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農抑商：中國傳承兩千多年的傳統智慧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變法圖強。
商鞅自從執掌秦國大權開始就採取了一系列重農抑商，打壓商業的政策，我們看到，在體現商鞅變法思想的《商君書》中列舉了許多制度規定。
比如，不允許穿著奇裝異服，不允許開設旅店，抬高酒肉等消費品的價錢，加重收取這些東西的賦稅，讓租稅的數量高出它的本錢十倍。
同時也不允許商人收購糧食，農民出售糧食。因為一旦存在糧食買賣，農民就會把自己生產的糧食賣給商人牟取利益，而商人則可能把糧食賣到其他國家進一步賺取利益。
商鞅認為，如果商人多了，農民不用積極生產也能取得高收益，就會縱情飲酒作樂，大臣就會吃喝享樂，從而造成糧食的浪費，國家就難以富足，無法養活強大的軍隊。
因此，在商鞅變法開始之後一些跟國家發展生產無關的商業行為全都被禁止，連商人都因為失去生計紛紛離開了秦國。
這是因為商鞅及背後支持他的秦孝公一致相信，國家的富強必須以農業為根本，而商人，他們本質上不生產什麼物資，也不承擔勞役、兵役。依靠他們上交的稅收，通過發展農業、手工業一樣可以做到。
因此，就必須杜絕通過投機倒把，或者販賣娛樂消遣產品牟利的渠道，讓佔秦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安心從事農業生產。
經過二十多年變法，秦國國力大增，到長平之戰時期其糧食儲備竟可支持四十萬大軍在別國境內作戰三年，這對於其他各國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受到秦朝一統六國的成功案例影響，以及皇朝興衰的經驗教訓，重農抑商成了自秦朝以降影響中國歷代正統皇朝兩千多年的主導思想之一。
歷代皇朝之所以特別重視農業，刻意打壓商業，這是由古代中國的國情決定的。
在生產力比較落後的古代，政權穩固的前提就是老百姓要有飯吃，如果老百姓沒飯吃，吃不飽飯，直至餓死人，那麼很快會爆發大規模的起義，就算王朝不因此覆滅，也會元氣大傷。
東亞大陸向來以農業為主，由於生產力落後，古代中國農民最初通過井田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水資源，而後又大規模修建灌溉工程發展水利，為了更好地利用水資源，人口和農田的分布相對集中。
這種集中的農耕方式存在一個巨大的風險，即糧食產區依然很容易受到天災的影響。一旦某地爆發旱災，水災，蝗災，那麼成千上萬頃的良田瞬間就會顆粒無收，造成大規模的飢荒。
公元17年，王莽天鳳四年，荊州大旱，飢民只能湧入山林，挖野菜和野荸薺充飢，不久即爆發綠林起義，四年後起義軍攻入長安，殺死王莽，新朝宣告滅亡。
公元183年，漢靈帝光和六年，天下大旱，耕地絕收者十之五六而賦稅不減。次年，幾十萬走投無路的農民在巨鹿人張角帶領下發動起義：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一個月內起義軍即席捲全國七州二十八郡，使得東漢政權分崩離析，名存實亡。
殘酷的現實迫使統治者們只能不間斷地鼓勵和重視農業生產，同時大規模修建倉庫，把豐年產出的糧食囤積起來，以備災年之用。
比如隋朝開始設立的洛陽含嘉倉，經過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等歷朝皇帝大力擴建，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其屯糧已超過500萬石。「開元天寶全盛日」所言非虛。
於是，歷史書上形容統治者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總少不了四個字「勸課農桑」。
農業的發展帶來了農民官方地位提高，古代中國對四類社會群體的排序是「士、農、工、商」，讀書人排第一，農民排第二，工匠排第三，商人排最後。
由此可見，工匠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就在《師說》中寫道「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也就是說讀書人認為他們幹的都是低賤的活。
那麼排序還在工匠之後的商人，其社會地位則更加不言而喻了。
從隋朝開始，政府以科舉取士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從此官吏只用讀書人，而基本上排除了商人進入政權的可能性。
是商人不聰明嗎？不，他們比一般人聰明得多，哪裡有機會，哪裡可以賺錢，他們一眼就能發現。
是商人不理性嗎？也不是的，只要可以賺錢，商人理性起來比誰都理性，為了盈利連絞死自己的繩子都照賣不誤。
按道理說，讓一群聰明又理性的人來治理國家，應該這個國家遲早會欣欣向榮，至不濟也不會亂到哪去。
但為什麼中國古代還是排斥商人當官呢？
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執政的儒家學派和法家學派認為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決定了他們不可靠，他們在與商人接觸的過程中瞭解到：商人為了個人的利益什麼都能用來交換，也從不考慮什麼道德、什麼公理。
