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六年尋訪後，33歲的藍博洲終於在台灣嘉義一處縣道公路旁，找到了那座被荒草與時間遮蔽的矮小墳墓。碑文顯示，此墓建於1968年，葬著一家三口：張公梗、季氏沄夫婦附男楊揚。
3個月後，藍博洲用一本書來介紹這三個名字：原名張梗的張志忠是中共在抗戰後派往台灣組建中共台灣工委的四名黨員之一，曾批准當年的李登輝入黨，44歲時被國民政府槍決；出身南通富戶而投奔革命的季沄，29歲時殞身台灣，屍骨至今下落不明；而他們的兒子楊揚，3歲後沒見過父母，21歲時被發現死於台北一家小旅館。「沒有人會想到，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葬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的歷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吧。」在《台共黨人的悲歌》的結尾，在全書依靠檔案、文獻、口述、回憶錄的對照呈現之外，藍博洲終於感慨了一句。
初稿完成後的將近20年的時間裡，隨著新材料的披露、新的當事人采訪，以及作者對「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調查的深入，《台共黨人的悲歌》前後修訂、增補了6稿。2012年在台灣出版，今年7月大陸版面世。「如果沒有作者長達十多年的調查、尋訪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官方檔案中的名字，他們或將永遠沉沒於黑暗之中。」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序言中寫道。
1987年初，藍博洲開始為這些名字正名時，台灣尚未解禁，在《台共黨人的悲歌》初稿中，他以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中的句子表達期待：「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而20年之後，台共黨人仍是「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在台灣，無論藍綠的歷史敘事中他們都下落不明：一面是國民黨統治的直接反抗者，而另一面，其反抗行為的理念與願景，卻無法被吸納為民進黨「台灣人的台灣」的敘事資源。而在大陸，在二戰與冷戰影響下的地緣政治想像中，學界似已習慣台灣似是而非的位置，比如台灣現代史總是身份尷尬地另辟一章；至於民間，如今則更樂意以「民國遺風」或「好山好水好人好小吃」理解那個他者般的對岸。
「把握這段歷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來說，更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在《台共黨人的悲歌》新書發布會上，汪暉說。他期待本書在情感上、知識上、思想上能突破「雙戰」帶給兩岸的隔絕，「發掘這段歷史，不但是對先烈的紀念和致敬，也是今天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思考突破雙戰構造的方式的可能性。」
「楊揚之死」的多種講法
最早講述楊揚之死的是作家柏楊。1968年1月26日起，他連續三天在台灣《自立晚報》專欄發文，記述他為這個自殺青年處理身後事的情況。
這年元旦柏楊接到檢察官消息，一名嘉義青年死於台北一家旅社，疑似服毒，年僅21歲。唯一的遺書卻留給這名以針砭時弊著稱的作家。柏楊努力回想，記起楊揚這個名字曾於去年來信，詢問免服兵役的條件。當時柏楊曾回信建議其咨詢政府部門，並以他的理解，鼓勵這個想擺脫兵役的年輕人「要受得了苦才算英雄，否則只能算狗熊，同時不能太憤世嫉俗」。
遺書裡唯一的要求，是讓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為其火葬。雖地位懸殊，但楊揚行狀頗為張揚，動輒「劉啟光小子」，且透露劉與其父張志忠相識，只是「吾父被執法後，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一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對劉啟光，柏楊筆法春秋。他與檢察官上了劉家，劉夫人雖一時口誤「不像他的字跡」，卻又否認相識；而劉啟光首個電話裡以「打秋風」作了定論，當晚卻再次致電柏楊。如果柏楊那個時候沒有在巷口與人下棋，或許還能解開些許楊揚故事的謎團，但當劉啟光聽說柏楊不在，便匆匆掛了電話。
