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是人類面臨的最新健康安全威脅。在對病毒知之甚少而且變異極快、疫苗也無法阻斷病毒傳播、也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中國一直採取不斷優化的動態清零應對。即一方面全民打疫苗，另一方面當發現感染者時即進行大規模核酸、隔離以及必要時全域靜默。2022年11月11日，又根據病毒演變的特性，推出二十條，三年來首度放寬應對措施，包括縮減入境隔離時間、不再對次密接進行隔離等。到了月底，更多的相應措施在各地實施。當然，中國的調整和今天的歐美還是有質的不同，比如對陽性感染者的有效監督、入境者的隔離、進入醫院和養老院必須有核酸（緊急情況有特殊通道）、高風險區人員流動的管理、公共封閉空間戴口罩等。這些在歐美全都不存在，陽性感染者雖然要求自我隔離，但無人管理，也沒有處罰機制。他們照樣上班、聚餐、旅遊，如果是記者，照樣去採訪。
反觀歐美則於兩年前完全放開，恢復疫情前的生活狀態。
不同的模式自然產生不同的結果。三年以來，中國僅有五千多人死於新冠。美國則超過110萬，歐洲更超過200萬，歐美合計佔全球的一半。但歐美人口僅佔世界的十分之一。中國每100萬人當中有3例新冠病毒致死病例，相比之下美國每100萬人有3000宗死亡，英國則每100萬人有2400宗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病毒與免疫部門主任奧利維耶·施瓦茨（Olivier Schwartz）根據剛剛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超過90%的人口已經感染過奧密克戎。據估計，這一比例在全球範圍內超過80%。中國人口佔世界17.5%。所以說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主要在中國。
經濟上中國也是碾壓歐美。2020年中國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更是把歐美遠遠甩到身後。2022年中國繼續清零，歐美全面放開，雖然全年的數據還沒有出來，但前三個季度，中國同比增長3%，歐元區為2.1%，歐盟2.4%，美國也為2.4%。需要指出的是，歐盟第三季度物價指數超過11%，美國達到7.7%，中國第三季度則為2.8%。另外美國前兩個季度環比為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第三季度重獲增長是由於一個特殊原因：由於歐洲無法再從俄羅斯購買石油而不得不轉向美國。完全是靠石油出口拉動了經濟增長，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現象，因為美國經濟增長一向依賴個人消費。
另外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不得不說。與病毒共存為病毒的變異創造了條件。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所有變異病毒都是出自與病毒共存的國家，並席捲全球。這導致自然免疫和疫苗效果下降，也是全球疫情一波又一波的主要原因。不過令人難解的是，對於變異病毒蔓延全球這一問題，西方並沒有指責是始出國隱瞞真相或者應對無能導致的。
顯然無論是保護生命健康、經濟增長還是避免病毒變異，中國模式都明顯優於歐美。尤其重要的是，歐洲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地方，美國由於各種原因存在大量的高危人群（肥胖、吸毒、艾滋病以及各種基礎病眾多）。但何以發達的歐美不效仿中國，等待一個病毒危害更小的情況下才放寬或者與病毒共存呢？
不同的人當然會有不同的答案。注重價值觀的群體認為是自由高於生命。注重經濟的群體自然認為財富高於生命。從學者的角度講，其實也不複雜，就一句話：歐美沒有這個能力。
不僅新冠，長期以來，只要是突發事件，歐美應對往往都是災難性的。今年全球氣候異常，高溫席捲全球。結果世衛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根據迄今為止各國提交的數據顯示，歐洲至少有1萬5000人死於高溫—-這相當於中國在同一時期死亡4萬5千人。在夏季的3個月期間，衛生系統通報西班牙有近4000人喪命、葡萄牙1000多人、英國超過3200人，德國約有4500人死亡。法國公共衛生局11月21日發佈的公報，6月1日至9月15日的監測期間，法國本土錄得10420例超額死亡。法國公共衛生局強調，超額死亡不能僅僅歸因於高溫，新冠疫情等其它因素也可能起到了作用，新冠感染可能增加了一些人對高溫的脆弱性，高溫也可能使一些新冠患者的病情惡化。
其實相對於2003年的高溫，歐洲還是有進步的。當年僅法國短短一個月就有1.5萬人死亡。
