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紐約市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惡劣事件。一名亞裔女子在地鐵時報廣場站等車時被一個黑人流浪漢推下站台，撞上迎面駛來的列車，導致其當場死亡。
據警方事後的通報，不幸受害的女子名為米歇爾·阿莉莎·吳（Michelle Alyssa Go），華裔美國人。其姓氏 Go 的拼法來自「吳」在潮州話、福建話等南方方言的讀音。
上個月剛剛慶祝過40歲生日的米歇爾屬於典型的亞裔精英，學習成績優異，事業發展平順。她本科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隨後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拿到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目前在德勤咨詢公司負責並購業務。
據《紐約時報》等報導，米歇爾非常熱愛紐約這座城市。其鄰居和朋友形容她友善、謙和而且非常樂於助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米歇爾積極參與慈善事業。她在女性慈善組織紐約青年會當了10年的志願者，幫助當地無家可歸的家庭和貧困兒童，為他們提供生活和事業上的指導。
此次行凶的黑人和米歇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經警方確認，嫌疑人為61歲無家可歸的黑人男子西蒙·馬夏爾（Simon Martial），前科累累，曾因搶劫出租車司機等罪名多次被捕入獄。2019年，馬夏爾因非法持有毒品被控，但是法庭認為其精神狀況過於不穩定「不適合受審」，因此將案件駁回。
在被捕後，馬夏爾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毫無懺悔之情。他在被押送的途中對記者叫嚷：「沒錯就是我幹的。因為我是上帝，所以我可以這麼做。」警察初步調查認為馬夏爾和米歇爾並不相識，這起事件為隨機作案。馬夏爾在襲擊米歇爾前曾經試圖推搡另一名非亞裔女子，但被後者躲開。
熱心幫助流浪漢的善良人被流浪漢所殺，令人唏噓。
一、流浪漢問題——美國的燈下黑
這次的地鐵推人案並非偶發事件。
兩個月前，就在時報廣場地鐵站的同一個站台，另一名亞裔女性被一個流浪漢先搶了錢包然後推下站台。好在當時沒有列車駛過，她在路人的幫助下得救。
根據紐約警察局的數據，去年發生了27起乘客被人推下鐵軌的事件。
今年已有至少兩人在紐約地鐵裡死亡。上一次事件發生在新年伊始，在紐約布朗克斯區福德姆路地鐵站，一群年輕人持刀襲擊了一名38歲的乘客。在打鬥中，受傷的乘客被推下站台。當時路過的羅蘭 · 休斯頓立刻施救，被推下站台的乘客最終活了下來，但是救人的休斯頓不幸被列車撞死。上周，兩名未成年人因參與了這次襲擊而被捕。
1月5日，一名38歲的乘客在紐約曼哈頓洛克威大道站被人從身後連捅兩刀。受害者情況危急，但是預計沒有性命危險。嫌犯仍然在逃。
1月9日，一名乘客在紐約曼哈頓行駛的6號線列車上被割傷臉部。嫌犯仍然在逃。
1月10日，一名18歲男子在紐約布朗克斯行駛的2號線列車上被人用槍擊中腹部和手臂。嫌犯仍然在逃。
雖然在紐約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地鐵裡存在一定治安問題，但是近期一連串針對乘客的惡性事件還是讓很多本地人也感到膽戰心驚。
紐約警察局的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周在紐約公共交通系統發生的犯罪相比去年第一周增加了81.5%[1]。而去年在紐約地鐵內發生的重罪襲擊率是三年前的三倍，每百萬乘客的被搶劫率增加了一倍以上[2]。
