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本質上是一場儒家思想向現代化轉型的結果，那後來為什麼，日本還是走上了邪路呢？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治維新時期，對日本人思想影響最大的一個理論，就是明朝後期著名的思想家，王陽明所發明的「心學」。
那「心學」對日本人的影響有多大呢？
下面這些人都是王陽明的死忠粉：
日本走向工業時代最重要的推手大久保利通；
打贏了對馬海戰的東鄉平八郎；
倒幕戰爭主要的領導者之一西鄉隆盛；
日本最早的實業家，建立了三井銀行和新日鐵的澀澤榮一等等；
……
明治維新時期，幾乎所有的改革實幹家和支持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陽明的「心學」，就是日本走向現代化，最大的內在思想動力，那「心學」到底又是什麼呢？
簡單地說，所有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都有一個最基本的追求，那就是要做聖賢，為全天下的人服務。
可是到底要怎樣做才能成為聖賢呢？做到了什麼程度才能算是成功呢？
按照儒家的標準理論，《禮記·大學》裡的說法，你需要「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啥意思呢？
如果你問的是朱熹，他會這樣教你，你要雙目圓睜，怒髮衝冠，盯著一根竹子惡狠狠地看，看到它都不好意思的時候，就會顯露出本性，然後你就能找到自然界運行的規律，也就是天理這個東西。
這樣你就可以去除自己的私心雜念，思想裡沒有了一點點污垢之後，你就算是聖賢了。
但是如果你要問王陽明的話，他會告訴你，朱熹的說法純屬扯淡，難道他的眼睛是X光機嗎？
當年我對著竹子看了幾個月，沒把竹子看得不好意思，差點把自己看成了對對眼，還是沒有找到天理這個東西，所以這法子不靈。
那該怎麼辦呢？
王陽明會這樣告訴你，天理這東西，其實就在你心裡，只要你去發掘出自己內心的善，並且按照它的指引去做，那你就找到了天理。
如果你接著追問王陽明，我怎麼知道我發掘出來的，到底是不是善呢？需不需要一個人來評定一下呢？
這時候王陽明會拿出一枝花來，他問你，你沒看到這枝花的時候，你會當這一枝花的存在嗎？當你看到了這枝花的時候，難道你感受不到它的美艷動人嗎？
然後你就恍然大悟，原來我覺得我悟到了天理，那就是天理了唄。
說到這裡，有些讀者可能有點迷惑了，什麼亂七八糟的玩意兒，這和日本能不能走向現代化，有多大的關係？
關係太大了，甚至是決定性的。
按照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的定義，一個國家是不是走進了現代化，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指標，就是他的國民，是否認可一個，想象出來的命運共同體，並願意為之付出一切。
那這和上面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學有什麼關係呢？
你信王陽明的說法，你大概率就會成為一個，狂熱的社會活動家。
你若是承認朱熹的理論，那你就很容易變成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看客。
那這為什麼又很重要呢？
因為自從歐洲爆發工業革命之後，決定一個國家是不是現代國家的標準，就是絕大多數的國民，是不是覺得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要不要為這個國家負責。
如果在儒學的語境下，表達同樣這個意思，那就是你是不是個聖賢？
你是個聖賢，你就該為國家出謀劃策，鞠躬盡瘁，你不是個聖賢，一邊涼快著去。
那要是按照朱熹的理論，絕大多數的人，就只能當吃瓜群眾。
但是如果按照王陽明的說法，那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當成國士。
由於日本人信的是王陽明的理論，自然個個都把自己當根蔥，誰都覺得自己是個聖賢，街頭巷尾，到處都是憂國憂民的憤青，這就讓日本人顯得非常奇葩。
舉個例子，俄國計劃修建西伯利亞鐵路之後，很多日本人覺得俄國人圖謀不軌，認為日俄之間必有一戰。
因此當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以皇太子的身份訪問日本的時候，一個叫三藏的警察，為了這個原因，拿刀就去砍他，差點要了沙皇的命。
這一下子就釀成了重大的外交危機，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準備好戰爭，於是天皇趕緊道歉，一個27歲的孕婦，為了給天皇分憂，立刻就自殺，替天皇向俄國人謝罪。
你要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看，這不都是一群重度中二？