柏楊並沒有揣摩這名早年的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如今的金融巨鱷的內心戲。相比追究事件中的撲朔迷離，他更忙著抒發青年早逝的感慨，接連發表《楊揚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時想不開》三篇文章，「他如果死前跟柏楊先生聯系聯系，聽聽我吹吹大牛，或許現在正活蹦亂跳地追女朋友矣。」
因為柏楊的文章，楊揚父母的一些難友知道了他們喚作「小羊」的孩子的死訊，但不久柏楊因翻譯漫畫涉嫌「侮辱元首」、「通匪」而被捕。楊揚這個名字再度出現於公眾視野，一直要到27年後。1995年，原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特勤處主任」、「少將主任審查官」谷正文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出版，這名曾參與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國民黨高級特務頭子，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楊揚。
1949年末，谷正文曾親手逮捕了楊揚的父親、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也因此，當時不到3歲的楊揚先與被捕的母親季沄一同關押在保密局，後被叔父張再添接回嘉義老家撫養。在谷正文筆下，他是疼愛楊揚但並不為其理解的「谷叔叔」，當然書中與事實有出入的細節不勝枚舉，比如稱楊揚入獄時已經10歲，後來被保密局一位同事收養。
谷正文用了大量筆墨演繹楊揚與劉啟光的關系。在他描述下，長大的楊揚沾染了逃學、抽煙、喝酒、賭博、偷竊、嫖妓等「一身惡習」，欠下外債累累，而憑借父母臨刑前在他衣領中縫入的一封寫給劉啟光的密函，他屢屢要挾劉以索要錢財。但幾次之後，密信被劉啟光毀去，窮途末路的楊揚因負債過多而上吊自殺。
這種說法引起了作家藍博洲的質疑。在《台共黨人的悲歌》中，他給出了另一種說法：曾與楊揚及季沄同一個牢房的難友許金玉介紹，楊揚服兵役時貪圖輕松，希望轉去做文書工作，因此掉入國民黨圈套，將被派去大陸做情報工作。得知消息後，父母的老難友們力勸他不可行，乃至邊說邊哭，「他知道問題嚴重了，可不知怎麼甩開問題，很痛苦。後來，他就沒再來找我們。」
劉啟光本來可以再給出另一個講法：當張再添從嘉義趕來台北收殮唯一的侄子時，檢察官也要求他一同拜訪劉啟光，劉啟光私下請他單獨來華南銀行聊聊。但兩個月後，劉就帶著秘密去世。因此於張再添，他所能解釋的部分，不過在柏楊問及為何父親姓張兒子姓楊時，他解釋楊揚的祖父本姓楊而入贅張家，楊揚從祖父姓。
當然，1960年代，面對柏楊的張再添不得不有所隱瞞。在當時環境下他無法公開，他的哥哥張志忠是一個不得不多次改名易姓的地下工作者，在戶口本上用的名字叫楊春霖。事實上，楊揚也有另外一個名字：張思中。
這個名字沒有被忘記。1967年12月底，楊揚給張再添寫了最後一封信，流露了訣別之意，他給叔叔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閉目沉思『中國』的一切，我熱愛它。」
開掘埋藏在地下的台灣現代史
楊揚的故事到此為止，但是，「楊揚到底為什麼要自殺？」
「我沒辦法講得太清楚。」藍博洲說。他在調查中得出的結論是，楊揚要被國民黨被派去大陸做敵特工作，內心矛盾而無路可走，只能自殺。但本書台版出版後，有讀者發現，楊揚平日裡給叔叔的信件，字跡與最後的遺書相差甚遠，因此懷疑楊揚並非自殺，而是被殺後捏造遺書，以此釣魚劉啟光。受此啟發，藍博洲找到法醫朋友，希望重新調查楊揚之死，但得到的回復是，這麼多年前的案子，基本沒有可能了。
「我追查不下去，所以我不能講明他是他殺還是自殺，因為沒有證據，只能講到他沒有路走了。」藍博洲說。
被歷史的迷霧所籠罩、拚盡全力也無法突圍，在藍博洲追尋被遮蔽的台共黨人的20多年裡，這種感覺他已熟悉不過。然而張志忠一家的故事，在他看來仍是其中最艱難的一個。一方面是全家都已經去世，沒有直接的當事人講述；另一方面，「張志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地下工作者，隱姓埋名，非常低調，幾乎沒有照片留下來，要找到他的事跡非常難。哪怕是國民黨的檔案裡都有不確的地方。」藍博洲介紹。
張志忠原名張梗，1910年出生於台灣嘉義一戶赤貧農家。與1920年代的許多台灣學生一樣，14歲的張志忠在大陸讀中學，並開始投身學生進步運動。日據時期他一度回到台灣宣傳、發動共產主義運動，被捕後通過裝瘋賣傻被遣送還鄉，後伺機脫逃前往大陸參加抗戰。
抗戰勝利後，張志忠攜新婚妻子季沄秘密回台，參與組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的工作。「二二八事件」後，張志忠接管東石鄉的拘留所，釋放犯人，並繼續組織嘉南群眾武裝鬥爭。1949年12月31日，張志忠被捕，數次堅拒蔣經國勸降，於1954年3月被執行槍決。