從孔子、孟子時代開始，商人這樣的特質就已經被智者們看得十分清楚了。
孔子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意思是：如果不是通過正當的途徑獲得富貴，我是不會享受的，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的富貴，在我看來就像天上的雲一樣是漂浮不定的。
《孟子·滕文公上》講了非常經典的十個字：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當然也不排除明朝、清朝晚期有錢可以捐官，但通過捐官進入仕途的在官場上總是低人一頭，這也恰好說明瞭，商人有了錢以後還是希望改變自己的身份，或者寄希望於下一代改變自己的身份。
自近代以來，中國依然堅持以農業為國家命脈的基本國策，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以後，把國家不多的積蓄主要用在了兩個方向，即加強國防和基礎設施建設。
從1949年到1976年，全國共新建和修復水利設施8.4萬多處，新建和修復公路80多萬公里，鐵路2萬多公里，發電量增長近50倍，「赤腳醫生」遍及全國農村。
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而當時農民又佔了人民群眾的絕大部分。
毛主席是從韶山衝走出來的農家子弟，親身體驗過農業生產的辛勞，深知農民的疾苦，他領導人民群眾鬧革命的原因，還是要讓受壓迫，被剝削的窮苦人翻身做主人。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把發展和維護農業生產作為頭等大事。並於2006年徹底取消了在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
中國是有14億人口的大國，農業穩定是不能逾越的紅線。
儘管「抑商」已經不是政策導向，但我們始終把糧食安全放在國家安全的高度，在政策的關注和呵護下，確保了糧食連年豐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2021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6.8億噸以上，這已經是我國的糧食產量連續第7年超過6.5億噸。
農業安定則國家安定，沈甸甸的麥穗、稻穗將支持我們的民族在復興道路上走得行穩且遠。
二、商人治國：國家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中國對農業的重視，與美國對商業的重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那些治理美國的白人精英們，他們文明的源頭是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
受海洋性氣候的影響，古代的英國沒有發展出發達的農業，於是居住在不列顛群島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選擇了以牧業為生。
放羊的牧人必須逐水草而居，人和人之間還得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你的羊吃了我的草，我的羊吃了你的草。
因此，對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而言，他們推崇的是個人價值實現，而不是古代中國強調的共濟時艱、守望相助的集體觀念。
對於中古歐洲的一介平民來說，實現價值的主要途徑就是成為商人，不像古代中國對商業有約束，在歐洲生意做得越大越能證明你的實力。
隨著封建制度的建立，歐洲國家逐漸形成了幾類人群：國皇、教士、貴族和商人、工匠、農民。
由於中世紀的西歐四分五裂，歐洲的商人通過在國家之間的投機貿易積累了許多財富，但他們做生意需要向國王納稅，以尋求國皇軍事力量的保護，於是商人與國皇達成了一筆交易：
我可以向你穩定地納稅，但你要保護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是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價值觀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根本來源。
憑借著商人提供的大量稅源，皇國的軍隊逐漸強大，併吞其他小國，逐漸形成了一系列地區性大國，這時商人的擔心又來了：
萬一國皇強大以後，不打算遵守第一個約定怎麼辦？
於是商人向國皇表示：我們可以繼續向你穩定地納稅，但你要允許我們對你的權力進行制約。
就這樣，限制國皇權力的機構——議會產生了，商人不僅參與了國家機器，還成了國皇權力的源頭。
和議會一同產生的關鍵詞是「民主」，只不過這裡的「民」指的就是有錢的商人，至於那些沒錢的平民老百姓，連當「民」的資格都沒有，別說議會了，議會的門檻都不會讓他們踩進去。
結果有一天，一個國皇不願意和商人合作，他發動政變解散了議會，本以為這樣就能大權獨攬，沒想到商人老實不客氣，乾脆把他的腦袋剁下來晾著。
