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印度是中美之外極少數的幾個「次一等強國」，西方戰略界有個專門的稱呼，叫做「second-tier great power」。
與英、法、德、日等其他幾個second-tier great power不同，印度和俄羅斯是唯二不依賴同盟關係即可自主發揮影響力的次等強權——英國、日本必須依靠美國才能施加大國影響力，法國德國則強烈依賴歐盟的台子。
縱觀歷史，國際社會上對於崛起大國的印象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後感。
其實如果以GDP計算，印度目前是僅次於美、中、日、德的第五大單一經濟體（預計2022年統計數據超越英國），而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早在2011年就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了。
軍事領域，印度的國防預算常年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不過印度的國防工業基礎相對沒有那麼高質量，一些先進武器主要依賴進口，早些年印度始終是全球第一大武器進口國（2010年至2014年間佔全球武器進口份額的14%），近年來逐步下降（2015至2019年佔9.2%），已讓位於沙特阿拉伯。
中國人一提印度，自然少不了種姓制度。
種姓制度之下，印度十四億人口被分為四個階級：
- 婆羅門（祭祀貴族）
- 剎帝利（政治貴族）
- 吠舍（平民）
- 首陀羅（傭人）
當今印度婆羅門的比例大概在5%左右，6000~7000萬人，一個歐洲大國的體量。
在世界各地縱橫馳騁的印度精英大部分都是婆羅門，另有少量的剎帝利。
比如：微軟的CEO納德拉，Google的CEO皮查伊，百事可樂前CEO英德拉·努伊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婆羅門。
印度裔在美國混得非常好，以至於有人調侃，硅谷目前已經形成了白人做老闆（婆羅門），印度人做職業經理人和高管（剎帝利），華人做中下層程序員（吠舍）的局面。
那麼如何判斷一個人的「種姓」呢？
一般就是看膚色，再配合姓氏、籍貫等信息；或許我們外人看得雲裡霧裡，但印度人自己經過簡短的觀察或交流很容易便會得知。
以最明顯的外貌特徵為例：印度低種姓族群通常黑瘦，面貌趨向東南亞和非洲長相，多是土著後裔；而高種姓長相偏近白人，多為遷徙而來的雅利安人後裔。
這種社會的「分化」甚至傳遞到了在美國的印度人群體。
硅谷科技公司面試時，印度高種姓人常常會對低種姓印度同事進行「種姓定位」（caste locator），除了詢問是否是素食者、在哪裡長大、信奉什麼宗教等問題外，有時甚至會直接拍打印度男子的背部，看是否穿著一些婆羅門教徒的 「聖線」。
在這些高種姓印度人看來，美國硅谷這樣高大上的工作，低種姓人是不配介入的。
實際上，印度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海外僑民，大家熟悉的灣區科技公司精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餘絕大多數印度僑民都在中東海灣國家當石油工人，靠出賣苦力給國內匯一點錢。
由於印度整個社會形成了「二元分化」，使得其軟件開發等高端領域做得非常出色，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則發展較緩。
反映到進出口貿易上，作為世界第五/六大經濟體的印度，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排到全球14/15位，和中國台灣地區差不多，完全沒有當初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架勢。
唯一亮眼的單項只有軟件出口，2019至2020財年印度的軟件出口額達到了1470億美元。
前面提到，印度在進出口貿易領域的存在感不高。
RCEP談判過程中，中國一度非常希望拉印度入群來實現經濟整合，可莫迪政府最後時刻還是選擇退出。
有些西方媒體將這一事件與同期的中印邊境衝突聯繫起來，其實大有誇張之處。
因為印度跟哪家都談不成自貿協議，RCEP已經是涉及印度的自貿協議中非常接近成功的一個了。
沒有高水平自貿協定做支撐，印度縱然擁有巨大人口紅利，也很難拿下世界工廠的寶座。
失去了貿易領域全球影響力的印度該怎麼辦呢？
從軍事地緣層面找回來。
長期以來，印度領導人對於國際事務都非常熱衷，在東西方陣營角逐的冷戰時期，印度在南亞次大陸上動作頻頻。
期間，印度於1949年6月派兵進駐錫金，委任印度人擔任錫金首相（1975年正式吞併）；1949年8月與不丹簽訂《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規定不丹對外關係接受印度的「指導」；1962年與中國爆發邊境戰爭，失敗後又蠶食藏南地區；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促成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獨立……
儘管斬獲頗豐，但苦於南亞次大陸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得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玩家往往對印度不是特別重視，直到美國「印太戰略」的出現。
奧巴馬時期，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太」，當時比較興奮的是日本、韓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
2017年12月，特朗普擔任總統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奧巴馬的「亞太」改為了「印太」，定義印太地區為地緣政治競爭的舞台，並沿用至今。
這種字面含義的背後，是美國不再單獨看待東亞和南亞，而是將印度洋沿岸國家與東南亞、澳大利亞、東亞看作一個整體，進而衍生出很火的「印太經濟框架」等概念。
拜登上台以來，把印太戰略的核心定位為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定期組織四國領導人峰會。
雖說是「四邊機制」，但這個舞台其實是美國為印度量身打造的，目的是將身處孤立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拉到遠東大國競爭的核心位置，盡可能刺激新德里的「印度夢」。
因為日本、澳洲原本就是美國的小弟，彼此溝通密切，換言之，四邊機制其實可以分解為「美日澳+印」。
與外界普遍認為的印方有所保留不同，印度從上到下似乎非常看重和享受「四邊機制」，並已經從中獲取了不少利益。
比如：2021年初，針對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自主研發的新冠疫苗，為從根本上抵消所謂中國的「疫苗外交」，美日印澳領導人在峰會上宣佈向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強生公司疫苗；疫苗由美國和日本出錢資助，印度企業負責生產，澳洲分發——印度成為最大的實際獲益者。
簡而言之，印度在這一過程中採用了比較高明的外交策略。
莫迪政府有時會故意放出一些扭捏的姿態，一方面將中國及東南亞國家的擔心憂慮導向美國和日本，另一方面也凸顯印度大國外交的「自主性」，拉高身價，好坐收漁翁之利。
如果基於最壞處考量，中國不應該排除印度已下定決心與美日結盟的選項。
縱觀全世界，每個大國其實都有自己的幾個小圈圈，幾個重點經營的國家安全/經貿關係框架。
比如：美國的G7、北約、美日/美韓同盟，俄羅斯的集體安全組織，中國的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組織、RCEP，德法主導的歐盟，等等。
再放寬一些，像海灣阿拉伯國家、東南亞國家，也都有海合會、東盟作為他們的主要小圈圈。
唯獨印度沒有什麼核心外交關係框架。
首先印度並未加入一些區域性質的高水平自貿區，經貿領域十分欠缺；其次，印度毗鄰的巴基斯坦、緬甸與它關係一般，甚至敵對；連印度洋中的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幾個島國都未實現有效整合。
印度出席國際場合，要麼是那種幾十上百個國家一同玩的大場子，類似不結盟國家峰會、G20、聯合國；要麼就是別人坐莊邀請他來，比如上合；再或者普通的雙邊互訪。
像中國-東盟峰會、中國-阿拉伯峰會這種，印度極少有此類舞台。
正因如此，使得印度高度重視印太戰略和四邊對話機制，並希望借此升格為一個自身可以部分主導的大國外交舞台。
從這個角度思考，如果處理與印度的關係，如何定位印度在中美競爭大局里的位置，是十分考驗中國外交智慧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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