由於過去幾個月中、紐約地鐵內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惡性犯罪，紐約市政府多次往地鐵加派執法人員。幾天前的事件發生後，紐約市警方再次額外派出了多達1000名警員維護公共交通治安。目前已經有超過4000名警察在地鐵系統內巡邏，執勤人數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然而警察人數多未必意味著犯罪就能得到有效控制。這些地鐵內執勤警察的作用主要是移除或勸走長時間在站台留宿的流浪漢以及阻止正在發生的犯罪。然而地鐵內的監控記錄顯示，此次襲擊華裔女子的兇手馬夏爾在作案前9分鐘才進入到地鐵站內，而且其襲擊過程發生得非常突然，當時即便有警員在站內也未必能及時阻止悲劇的發生。
問題的癥結在於為什麼像馬夏爾這樣屢教不改的慣犯可以屢次被抓又屢次被釋放，然後繼續大搖大擺地出現在公共空間威脅市民安全。正如紐約市最大的警察工會警察慈善協會主席帕特里克·林奇所言：「那些對自己和他人構成危險的人不應該被留在地鐵和街頭。我們知道台面上有一些常識性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盡快啓動並運行它們。」
他所說的常識性的解決方案指的自然是將這些危險人物關進監獄，然而遺憾的是紐約的刑事司法系統目前對此事並無太大的興趣。
二、「覺醒派」檢察官縱容犯罪
就在年初紐約發生各類襲擊案件的同時，剛剛就任的紐約縣（即曼哈頓）地區檢察長阿爾文·布拉格向所有下屬檢察官和工作人員發送了一份備忘錄，宣佈他領導的檢察院將停止起訴逃票乘坐公共交通、持有大麻（紐約州大麻目前尚未合法化）、妨害公務、拒捕以及賣淫等多項輕罪。
美國大城市的很多流浪漢和這次殺死米歇爾的兇手馬夏爾一樣有毒癮，到了冬天他們會通過逃票或者求他人代刷地鐵卡的方式進入站台取暖。也就是說，布拉格宣佈的新政策讓馬夏爾們在地鐵行凶變得更方便了。
布拉格特別說明檢察院將不會對「比謀殺或致命襲擊情節更輕的罪行尋求監禁判決」。對於那些沒有致人死亡或者重傷的犯罪嫌疑人，檢察院將視其前科盡量不尋求對嫌疑人的審判前關押。這意味著他們最多被警察拘留48小時之後就能重獲自由。
他還宣佈檢察院會降低對多項重罪的指控。例如使用槍枝或其它致命武器進行搶劫。只要沒有對人造成實際傷害，都要按照小偷小摸（petty larceny）起訴。持槍搶劫按照紐約州現行法律屬於乙級重罪，本應當被判12到25年監禁。而小偷小摸只是甲級輕罪，最多判入獄1年[3]。
另外按照紐約州現行法律，普通入室盜竊行為屬於丁級重罪（判3到7年監禁）；進入居民住宅盜竊屬於丙級重罪（判7年15年監禁）；持有爆炸物或危險武器、或威脅或假裝持有危險武器、或造成人員受傷的盜竊屬於乙級重罪（判12到25年監禁）。
布拉格指示，現在只要盜竊發生的地點是住宅樓的倉儲空間，或者其他不直接與居住空間相連的區域，那麼無論盜竊者是否持有危險武器，檢察院將一概按照最輕量級的普通入室盜竊進行起訴。
這些複雜的司法語言翻譯成人話就是對打砸搶「零元購」網開一面。例如暴徒持槍進入一棟商住混用建築搶劫商鋪，本來按照法律條文字面意思最多可以判25年。但是現在紐約檢察官遇到這兩種情況一律按照最普通的入室盜竊罪起訴，最多只會判7年，甚至直接忽略入室的情節按照小偷小摸起訴，最多只會判1年。
此外，布拉格檢察長要求對於不適用終身監禁的罪行，檢察官只尋求不超過20年的刑期。他還要求檢察院絕不對任何嫌犯尋求「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判罰，無論他犯下了多麼窮凶極惡的罪行。他的備忘錄中沒提到「不尋求死刑判決」是因為死刑早已被紐約州實質性廢除（紐約州上次執行死刑已經是1963年的事情了，紐約州終審法院也於2004年宣佈死刑「違反州憲法」）。
布拉格自己對這套少抓少捕量刑從寬的政策給出的理由是，他認為紐約的檢察系統應當盡可能地幫助精神病患者、無家可歸者、因貧困犯罪者、濫用毒品者和少數族裔，而不應該花費資源去起訴和關押他們。把他們關進監獄會讓他們失去住房和就業的機會並造成家庭關係緊張。坐牢不能幫助犯人們改過，只會使他們變得更加墮落[4]。
布拉格檢察長這套對犯罪活動心慈手軟的政策，讓很多奮鬥在抗擊犯罪一線的紐約警察們感到錯愕和憤怒。紐約市警察局長基尚特·休厄爾在瞭解到這套新政策之後認為，檢查院不再起訴拘捕等輕罪已經直接危害到了執法人員的安全。她在給全市警察發送的郵件中寫道：「我對你們作為警察的安全、公眾的安全以及受害者的正義感到非常憂慮。」
紐約市三大警察工會目前均已明確表達了對布拉格的抗議。
紐約市警察慈善協會主席帕特里克·林奇認為，布拉格給罪犯和警察傳達了錯誤的信息。他對媒體表示：「我們的警察們不想被派去執行檢察官不會起訴的法律。而且現在已經有太多人認為自己犯罪、拘捕、干擾執法無需承擔任何後果。」[5]