當時中共派遣來組建台工委的共有4名黨員，在1950年前後全部被捕，其中三人「轉向」，唯有張志忠不屈而被殺害。「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的組織、活動與潰敗，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藍博洲感喟。
更讓他感慨的是，這樣一個台灣戰後史中的重要人物，資料卻驚人的稀缺。上述看似簡單的人物小傳，是藍博洲在歷史的空白之處，一個一個細節地親手摳出來的。除了對親友、事件相關當事人的直接采訪，以及他們提供的信件等一手材料，為了還原、充實張志忠與季沄的生命史，藍博洲大量使用了各類檔案文獻、回憶錄等。不僅有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也有基於不同立場的單方敘述，如一個偵探。藍博洲將搜羅來的證據逐條羅列並比照，抽絲剝繭，結合具體情況，推出最合理的可能。
如老台共領導人謝雪紅的丈夫楊克煌的《我的回憶》中，對於台工委成立及工作中，多處提到張志忠。但藍博洲的引用卻相當審慎，通過與《吳克泰回憶錄》比照，以及補足當時老台共內部分歧的背景，在多方視角疊合之下，來推論張志忠的真正活動。
又比如張志忠的被捕時間，哪怕是逮捕張志忠的谷正文，或國民黨安全局、調查局等的報告中，說法也並不統一。藍博洲將說法一一羅列，根據信源的可靠程度進行分析與排除，又根據季沄在獄中的家書所提到的時間，最後判斷是1949年12月31日。
季沄的家書，是整部《台共黨人的悲歌》中最少使用材料互證的部分，對待材料嚴謹到近乎刻板的藍博洲，似於此放松了下來，展現了難得的柔軟。季沄1921年出生於南通一戶銀行家庭，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就讀於暨南大學的她加入了地下黨，1946年被組織派往台灣工作，1950年被捕後犧牲，年僅29歲。季沄在獄中與張再添的妻子多次通信，信中這名共產黨人的著眼難免婆媽，從小孩穿衣吃飯，講到家當洗曬處置，充滿著對生活細節的關照。甚至還給南通父母寫了家書，贊台灣環境好、氣候好，「大人們如有游性，將來可來觀光。」
在藍博洲看來，季沄這樣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的選擇是與整個中國命運息息相關的。「個人生命的悲劇性結局，恰恰是歷史決定的宿命吧！」
汪暉認為，盡管容易在形式上將《台共黨人的悲歌》與藍博洲早期的報告文學作品聯系起來，但該書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有其明確的目標：處理「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而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納入敘事的方式，在汪暉看來，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灣現代史，其中貫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復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說明：若抽取了這些復雜的線索，台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
「我撞見的歷史和別人不一樣」
很多人通過藍博洲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台共的地下活動，知道了「二二八」不等於白色恐怖，更知道了在中國的解放運動與現代進程中，台灣並未自外。以導演侯孝賢的說法，藍博洲是先驅，他用過一個更為著名的比喻形容藍博洲：「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頭犬。」
在侯孝賢籌備《悲情城市》期間，因為讀到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梁朝偉所飾的老四文清的命運，一個知識青年可能在那個時代所遭遇的一切，徑從那段模糊微妙的台灣史中落地。
但在作家本人，長時間獨自與歷史的霧障搏鬥，他感到的不僅是孤獨，還有自我懷疑。小時候他就老思考一個問題：「我的腦袋是不是跟別人不一樣。」
1960年出生於苗栗的藍博洲，是接受國民黨反共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代，固然也對反共宣傳畫、電視劇中的水深火熱的大陸人民感到同情乃至恐懼，但或許因為「腦袋不一樣」之故，他總有自己的疑問，比如「大陸人只能吃香蕉皮」的故事裡，他直覺發問：「那香蕉誰吃了？」