但是如果你要從王陽明學說的角度來看，你就能理解，這些人可不覺得自己腦袋有問題，他們都把自己當成了聖賢，這是在為國家捨身取義。
所以當黑船來襲，國難當頭之後，整個武士階層全都躁動不安，出現了大量的行動派。
有的人馬上就爬上了美國船，要跟著美國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的人立刻就把矛頭指向了幕府，醖釀著要刺殺將軍，推翻幕府。
還有的人迅速就跑到中國來調研，想找出失敗的根本原因。
日本政治在此時，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中下層的武士，經常有著極強的主人翁意識，不顧任何代價去自發行動，而且行為非常的極端，裹挾著整個日本社會，不得不發生改變。
而反觀中國，絕大多數的普通知識精英，對鴉片戰爭的失敗無動於衷，畢竟這是朝廷的事，關他們個屁事，大不了就在茶餘飯後罵兩句，昏君無能，奸臣當道，然後該幹啥還是幹啥。
這一下雙方就拉開了差距。
所以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很快就完成了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
這就導致了雙方在甲午戰爭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婦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都把國家的事當成自己的事。
戰爭期間，日本天皇移駕到了廣島，在一個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個板凳的房間裡，設立了總指揮部，白天就在桌子前辦公，晚上就睡在這張桌子上。
而日本各界成立了大量的社群組織，能上戰場的就上戰場，不能上戰場的就掏腰包，日本國民都表現出了極強的主人翁意識。
而反觀中國，主戰的朝廷沒有兵，有兵的李鴻章不想打，其他的人要麼在看熱鬧，要麼在瞎起哄，整個戰爭根本就沒有一場通盤規劃，扭扭捏捏，三心二意。
平壤戰役裡，淮軍大將葉志超，根本就無心戀戰，一門心思想著保存實力，在還沒有分出勝敗之際，居然率軍逃跑。
而北洋艦隊這個護國利器，由於實際上是李鴻章的私人武裝，一直受到了以主張削藩的翁同龢為代表的保皇派，在經費上的刁難，到了真的要打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準備好。
日本全國上下擰成了一根繩，而中國完全是一盤散沙，雙方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日本已經有了民族認同，全體效忠的是以天皇為代表的國家。
而中國軍隊雖然表面上歸屬於朝廷，但實際上要麼聽命於李鴻章，要麼聽命於湘軍大佬，沒人聽從皇上的命令，還是個前現代國家。
所以到底是信朱熹的理論，還是信王陽明的學說，到了這個時候，那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那「心學」既然這麼牛逼，為什麼日本還是走上了邪路，最終失敗了呢？
這正應了一句俗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心學」既然能幫助日本形成民族主義，那也就會催化出極端民族主義，最後變成徹底的民粹主義。
而民粹主義必然會結出軍國主義這個惡果。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日本儒學的演化，以及最後為什麼，會成為軍國主義的幫凶。
其實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一帆風順，它也發生了大量的社會矛盾，比如財政窘迫，武士階層的安置問題，廢藩置縣後的權利爭奪等等，一樣是一地雞毛。
相比於這些問題，日本政府還遇到了一個更大的挑戰，那就是隨著西方思想的不斷湧入，讓日本很多人成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鐵粉，這幫人叫嚷著要再次維新，把日本改造成一個徹底的民權社會。
這種思潮就動搖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因為日本政府，是一個按照儒家理論建立的皇權體制，可是在西洋派看來，這一切就是反動和保守。
那建制派該怎麼辦呢？
日本此時正在開展普及教育，所以爭奪下一代就是雙方鬥爭的焦點。
建制派的第一招是給對方扣帽子，把對方打成反賊。
1879年，由老儒元田永孚撰寫，以天皇名義發佈的《教學大旨》裡，說這些人是：「身為日本之籍，其心欲化異邦之俗，實為國家盜賊。」
一句話，想搞西化的人，都是一群吃裡爬外的傢伙。
可是光罵是沒有用的，必須給個解釋吧？
於是他們想出了「天賦國權，國賦民權」的這麼一個邏輯，而這個邏輯的基礎，是「日本精神，是由神儒佛三道組成。」
天皇是日照大神，儒家是尊皇敬神的，所以你要愛日本，就必須要愛天皇。