紐約市警探捐贈協會更是直接致信州長，希望對方可以另外任命一名願意乾活的特別檢察官取代布拉格。「地方檢察長的指責是執行法律而不是創造新法律。布拉格檢察長拒不執行州法已違背了他的就職誓言，」警探協會在信函中批評道。
在布拉格給檢察院下屬發送這則備忘錄之後僅僅過去了5天，紐約市的警方和檢方之間就發生了正面衝突。上周，紐約警察在曼哈頓的切爾西地區抓捕了一名30歲的犯人。此人曾經被捕多達21次，現在身上還帶著9起仍在審理的案件，包括持致命武器搶劫和襲擊。
他此次被捕前剛剛在一家百貨商店實施搶劫。在商店保安試圖上前阻止時，他拿出了一把大剪刀威脅後者「不要XXX碰我」，隨後大搖大擺地離開了商店。警方抓到他之後按照正常司法流程將其移交給檢察院。
然而實施抓捕的警員發現檢察官提供的書面證詞只說「被告偷了東西」，對用剪刀威脅保安的事只字未提。警員因此拒絕在這份證詞上簽字。最終，在警局領導介入之後，證詞得到了更正。然而即便如此，按照布拉格檢察長的備忘錄，檢方依然只會以輕罪起訴此案。霍爾隨後被檢方立刻釋放。
紐約市第二大警察工會警佐慈善協會主席文森特·瓦萊隆指責檢察院為了尋求輕罪判決故意遺漏案件細節。瓦萊隆警告警察同僚：「我們提醒你們在查看檢察院準備的起訴文書時提高警惕。確保簽署的內容符合事實。如果你們簽署了什麼檢察院準備的不實材料，他們很有可能會用它起訴你。」[6]
對布拉格有意見的不只是紐約警察。布拉格從當上曼哈頓檢察長到現在不足三周，目前手下已經有9名檢察官離職，其中包括資深檢察官瓊·伊盧齊·奧邦。此人已經在曼哈頓檢察院工作了34年，曾經成功起訴了著名好萊塢製片人哈維·溫斯坦。
地方檢察長作為維護一個縣市基層秩序和社會治安的重要支柱，不按照法律的明文規定而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決定如何發起公訴。同時排擠和肅清檢察院內政見不同的檢察官，導致檢方和警方之間劍拔弩張。這種事發生在一個號稱「法治」的現代國家令人不可思議。
然而更荒誕的是，此事不止發生在紐約曼哈頓檢察院，布拉格檢察長不過是民主黨這波司法改革旋風的其中一環。
三、民主黨激進的刑事司法改革
在美國的西海岸，長期由民主黨把持的加利福尼亞州，於2014年公投通過了臭名昭著的《47號提案》。這項提案將涉案金額低於950美元的偷竊、搶劫、使用假幣和財務欺詐等行為由重罪降為輕罪。由於當地的執法機關在大部分情況下無法或不願抓捕輕罪犯，輕罪化在很大程度上意為實質去刑化甚至合法化[7]。近期在加州頻繁爆發的「零元購」和鐵路快遞盜竊案，都是這一提案的直接惡果。
提案的主要起草者和支持者喬治·加斯康的說辭與布拉格如出一轍。他認為起訴和關押「精神疾病患者、染上毒癮者和無家可歸者」浪費了過多的政府資源。將這些「可憐人」關進監獄只會讓他們的處境更加糟糕。他還批評現行的刑事司法系統種族歧視，導致黑人被「不成比例地」關進監獄。
2020年，加斯康參選加州洛杉磯縣地方檢察長。洛杉磯當地警方擔心加斯康的到來會危害洛杉磯的治安，為此幾大警察工會籌集了超過300萬美元支持加斯康的對手。加斯康的競選資金則大量來自硅谷精英以及灣區和全國各地的自由派富豪。其中民主黨的超級捐贈者、著名猶太商人喬治·索羅斯一個人就為他的選舉注資了225萬美元[8]。
最終，加斯康借著更為雄厚的競選資金和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民怨成功當選。他走馬上任後堅持「綏靖」主張，不起訴多項輕罪，並以證據不足為由減少起訴多項重罪。他還承諾自己任內洛杉磯縣地方檢察院絕不會對任何罪犯尋求死刑判決。並呼籲公檢系統重新審查已經關押15年以上的囚犯的案件，尋求讓一些人獲釋。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因謀殺等暴力犯罪入獄，很多罪犯在得知加斯康到來後額手稱慶。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紐約布拉格檢察長在選舉時也得到了索羅斯10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接受索羅斯資助的檢察長還有以下幾位。