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又有一天，另一個國皇對商人說：我要修改我們之間的契約，要你們多納稅。
這一次商人依然不幹，他們廢除了君主制自己當家做主，並把國皇送上斷頭台。
這就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最終商人成了歐洲國家的統治者，國家的形態隨之進入了新階段，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資本主義，而一些大商人也升級成了資本家，隨著少部分資本家聚斂的財富越來越多，他們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權力，事實上成了不戴皇冠的國皇。
他們的壟斷組織被後人稱為「托拉斯」、「卡特爾」、「辛迪加」……被稱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隨之誕生。
從19世紀中期美國趕上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大潮開始，工業部門中湧現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們就成了美國社會的優秀代表。
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鋼鐵大王」卡耐基，「汽車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及銀行家摩根、穆迪等人，都是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的風雲人物。
對於做慣了生意的美國商人來說，以錢換權，這套路太熟了，於是大批成功的資本家進入了政界。
他們要麼自己站在台前直接發號施令，要麼選擇聽話的代理人，但這個國家的政策必須為且只為實現他們的利益服務。
修建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是為了讓產品更好地在相對落後，市場沒有開發的美國西部流通。
頒布《宅地法》，大肆屠殺世世代代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原住民，是為了實現農業的大規模、農場化生產，滋養掌控農業的巨頭。
1850年代左右，圍繞著關稅問題，美國南方的種植園奴隸主和北方的工商業資本家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北方的工商業資本家希望抬高關稅，這樣他們的產品就可以免受來自歐洲大陸的工業品的衝擊，同時借助歐洲工業品的高價在國內抬高自己產品的價格，賺取高額利潤。
而南方的種植園奴隸主們則恰恰相反，希望降低關稅，因為他們希望從國外輸入糧食和原料以降低種植園的成本，同時也可以降低歐洲國家對自己出口的棉花、煙草、橡膠等初級原料徵收的關稅，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
關稅矛盾和其他一系列問題混雜在一起，使得南方種植園奴隸主和北方工商業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並終至於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雙方爆發戰爭，史稱「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用200萬人傷亡（佔當時美國人口十五分之一）的代價基本上摧毀了阻礙美國北方工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到了20世紀初，美國也因此成了資本主義最為發達，資本家對權力壟斷最為徹底的「托拉斯帝國主義」。
相對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明顯的先進性，在三百年的時間裡它有效地刺激了科技進步，並直接貢獻於西方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資本積累。
三、不同的治理思路必將帶領國家走向不同的結局
但隨著19世紀末期世界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資本家再也找不到其他廉價的原材料生產地和市場，獲利的主要途徑只剩下了剝削。
既然有剝削就會有反抗，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忍無可忍的工人開始罷工、示威、遊行。
這令資本家們十分驚慌，因為一方面工人罷工影響了他們繼續生產產品獲利，另一方面造成社會動蕩，產品難以銷售，這樣一來他們的財路就算徹底斷絕了。
資本家開始和工人談判：我們增加福利，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然後你們接著乾。
在大蕭條的背景下，資本家普遍擔憂工人失業及工資收入下降導致產品無法銷售，於是羅斯福順水推舟地推行新政，大力推動基礎建設增加就業，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為自己贏得了好名聲，同時使美國走出了蕭條困境。