不僅是自然災害，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的撤軍演變成大混亂也是一例。
所以歐美剛有疫苗而且還沒有得到檢驗的情況下就採用所謂的與病毒共存就不難理解了。政府除了打疫苗、給危重病人進行治療—-這主要是醫療部門的工作，政府提供資金罷了，就什麼也沒有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試驗代價還是很高。以法國為例，第一年沒有疫苗，原始毒株致病率高，但在政府封城的情況下，死亡6.4萬人。第二年有了疫苗，但法國與病毒共存，加上代爾塔毒性仍然很大，法國死亡5.9萬人。僅減少8%，實際上還在統計誤差範圍內。只有到了2022年，死亡人數才降到4萬左右，明顯下降三分之一。
中國的動態清零顯然要複雜的多。大規模的動員能力、高效的執行能力、強有力的組織能力都是歐美所無法企及的。正如上文所講的，中國雖然三年來都是動態清零，但實際上卻一直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優化，不斷平衡控制疫情和發展經濟、民眾生活便利之間的關係。所以儘管這一輪疫情日增感染超過年初上海的疫情，但中國仍然沒有再大規模的封城。中國的動態清零並不是一清了之。
其實這一次歐美還是相當幸運，假如新冠的致死率和歷史上的黑死病相當，歐美恐怕就又要上演人口減少三分之二的悲劇了。
當然歐美沒有能力只是表象，背後則有更複雜的制度、經濟和文化原因。
首先，歐美制度的合法性是程序，而不是結果，不是績效。乾的好壞可以影響支持度，但不會影響合法性。所以歐美這種制度不在乎出問題，對解決問題沒有太大的壓力和動力。這往往導致問題剛發生時不能及時解決。其後果要麼是2008年金融危機，要麼是新冠疫情。
美國次貸的問題早就出現了，相關專家也早都提出建議和警告，但政府完全不在乎，直到成為系統性危機。新冠疫情先在中國爆發，歐美已經有了可借鑒的經驗，但仍然沒做任何準備。法國當時的衛生部長比贊夫人在中國發生疫情時就向總統和總理發了警報，但卻無人在意，甚至還讓比贊夫人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
和這一點相關的就是歐美都是大政府但不是強政府。大政府是指政黨和候選人為了勝選，不斷加碼許諾各種福利，福利必然導致政府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不是強政府是指政府受資本和大眾影響甚至控制：資本可以提供選舉資金，民眾則有選票。比如當面對疫情時，資本反對封城，因為這會影響收益，民眾反對封城，因為會影響自由和生計。
可以說，歐美三百多萬人死於新冠根源在它的制度。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則把責任推到特朗普一個人身上，不承認是制度的問題。可是特朗普就是這個制度的產物，怎麼和制度無關呢？更何況，歐洲沒有特朗普，死亡不也是非常慘重嗎？不過，美國出了這麼大的問題，福山還這樣的想盡辦法辯護，這種精神，還是值得中國學者學習的。
中國制度的合法性是結果 ，即取決於執政能力和成效。所以在中國必須立即解決問題。因此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幹出來的，從而不受資本控制，也不受民粹主義影響。所以可以做出艱難而又必要的決定，並有效執行。比如武漢是一個擁有上千萬人的九省通衢之地，又逢春節期間，而且當時武漢不過兩百多病例，在這種情況下做出封城的決定需要多麼大的政治能量和判斷。要知道這可是人類近代公共衛生史上第一次對千萬人口規模的大城市採取封鎖措施，但中國就做到了，挽救至少上百萬人的生命。
與此相應的，中國的問責制是即時的，而不是像歐美一樣等到下一個選舉季。畢竟幾年過去，民眾未必還能記得當初的事情。特朗普輸掉選舉是因為疫情發生當年就是選舉年，民眾記憶深刻。可是法國選舉已經是兩年多之後，馬克龍在死亡人數突破十萬之際照樣能連任。
其次是歐美的經濟結構很難承受動態清零。
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導致歐美普遍出現了去工業化，第三產業佔的比重高達70%以上。第三產業主要依賴於人員的流動和接觸，所以清零的代價很高。象法國第一大產業是旅遊業，酒店、餐飲、商貿都受到重創。所以如果實行動態清零，其經濟很難承受。第一波疫情時，由於死亡率太高和醫療體系崩潰，歐美不得不進行封城，一旦疫情放緩，儘管感染者遠沒有清零就很快解封，原因就在這裡。
有了疫苗之後，在其功效還沒有得到驗證之時，歐美就已經與病毒共存了。等到發現疫苗無法阻斷病毒傳播，歐美已經騎虎難下，只能硬著頭皮能堅持。2021年年初法國疫情最高衝到日增五十萬，馬克龍仍然決定不封城，當時媒體稱之為政治豪賭。其實此時的歐美除了賭運氣，也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好在疫苗在減輕重症和死亡上還是有效的，歐美沒有再出現醫療擠兌，總算是堅持下來了。代價則是居高不下的死亡和一再感染。