15歲時他立志做一名作家，休學讀遍了小鎮圖書館的藏書。在自我啟蒙的幾年裡，藍博洲孜孜尋找「人為什麼而活」的理由，從存在主義讀到宗教典籍，都沒有讓他徹底信服的答案。倒是1977年開始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這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旗幟鮮明地投入到對吾土吾民的再認識中去。
19歲出門遠行上大學，父母千叮萬囑「不要參加運動， 不要談論政治，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然而藍博洲還是成為最積極的「運動者」：大學畢業後當了兩年兵，回來繼續辦雜志，雖然很快被封，但仍影響了一批「野百合學運」中的學生領袖；1986年，他支持民進黨組建，為其早期代表朱高正助選，並參與了很多工人運動；1987年2月，當他積極參與建設的工人組織遭到挫敗時，一位前輩建議他進入《人間》雜志：「不要浪費你這支筆。」
這本以登載紀實文學、攝影為主的雜志由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創辦，關注底層與弱勢群體，報道被國民黨政府視為「黑暗面、禁忌或本土色彩濃厚的題材」。盡管只撐了47期，對台灣上世紀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卻影響甚巨。著名攝影家阮義忠的代表作《人與土地》裡，很多圖片即是他在《人間》雜志擔任特約編輯時的作品。
藍博洲1985年服兵役期間就因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中國時報》設立的文學獎，在台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中頗具影響），「在那個還有報禁的台灣，得到時報獎就相當於登上了文壇。」他向解釋。前輩擔心他熱衷社會運動將荒廢文學，建議他以《中國時報》副刊《人間》為平台兼顧兩者：「你這支筆要是現在不拿，將來再撿起來會很重。」
但這個文學新星的第一篇職務作品就遭到挫敗。藍博洲加入時正值「二二八事件」40周年，為了與台獨派爭奪歷史解釋權，陳映真希望《人間》做一個紀念專題。藍博洲跑遍台灣采訪，寫出了報道卻被打回，在54歲時，他可以從容反思：「沒有接觸到歷史的核心，既沒有足夠的材料，也沒有核心人士的采訪。」
很長時間內，「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屬於禁區，處於無名狀態。藍博洲原本對此的知識儲備，只是少時聽鄉間老人隱約提及「國民黨殺台灣人、外省人殺本省人」，後來他在作家吳濁流的自傳小說《無花果》裡——這本書因涉及此節一出版就被禁——印證了坊間談聞的真實性。而當這個楞頭青憑著一些道聽途說去敲受害者家門的時候，很多人如驚弓之鳥，連門都不敢開。
盡管退稿時陳映真仍鼓勵藍博洲「寫得不錯」，但又熱血又驕傲的年輕人當時「就不想干了」。進退未決時，馬克思主義讀書會的一個朋友為他找來一本軍方印發的描述「二二八」的小冊子，「我印像非常深，在第56頁，寫了一個台大的學生領袖的情況。我想，如果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就應該能夠完成報道。」藍博洲回憶道。
藍博洲向陳映真引薦的老政治犯林書揚求援。林不了解這個學生領袖，卻介紹了另一位相關者——畢業於台大的郭琇琮：這名出身望族前途光明的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也曾參與「二二八」，1950年32歲時死於白色恐怖。一個星期後，27歲的藍博洲見到了郭琇琮的遺孀林至潔，聽到了她流利地背出丈夫留下的最後一張字條：「至潔，請交代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地生活下去。」
「那幾年參與社會運動，我也見識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在我覺得台灣已經找不到理想主義的時候，我聽到了郭琇琮的遺言，忽然發現前輩的台灣人是這樣子的，我當然被吸引、被震撼。我當時就想，這輩子其他事不做了，小說不寫了，我也要把這樣的一些人記錄下來。」藍博洲回憶道，「我忽然明白了人為什麼而活；我忽然明白了不是我的腦袋和別人不一樣，是我撞見的歷史和別人不一樣。」
鬥風車的騎士抑或提供了心理治療
在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序列中，《美好的世紀》算不得最高成就。從技術與功力而論，這只是一個熱血青年的試水之作，而在影響與傳播上，也不及後來的《幌馬車之歌》等，但對作家本人來說，之所以有現在這個54歲、須發漸白、激情卻一如青年的藍博洲，只是因為在27歲那年，他聽了郭琇琮的故事。