他的繼任者杜魯門也想討好工人給自己拉選票，否決了限制工會權利的《勞資關係管理法》，結果這一次共和黨控制的參眾兩院不僅否決了總統的否決，還強行通過了這個法律，使得工人組織罷工變得更加困難。
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國家權力只為了資本家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
工人復工以後，眼前的危機是解除了，但新的煩惱卻又接踵而來：提高工資、增加福利導致成本上漲，利潤下降。
拿走了商人的利潤，那可比割了他們的肉還讓他們難受，於是他們開始苦思冥想，試圖找出壓低成本的辦法。
不過西方不亮東方亮，二戰以後第三世界國家持續掀起獨立浪潮，大批國家從殖民地的枷鎖中掙脫出來，讓歐美商人看到了新的機會。
很快，一個被稱為「經濟全球化」的概念誕生了，這個過程的基本內容，就是發達國家把生產的職能外包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既使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壓低成本，又助推了當地工人的收入，從而能夠把他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再傾銷回去。
在美國對外尋求廉價勞動力的過程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成了第一波，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成了第二波，中國是第三波，隨後又是越南、柬埔寨、老撾……
但任何療法都是有副作用的，這一次的副作用就是「產業空心化」，本國的製造業機會大量外流，只剩下了一些高科技行業和金融業等服務產業。
對本國的老百姓來說，不僅高收入沒有了，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荒唐的是面對本國人民的抱怨，一手導致這一問題的美國政府還試圖讓中國背鍋，胡說什麼「中國搶走了我們的工作」。
在資本家的領導下美國政府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逐利的政府，為了利益什麼道德，什麼信用都不要了。美國的老百姓對他們來說連人都算不上，跟牛馬一樣只不過是賺錢的工具。
就像美國每年都有將近十萬人因為槍擊傷亡，但要求限制槍枝使用或者銷售的法案在參議院卻遲遲得不到通過。
無他，只是因為和軍火商關係密切的幾十個參議員們長期拒絕討論這些法案，更別說表決這些法案。
對他們來說，民間的槍枝正是越多越好，由於槍擊事件多發，那些原來沒有持槍的人為了安全起見也會去購買槍枝，正好讓軍火巨頭大發橫財。
更離譜的是，軍火商甚至把腦筋動到了孩子身上。由於針對兒童的槍擊事件牽動家長的神經，軍火商乾脆推出了兒童款的小型槍枝，理由是當兒童遭到槍擊時也可以用槍還擊保護自己。
這簡直是喪心病狂。
諸如此類的案例還有很多，例如禁止墮胎問題，明面上看這是個宗教信仰和倫理問題，但實質上這是個經濟問題。
資本家們明確反對墮胎：人口少了不僅勞動力減少，而且還會造成市場萎縮，這樣的話，他們的產品就沒有人買了。
於是在最近，美國俄克拉荷馬州通過了號稱史上最嚴格的禁止墮胎法令：禁止自胚胎受精後的所有墮胎措施。
其實很多美國人人都看明白了，在美國，如果一個政府官員想要為公眾的利益服務，那簡直是千難萬難，因為資本家的利益始終是和公眾對立的，而任何法案建議一旦觸犯資本家利益，在國會就會陷入曠日持久的扯皮，最後無疾而終。
但如果他只是想獲取一己私利，那方便之門倒是有千千萬萬。
儘管美國的法律規定個人向公職人員贈送的現金最多不能超過1000美元，但它並沒有限制團體向公職人員送錢。因此，美國產生了多達近3000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治團體，他們手中有數以億計的鈔票，每天不停地遊說國會山的議員們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這對國會議員們來說是天大的誘惑：因為他們的薪酬雖然不低，但對於動輒上百萬美元的競選費用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所以一個有需求，一個有供給，雙方一拍即合，合作默契。
不僅用於國內，美國已經早就把做生意的精神發揮到了國際事務中，但凡有利於我的，大力支持，不利於我的，百般阻撓。
美國的歐洲小夥伴們緊跟美國的腳步亦步亦趨，但卻已經將自己帶到了進退兩難、江河日下的困境。
資本家的遊戲場
國與國之間的相處遠不是做生意這麼簡單，信用，規則，這是國際社會打交道最基本的東西，你不要了拿什麼取信於別人呢？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相信不同國家的治理思路一定會將國家帶向不同的結局，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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