中國由於是製造業為主，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清零對整體經濟雖然有影響，但國家仍可承受，並且復蘇的也快。即使在上海封城時，上海的製造業也仍能很快的復工復產。
第三就是文化因素。
東西方是不同的文明。其中有兩個差異決定了各自應對疫情中的表現。
一是西方最高的價值是自由，中國則是責任。
法國就是高危人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寧可自由的離開人世，而不希望被隔離在家。還說自己都這麼大年紀了，什麼都經歷過了，沒有什麼可怕的。所以在法國才出現這樣中國人無法理解的現象：政府全國派十萬憲兵和警察去執行封城令。要知道雖然都是封城，歐美其實有很多例外：可以出去遛狗，可以出去健身，可以出去購物。憲兵和警察要應對的是這些情況以外的違規群體。儘管如此，仍然不計其數的民眾被罰款。這其中荒唐的事難以盡述。比如儘管當時各國邊邊境都封鎖了，民眾仍然能夠神奇的穿越層層封鎖線到西班牙去度假。甚至醫學院的學生也違規聚會引發群體性感染。
從政治學的角度，一個國家要想能夠運作，一是要有國家機器，一是要有多數人的認同。雖然封城非常必要，但由於民眾並不認同，所以法國只能派出龐大的警察和憲兵去執行。這也是清零措施不可持續的文化原因。
不過西方著名的學者哈耶克曾指出：「一個人若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有什麼理由要求個人的自由」。但是理論和現實迥然不同，歐美的民眾要的是自由，而不是與責任相連的自由。2020至2021年，歐洲各國曾實行宵禁，以減少晚上人員的流動。結果本來聚會23點結束各自回家的青年人，改為通宵聚會，早上宵禁到點再回家！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何以歐美死亡這麼多人，民眾卻不去抗議，他們走上街頭抗議的反而是並不嚴格的應對措施！
在中國，不僅要為自己負責，也要為他人負責。所以西方非常感嘆也難以理解中國民眾高度的自覺配合。與此相關的，在儒家文明圈，還有一個和西方非常不同的現象，即使政府已經不要求戴口罩，但民眾依然自覺的戴上口罩。不僅中國，還有日本。
現在法國已經是第九波疫情了，每次疫情來臨時，政府也總是建議民眾在乘公共交通時戴口罩，但幾乎無人聽從。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11月23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指出：台灣、日本口罩遵從度高，但歐美國家，叫民眾戴口罩好像要他們的命。這背後就是價值理念的差異。我今年10月曾去意大利熱那亞，在乘坐觀光巴士時，竟然被工作人員兩次強硬的要求摘下口罩！
二是東方節儉愛儲蓄，歐美則要麼花光今天的錢，要麼透支明天的錢。結果爆發疫情後，和民眾一樣透支的政府不得不舉債發錢給大家，否則民眾真的就活不下去。封城對於歐美來說不僅僅是經濟活動停止，還有不得不背負維持民眾活下去的成本。這當然是它們無法承受的。所以只要有一絲可能，就一定要與病毒共存。
現在歐美各國債務（指公共債務，不包括企業債和家庭債）佔GDP的比重沒有不超過歐盟警戒線60%的，美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都超過100%，意大利甚至超過150%。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有美元霸權敢於不斷暴力加息，歐洲則不敢，哪些高負債國家根本承受不了。
中國的儲蓄傳統本就是未雨綢繆，防範風險的。儒家文化圈國家普遍有很高的外匯儲備就是這種文化的體現。所以突發的疫情來臨時，政府和民眾都有積蓄應對，從而為控制病毒傳播創造了條件。
總體來講，面對新冠病毒，東西方採用不同的應對措施是由制度、經濟結構和文化決定的。只是從目前的結果看，無論是生命成本還是經濟成本，歐美都遠遠高於中國。
中國是一個實用理性和講求中庸之道的民族。在病毒死亡率高、沒有疫苗的時候，我們依靠嚴格的措施打贏了這一階段。等到有了疫苗，中國也希望能盡快恢復正常。但在疫苗沒有得到驗證之前，中國保持了謹慎，沒有放開。後來莽撞的西方通過實踐告訴我們疫苗不能阻斷感染只能減少重症和死亡—-這也算是它們的一個犧牲和貢獻吧，中國就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並開始進行優化，代表性的就是二十條。未來中國還會隨著二十條的實施情況、病毒的演變情況、醫藥的發展情況進行調整。我相信最終中國將走出一條能夠平衡經濟發展、生命健康和生活便利的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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