但是此時的日本已經接受了西方思想，特別是對現代的科學技術非常著迷，你再拿神神鬼鬼來說事，明顯沒法以理服人。
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論，就面臨著非常大的壓力，必須馬上再次進行現代化升級。
1890年，日本天皇又下了一道《教育敕令》，雖然這道聖旨，依然沒有什麼新鮮玩意，但他們接下來找了一個牛人，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井上哲次郎，讓他來找找理論依據。
於是他就奉教育部之命，在1891年，寫了一篇名叫《衍義敘》的文章，強調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必須要有兩個法寶，一個是人民要有道德，一個就是愛國主義，有了這兩條，日本就會變強大，這是西方所有強國都走過的路。
那人民怎麼樣才算有道德呢？
那就要遵守「孝悌忠信」的儒家原則，這樣國家才能像一個家那樣團結起來，而天皇做為一家之長，那自然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這套說法，借用了以往西方國家強大的客觀邏輯，來解釋天皇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明顯比把天皇當作神仙高明了很多，所以明治天皇看了後大喜，立刻命令刊行全國。
但這並沒有完全平息國內的質疑，真正讓天皇制站穩腳跟的，是日本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的大獲全勝，這讓井上哲次郎的理論，變得似乎無懈可擊。
1905年，日本又打敗了俄國，進一步強化了，以日本現代儒學思想為理論基礎的皇權體制。
但日本的儒學剛過了一個坎，接下來又遇到了一個坡，馬克思主義這時也被傳入了日本，共產主義思想又開始在日本新生的工人階級中蔓延。
面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的雙重挑戰，1912年，井上哲次郎再次接受教育部的委託，對儒家理論進行了又一次升級。
他撰寫了《國民道德概論》，被日本政府作為思想鬥爭的武器，在全國進行廣泛的宣傳。
這套最新的儒家理論，強調日本人應該具備四種美德：
一是日本精神，也就是愛國主義。
二是儒家修養，也就是尊重傳統文化。
三是佛教精神，強調個人的隱忍。
四是西洋文化，要積極地學習西方先進思想。
接下來，他又為日本的國家政治倫理，制定了七個基本原則：
一是國體和政體分離，天皇制是日本的價值取向，政府是具體的施政單位，政府可以更替，但是天皇制不能動搖。
二是忠君與愛國必須一致，愛國就必須尊重天皇制度。
三是弘揚祖先崇拜，這是愛國主義能夠傳承的根源。
四是承認個人從屬於家族制度，是合理和優越的，這是社會互相扶助的根基。
五是尊重皇室先於國民存在的倫理，這是國家的精神紐帶。
六是尊重君臣的名義之分，這是政府能夠順利實施領導的依據。
七是日本國民要盡量地保持一致性，這是日本團結和穩定的根源。
井上哲次郎制定的這些原則，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日本社會。
比如日本企業普遍實施的終身制，就是來自於第四條，個人應該服從家族制度，家族反過來也要照顧個人，而企業在這裡，就扮演了家族的角色。
又比如日本人千篇一律，不愛出頭，特別喜歡隨大流的文化，就是第七條的要求。
看到這裡，也許我們會產生一點點疑惑，日本人做的事雖然有點刻板，但好像也沒有多大的毛病呀，那他們怎麼會走上了邪路呢？
看表面確實如此，但如果我們深究其本質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日本的新儒家思想，在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對抗的過程中，它並不是靠理論和邏輯壓倒了對方，而是靠日本歷次對外擴張戰爭的勝利，來反證它的合理性。
正是因為日本歷次戰爭的勝利，證明了日本新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讓天皇制具備了合法性，反過來，它自然而然地，也會為戰爭這個目標而服務。
所以我們再仔細地看一下，上面的所有原則，我們就會發現，它背後隱藏的目的，就是讓每一個日本人，都能變成下一場戰爭的合格戰士。
這就違背了儒家最根本的目的，以仁義治天下，而變得像商鞅和李斯搞的，儒家極端修正主義——法家的政治原則，只不過是一個現代版的而已。
因此這就導致了日本的新儒家學說，出現了一個致命的軟肋，它是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極端狹隘民族主義，它不是一種普世價值，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因此當日本要參加全球競爭的時候，它的形象，就變成了一個只有武力，沒有思想，面目猙獰的變態狂魔。
