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著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裡。 ■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