他至今記得當時采訪的場面：林至潔為這個故事准備了40年，謀篇布局乃至標題段落，她全部安排妥當只顧道來，對此毫無知識儲備的年輕人只能有聞必錄。但時不時記完一段發現沒下文，他抬頭一看：老太太正又怔忡又疑惑地看著自己呢。
這是1987年3月，台灣解嚴前4個月，跟一個素昧平生的青年講「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可能令真相大白天下，也有可能令自己再度入獄。後來藍博洲知道，林至潔一邊觀察這個胡子拉碴不修邊幅的年輕人，一邊破釜沉舟般給自己鼓氣：「就算他是國民黨派來的，我也要講，就算被用進國民黨的資料裡，至少也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
《美好的世紀》發表在7月的《人間》雜志，盡管藍博洲的稿子一揮而就，但出版社為了規避風險，拖到快解嚴才刊發。這部報告文學為觀察「二二八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當時國民黨的不肯正視諱莫如深、獨派訴諸「外省人殺本省人」的解釋路徑之外，藍博洲介紹了台共黨人在台灣民族民主運動中的存在與作用，將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納入整個中國的革命史、現代史當中。不僅使很多出生於白色恐怖之後的台灣人知道了那段歷史，也使更多的如林至潔一樣的親歷者，輾轉找到這個青年，主動要來向他介紹那些消失於白色恐怖中的名字及故事。因為影響巨大，這一期雜志被警備總部大量收購，總編也被找去喝了咖啡。為了全力鈞稽沉隱，藍博洲辭去了在《人間》的工作。
緊接著的課題是尋找鐘浩東。這位基隆中學校長因刊印共產黨地下刊物《光明報》而被捕殺害，藍博洲以一年時間的采訪，寫成《幌馬車之歌》。相比《美好的世紀》主要依托林至潔的口述，在第二部報告文學中，作者處理材料與史實更為成熟自如，在文學構思上也更體現出自己的風格：以鐘浩東在《幌馬車之歌》歌聲中走出牢房前赴刑場的場景開篇，將他的生命以八個樂章的結構來展示。
這部報告文學破格獲得了「洪醒夫小說獎」，被選為1991年《聯合文學》十大好書第一名，侯孝賢不僅將其化用進了《悲情城市》，更以此演繹了《好男好女》的戲中戲部分，藍博洲在其中也出演了角色：同鐘浩東一起赴大陸抗日的台灣醫生蕭道應。
當年藍博洲采訪時，鐘浩東的遺孀蔣碧玉強調不能提及《光明報》這個敏感詞，但藍博洲還是拂了老人的意。出版後蔣碧玉有些生氣，藍博洲認為，「生氣是因為恐懼」，他向蔣解釋，一方面時代已經變化，另一方面，如果不寫《光明報》，讀者就無法了解鐘浩東的真正事跡與時代背景，而這種不了解，正是台獨派正在利用的。
除了在台灣收集、探訪，藍博洲也是身在大陸的台共黨人的最早采訪者、記錄者。1990年，蔣碧玉回大陸尋找抗戰時送走的兒子，藍博洲跟著她第一次到了大陸。在北京，他采訪了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台共核心成員吳克泰等人。李登輝當年加入台共，就是由時任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員、台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介紹，而由張志忠批准的。
「他們本來不想跟我講，但因為我在台灣已經做了幾年的采訪，對這段歷史有了一定的積累。當他們發現我可以對話、可以討論，乃至有些事情知道得比他們還清楚的時候，就願意跟我講。不過他們有交代，有些事暫時還是不要寫出來。」藍博洲回憶。而這裡的「有些事」，終於在2000年李登輝下台之前，被藍博洲寫進了《共產青年李登輝》。
這本書不僅遭到李登輝專文反駁，也被支持李登輝的書商們聯合抵制、拒絕上架，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事實上，從事獨立調查、寫作的20多年裡，藍博洲所能獲得的經濟回報相當有限，除了早期的《幌馬車之歌》外，其他作品雖然獲獎頻仍，但銷量基本難破兩千冊。藍博洲長期處於經濟窘迫之中，四處流徙，在苗栗鄉下住了10年，至今也無房無車，一家四口租住在台北郊區的一個小套間裡。以至於每次出去做采訪時，他都暗下了決心：這一定是最後一個了。
但「最後一個」的名單不斷加長，每次采訪時，聽到別人的故事，感到對方的信任，看到老人們說出了藏了幾十年的秘密後強抑住的眼淚，他又覺得「還是值得的」。27年裡他證明了，每個鬥風車的騎士真正需要面對的，其實還是時間和自己。
他這一生一直在寫一本書