2016年，金·福克斯當選伊利諾伊州庫克縣地方檢察長。索羅斯為其競選捐獻了200萬美元。該縣檢察院為美國第二大地方檢察院，下轄700多名檢察官。著名的「犯罪之都」芝加哥市就屬於庫克縣。福克斯同加斯康立場類似，支持對輕罪少起訴，盡可能減少入獄者。她同時支持更積極地監督當地警察的暴力執法問題。
2017年，金伯莉·加德納當選密蘇里州聖路斯市地方檢察長。索羅斯為其競選捐獻了67000美元。在她當選後，該市檢察院對重罪的起訴率驟減。在當地警方移交的重罪案中，多達四分之三以上的案件被加德納帶領的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等藉口拒絕提訴。加德納拒絕對大量輕罪案件提起訴訟，並徹底終止提告少量持有大麻者（密蘇里州大麻尚未合法化）。在加德納的任內，聖路斯市檢察院離職率超過了100%，辭職的人數比檢察院的工作崗位還多[9]。
2018年，拉里·克拉斯納當選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地方檢察長。索羅斯為其競選捐獻了近170萬美元[10]。克拉斯納上任第一周就開除了31名檢察官。他隨即宣佈費城檢察院將拒絕對大麻使用者提起刑事訴訟（賓州大麻尚未合法化），並指示檢察官取消輕罪和非暴力重罪罪犯的保釋金。他拒絕起訴大量輕罪案件，並指示檢察官縮短對被告尋求的刑期，同時自行宣佈賓州的死刑違背州憲法。
以上列舉的只是幾個關鍵的檢察口崗位，實際上索羅斯和民主黨激進派在全國各地安插的檢察長遠不止這幾位——加州舊金山縣、馬薩諸塞州薩福克縣（下轄波士頓市）、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獨立市、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和勞登縣（首都華盛頓特區郊區）等多個縣市的檢察院在最近幾年都開始由「覺醒派」執掌。僅在過去兩年間，索羅斯在美國各個地方檢察長的選舉上就花費了超過2000萬美元。這些選上來的地區檢察長構成了民主黨近年來刑事司法改革的中堅力量。
索羅斯和民主黨激進派選擇通過金錢購買這些地方檢察長職位是經過精心算計的結果。首先，很多地區縣市對政治獻金管制比聯邦更為寬松，在地方花錢買官更易掩人耳目。其次，購買地方檢察長比購買聯邦和地方議會議員更划算也更高效。美國的地方檢察長在刑事司法系統里掌握極大的自由裁量權，激進派可以通過這些檢察長實行他們難以通過修法和公投實現的「刑事司法改革」政策。
他們拒絕起訴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持有槍支、盜竊和賣淫等輕罪，將這些罪行實質上合法化；以輕罪起訴多項重罪，以此減少刑期；大幅降低或撤銷嫌疑人的保釋金，讓他們犯罪後依然可以逍遙法外；在死刑尚未廢除的州拒絕對窮凶極惡的罪犯尋求死刑，將死刑實質廢除。
這些激進派檢察長沒有像世界上其他正常國家的檢察機關一樣以依法懲治犯罪和維護公共利益為職責，而是不惜一切代價以求減少監獄人口。
四、司改背後的政治盤算
司改派支持少抓少捕量刑從寬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消除種族歧視」。他們批判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系統性地歧視黑人，將黑人「不成比例地」關進監獄。這些人常引用的一組數據是在每10萬黑人中有2300多人在監獄里，而在每10萬白人里只有450人在監獄——美國黑人的監禁率是白人的5倍多[11]。
但是他們很少提及另外一組數據，黑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4%，但是在殺人犯裡黑人佔比高達56％。黑人的殺人犯罪率約是白人的8倍[12]。兩組數據對比之後不難發現，黑人的高監禁率和犯罪率成正比。民主黨人不從問題的根源降低黑人犯罪率入手，直接簡單粗暴地人為減少監獄中的黑人人口，將犯罪分子放回社會。這不僅無助於緩解黑人族裔被歧視的現狀，反而還會危害到其他遵紀守法的黑人市民的安全。
實際上，民主黨減少監獄人口背後更本質的原因還是選舉考量。目前在美國各級監獄中，黑人囚犯的數量和白人囚犯總數不相上下。但是支持民主黨的黑人囚犯數量，多於支持共和黨的白人囚犯——民主黨在囚犯中的總支持率高於共和黨。即便在一些傳統支持共和黨為主的紅州，支持民主黨的囚犯也多於共和黨[13][14][15]。