再加上日本人，又都是王陽明「心學」的鐵粉，個個都覺得自己是「聖賢」，別人都是狗屁，動不動就要「捨生取義」，這就讓日本的政治生態，特別容易走向極端民粹化。
我們看看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過程，就很容易體會到這一點。
比如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事先根本就不知情，日本關東軍中的一批狂熱分子，外加幾個參謀就策劃了這件事，事發後才把日本關東軍和整個日本政府拖下水。
如此目無法紀，當事人竟沒有受到任何懲處，這在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健全的國家裡，都是不可想象的。
這種民粹主義情緒，讓日本的社會和軍隊中，充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極端派別，什麼血盟團，皇道派、統治派等等。
他們習慣於用暴力手段威脅政客，這導致日本雖然有健全的政府機構，完善的議會政治，但是根本就沒辦法正常運作。
1931年，時任內閣首相的犬養毅，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日本不宜擴大對外戰爭，應該消減軍費，專心解決內部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即便有不同的意見，大家也應該在議會中解決。
但是日本的民粹主義者，不是這麼想問題，他們直接就衝進了他的家，將他射殺。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和統治派在國內政治問題，以及如何侵略中國的計劃上，發生分歧，皇道派直接掀桌子，出動一千四百名官兵，在東京大規模地屠殺政治上的對手。
日本的這種目無紀律，以下克上，動不動就搞暗殺的習慣，從明治維新開始就存在，而且根本就無法解決，因為這些極端民粹分子，一點都不怕死。
而這背後的思想支撐，就是王陽明的「心學」，我覺得我是聖賢，那我的看法就是正確的，我就要為國盡忠，殺死我心目中的壞人，給其他想「做惡」的人一個警告，即時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這導致日本的政治家，始終生活在民粹主義的威脅之下，根本就不敢違背他們的意願，只能向他們低頭。
而極端民粹主義發展到最後的結果，就是軍國主義。
當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的新儒學，這種只是狹隘的愛國主義，不是普世價值的理論，立刻就把短板暴露無遺。
因為在此時的世界上，存在著兩個更有說服力的普世價值，一個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另一個就是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
無論你是什麼膚色，什麼種族，這兩種思想之中，必有一種能打動你。
日本雖然喊出了大東亞共榮圈，喊出了驅逐白人殖民者這些口號，但是它在佔領區，還是得不到當地人民的支持。
因為日本的新儒學，拿不出讓大家發自內心相信的普世價值，也就很難同化其他人。
特別是在中國，雖然日本企圖把自己打扮成，中華文化的傳承者，把侵略中國說成是一場，再造中華文明的運動，但並無卵用。
因為此時的國民黨，信仰的是三民主義這個西方思想的變種，共產黨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這兩種思想都更有競爭力，日本人無法與之對抗。
再加上日本軍隊，本來就是日本民粹主義思想的大本營，導致他們充滿了戾氣，極端的殘忍，這就更加激發了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抗日的決心，所以日本必敗。
雖然日本最終走上了邪路，變成了人類的公敵，最後一敗塗地，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至少證明瞭一點：
儒家政治不僅僅可以快速和現代世界接軌，而且非常的高效，前提是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日本的例子很像中國的秦朝，靠著儒家思想的一個變種，快速地崛起，然後又迅速地滅亡。
但正像我們反復強調的那樣，儒家思想是一個操作系統，他是一棵大樹，所有具體的理論，都只不過是這上面的實用軟件而已，有可能會結善緣，也有可能會種惡果。
儒家思想在當今這個時代，要想再次引領人類的文明，就必須回到本源，重新發展出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價值，而這也是中華文明，實現偉大復興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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