在《美好的世紀》後記中，覺得自己找到人生目標的青年藍博洲留下了雄心壯志：「透過歷史的調查，我勝過了絕望，超越了恐懼，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煙塵中洗滌而重現出來他們的名字，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得以把已經顛倒過去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找到充滿希望與活力的、新的身份認同。」
為了這個目標，20多年裡他出版了《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等10多部報告文學作品，也拍攝過相關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隨著新的當事者口述材料越來越少，他將相關歷史背景、事件演化為小說題材，40萬字的《藤纏樹》曾獲2002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而最近他還將推出小說《台北戀人》。
縱觀藍博洲的作品系列，你會發現他一生只在寫一本書：中共曾在台灣做了什麼，又為什麼會在台灣失敗。這本大書以1946年張志忠登上從上海到台灣的輪船為序幕，藍博洲20多年的人物志，都可以領銜書中的某個章節。當時台共在短短4年內，發展了島內1000多名台胞加入共產黨，最初的骨干多為醫生、作家等精英人群。藍博洲反復書寫的郭琇琮們、呂赫若們的故事，只是為了證明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有著堅定的身份認同，乃至為此殞身不恤：台灣人是中國人。高潮部分是《幌馬車之歌》裡的鐘浩東，因為刊行《光明報》被國民黨政府發現，暴露了地下黨組織，台共黨人如多米諾骨牌逐個倒下。而到了尾聲，又由張志忠作結，這位台共領導人因拒絕變節最後在1954年被殺，臨刑前卻還叮囑獄友「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雖然多年之後楊揚的死，像是這句遺言的空空蕩蕩的回響。
不忘歷史，著眼的還是當下與將來。藍博洲一直強調介入，參與各類社會、政治運動，乃至因為不滿台獨派，他還曾在2003年競選苗栗「立委」，競選口號曰：「讓一個作家進立法院，為受苦的人說話。」侯孝賢當時還以《兒子的大玩偶》造型出現，為其站街助選。
當然，這名總共只有300萬新台幣競選經費的候選人，以失敗告終。在新書發布會上，他也感慨自己的書在台灣越賣越少。時代在變，他所致力的「顛倒之顛倒」，是基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反共教育，但他的下一代們，卻是在「去中國化」的歷史話語中成長起來的。相比藍博洲這一代人念茲在茲的家國情懷、主體認同，下一代的台灣青年看似卸下了藍博洲們以為永將傳承的使命。
連藍博洲自己的兒女也不能於外。藍博洲的兒子在少年時曾讀遍父親的所有作品，但因為被同學嘲笑讀這些東西如外星人，最後他選擇成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人。
藍博洲理解這樣的青年與這樣的社會，但在他自己，鬥志卻一如往昔。當被問及，雖然他的這類歷史敘事在台灣出現已久，獨派卻依然把持話語權的現像時，他回答說：「他們可以騙一時、騙一部分人，但我把事實擺出來之後，他們的說法其實是講不下去的，就像在他們的喉嚨裡放一個咽不下去的雞肋，非常痛苦。我的書在政治上最大的作用就是在這裡。」
當然，讀過汪暉為《台共黨人的悲歌》寫的兩萬字長序，藍博洲也感慨：「如果在島內多一些像汪暉這樣搞思想、理論的朋友，在我的調查、寫作後面做理論的鬥爭，那我想今天的局面是不一樣的。但台灣搞理論的只是喜歡說『這個話出現在馬克思文集的第幾頁』。」
而在大陸學者看來，藍博洲以一人之力所做到的，已足以讓大陸研究界、統戰部門所慚愧。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認為：「大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本像樣的寫台灣地下黨的著作，網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都是東拼西湊，有些完全走樣。西山的台灣地下黨的紀念碑，名單相當不全面，不是在充分、扎實地研究台灣地下黨的基礎上做的。我們大陸研究台灣地下黨遠遠落在藍博洲先生的後面，這是大陸應該感到慚愧的地方。」
書名：台共黨人的悲歌
作者：蓝博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467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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