美國絕大部分州的法律規定正在服刑的重罪犯沒有投票權，很多輕罪犯由於監獄的種種限制實際上難以投票[16]。也就是說抓的罪犯越少，放出來的罪犯越多，民主黨的選票就越多。
去年3月，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放寬符合條件的美國人的選民登記以及恢復前重罪犯的投票權。多個州的民主黨人正在推動立法讓政府寄信提醒曾經服刑的重罪犯參與投票。此外伯尼 · 桑德斯等少數民主黨激進派正努力讓正在服刑的重罪犯也獲得投票權。目前桑德斯長期活躍的弗蒙特州、緬因州和華盛頓特區這三個民主黨把持的地區，已經通過法案，允許正在獄中服刑的重罪犯投票[17]。民主黨這些政策的意圖昭然若揭，就是為了讓更多的罪犯給自己投票。
根據《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鑒》上發表的一篇論文統計，美國約有600萬人由於正在服刑或曾經服刑被法律禁止投票，這個數字是美國總選民人數的2.5%。如果民主黨人繼續堅持現在的司改路線，成功發動越來越多的罪犯參與選舉，必將會對選戰帶來顯著的衝擊[15]。
結語
美國是全世界罪犯人數和人均被監禁率最高的國家，每140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正在監獄服刑。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統治階級系統性地放棄了底層，任由他們在貧窮、毒品和犯罪中墮落。
美國民主黨向來以「左」自居，號稱追求社會平等和擁護底層權益。但是在近些年來的實際政治操作中，民主黨沒有像真正的左派一樣，把施政重心放在完善基層建設，以及改善窮人生活狀況和教育水平這些核心議題。而是著眼於對有色族裔犯罪分子少抓少捕、對有色族裔學生降分錄取、對有色族裔應聘者破格錄取等小恩小惠。
這些表面看起來「政治正確」的政策，無助於從根本上上消除美國跨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時至今日，美國黑人的處境依然非常糟糕。據統計，美國黑人家庭的財產中位數是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黑人的貧困率是白人的兩倍。近七成的黑人孩子由單親撫養長大，黑人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率均低於其他族裔，而黑人的犯罪率和受害率數倍於其他族裔[18][19]。
民主黨對實際改善黑人社會地位不作為，根本原因在於缺乏選票壓力。民主選舉就是「在兩個爛蘋果中選出一個不太爛的蘋果」。在美國的兩黨制下，民主黨人只需要擺出政治姿態，顯示出他們沒有共和黨人那麼種族歧視。即便這些姿態只是口頭的或形式上的，他們就能維持住黑人的選票。
對於西方票選黨爭式民主國家來說，讓人民感覺自己在做主遠遠比改善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更重要。在這套制度下人民看似有「自由選擇」的權力，然而候選人永遠是那幾名無能的政客。最終社會只能陷入選舉—後悔—再選舉—再後悔的死循環。■
參考注釋：
[1] https://compstat.nypdonline.org/2e5c3f4b-85c1-4635-83c6-22b27fe7c75c/view/89
[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6/nyregion/michelle-go-man-pushes-woman-subway.html
[3] N.Y. Penal Law § 155.25.
[4] https://www.manhattand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1/Day-One-Letter-Policies-1.03.2022.pdf
[5] https://www.cnn.com/2022/01/06/us/alvin-bragg-manhattan-district-attorney-crimes-prosecution/index.html
