方社會的優勢和劣勢。

數據不說謊。在每百萬居民的死亡數上，東西方國家差別極大。在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比利時，每百萬人口死亡數超過2000。與此相反，幾乎在所有東亞國家、特別是儒家文化區的死亡率明顯低得多。

一種比較膚淺的解釋認為，這是西方國家更民眾，更包容自由的結果，他們不像東方國家那樣壓制自由。誠然中國和越南都是由共產黨執政，但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卻不是。所以更多的是基於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差別，而非政體。

在西方，人們更強調公民的權利，而非義務。但在東方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均等的。

即使科學界已經明確指出戴口罩可以有效阻斷病毒傳播和輓救生命，但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拒絕戴口罩，原因是「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在日本，擁擠的地鐵裡人人佩戴口罩，是為了保護其他人不受感染。

筆者是在1998年、出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時，發現西方社會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不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量齊觀。當時正在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50週年開展籌備工作。以赫爾穆特·施密特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希望在這份權利宣言中附加一份《義務宣言》，並解釋說：「我們作為公民不能只享受免受專制的權利，我們也要為共同生活的他人盡義務與責任。沒有哪種民主能脫離『自由和責任的雙重原則』而存在。」還說：「如果民族及國家，政治家和宗教人士不學著尊重其他人的宗教、文化和文明遺產，如果人們不學著在自由和責任兩個原則間建立平衡，那麼和平便會受到威脅。」

我當時以為：為施密特的倡議辦個研討會，西方國家和NGO應該會支持的吧。畢竟言論自由和開放性辯論都是西方的基石。但事實上，每次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都被叫停。這是我的親身經歷。我認為這是西方犯的最大的錯誤之一。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東方國家無疑深受儒家影響。哲學家亨利·羅斯蒙特(Henry Rosemount)認為，儒家不會孤立的看待「自我」。

中國人認為社會秩序高於個人自由的觀念也有歷史原因。在中華悠久曲折的歷史中，百姓的疾苦會隨著時局動蕩而加劇，隨著中央集權而減輕。西方不少人認為，共產黨的統治是建立在壓迫人民的基礎上。但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深得民心。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艾什中心研究表明，2003年，中國共產黨的民意支持率為86%。2016年則上升到93%。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表現無疑會繼續推高民眾支持率。2020年四月（武漢封城後數周）的另一項民調顯示，中國31個省份的兩萬受訪者認為，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在疫情爆發後增強了，僅有3.3%的持質疑態度。

對西方世界來說，很難理解中國人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願意在共產黨治下生活。這可能源於東西方民眾在不同的歷史經驗下，產生了對「自由」不同的理解。西方側重於「擺脫的自由」，比如「擺脫專制的自由」。在中國則側重於「帶給誰的自由」。如：有家人有朋友的幸福生活，但前提是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做秩序後盾。

我1980年第一次去中國。當時的中國人不能自己決定學什麼專業、住在哪兒、在哪兒工作，也不能想穿什麼就穿什麼。現在就可以。1980年的中國人不能出國，2019年有1.3億中國人出國旅遊並自願回國。過去40年，中國人在「個人自由」上取得的進步是四千年來所未有的。中國人有自己的世界觀，並與之融洽相處。

西方社會當然也有自己的世界觀。但中國無意把自己的世界觀強加給西方。它甚至樂見西方社會保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因為後者孕育了很多創新能力。是西方的科學家用閃電般的速度開發出新冠疫苗並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於是全世界都振奮了，特別是深受新冠之苦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對西方寄予厚望，因為西方一向以行善者的身份自居。他們希望西方國家能盡快分配疫苗儲備。

西方世界總人口8億，中國是14億。儘管如此，中國卻向非洲、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慷慨提供疫苗，不少竟是免費。這讓受助國家吃驚不已。反觀美國，人們對特朗普的「一毛不拔」已見怪不怪，但民主黨政府並未迅速調整疫苗政策，卻讓世人大跌眼鏡。

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西方國家做了承諾卻不兌現。拜登總統早前同澳洲、印度和日本政要協定向東南亞7億人口提供10億劑疫苗。目前發貨0劑次。而截止2021年七月，中國已向東南亞提供了1.2億劑疫苗。

新冠疫情給我們上了一課：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相互交織。在疫情捲土重來前，沒有誰能獨善其身。而科學界指出，西方其實原本更有能力幫助完成全人類的免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全人類的免疫僅花費500億美元。之所以是「毛毛雨」，有兩個原因：首先七國集團花掉12萬億美元用以救助本國企業及居民。與此相比，500億不足為道。其次不要忘記：2008年，為了緩解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創，僅中國提供的資金支持就達500億。那麼，如果現在有500億，就有足夠的疫苗嗎？答案是肯定的。新冠疫情讓我們認清了市場的運作機制：只要購買資金到位，需求可以決定供給。

可嘆西方政要不理解新冠帶給我們的教訓——人類都在一艘船上。過去，世界分散在193條船，一種病毒很難從一條船跑到另一條。但今天，地球78億人口居住在同一艘船的193個艙室。這也是今天病毒傳播如此迅速的原因。一個艙室著火，最聰明的做法是調動所有人去滅火。最愚蠢的做法是爭吵誰是縱火者。這就是特朗普政府做的事。可惜歐洲盟友不敢發聲說他錯了。所以美國和歐洲在幾周後就疫情爆發，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西方的做法不夠理性，所以失敗。

如果西方和中國走到一起，區區500億足夠了。歐洲應敦促中美按下政治衝突的「暫停鍵」，挽救這本已脆弱的世界。倘能如此，歐洲會得到全球的感謝，也有望接過全球領袖角色。■

作者：馬凱碩是新加坡前駐美國及聯合國大使、政治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