[6] https://nypost.com/2022/01/08/alvin-bragg-underplayed-shoplifting-arrest-says-nypd-sergeants-union/
[7]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inion-la/la-ol-proposition-47-falsehoods-arrest-20151027-story.html
[8] https://www.latimes.com/projects/la-district-attorney-race-top-donors/
[9] https://www.stltoday.com/news/local/crime-and-courts/years-of-experience-gone-kimberly-m-gardner-has-lost-more/article_c5b70e30-d3c3-551c-8a90-d1f03b47c1e3.html
[10] https://www.inquirer.com/politics/clout/philadelphia-district-attorney-larry-krasner-george-soros-retired-cops-20200807.html
[11] https://www.prisonpolicy.org/reports/rates.html
[12]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9/crime-in-the-u.s.-2019/tables/expanded-homicide-data-table-6.xls
[13] https://github.com/themarshallproject/incarcerated_survey
[14] Burch, Traci. “Turnout and party registration among criminal offenders in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Law & Society Review 45.3 (2011): 699-730.
[15] Meredith, Marc, and Michael Morse. “Do voting rights notification laws increase ex-felon turnou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1.1 (2014): 220-249.
[16]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blogs/stateline/2021/07/16/many-in-jail-can-vote-but-exercising-that-right-isnt-easy
[17] https://www.prisonpolicy.org/reports/jail_voting.html
[18] Stetser, Marie C., and Robert Stillwell. “Public High School Four-Year On-Time Graduation Rates and Event Dropout Rates: School Years 2010-11 and 2011-12. First Look. NCES 2014-391.”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4).
[19] https://edtrust.org/resource/graduation-rates-dont-tell-the-full-story-racial-gaps-in-college-success-are-larger-than-we-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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