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一年了

一年了，戰火延續戰火，報復連著報復。去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戰止戰」的以色列，本想拉起安全網，卻加固了仇恨鏈。

這一年，發生了什麼？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此輪巴以衝突不同以往，其持續時間之長，烈度之大，後果之嚴重，均前所未有。10月1日，伊朗向以色列發起導彈襲擊，是當前中東前所未有的混戰狀態的最新注腳。衝突和危機，正朝著全面升級方向發展演變。

衝突延宕給中東帶來什麼？

第一，巴以衝突給加沙地帶帶來前所未有的人員和財產損失。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後，以色列針對加沙地帶進行瘋狂報復，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和經濟損失。巴勒斯坦衛生部9月23日公佈的數字顯示，巴以衝突已造成41455人死亡，95878人受傷。

《柳葉刀》雜誌9月估計，加沙衝突的實際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8.6萬人。加沙地帶將近90%的基礎設施遭到損毀，當地經濟受損嚴重。聯合國貿發會議9月12日報告稱，截至今年年中，加沙地帶GDP不到2022年水平的1/6，2/3以上工作崗位流失，80%至96%的農業設施被摧毀。

第二，以色列的四面出擊同樣反噬自身。

今年8月的一組數據顯示，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已有690名士兵死亡，4306人受傷（估計實際傷亡數字遠高於此）。此外，由於安全環境惡化和勞動力嚴重短缺，估計有數萬家以色列企業倒閉。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將以色列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降至「A」。

許多以色列民眾對總理內塔尼亞胡無視人質安全、執意擴大戰端的做法極為不滿。今年9月，以色列爆發7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國際上，以色列備受國際社會指責，多個國家與以色列斷交或召回大使，南非等國在國際刑事法院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對內塔尼亞胡進行國際通緝。

第三，衝突引發多重外溢效應，並呈全面升級態勢。

巴以衝突爆發前，中東地區曾出現難得的「緩和潮」，和平與和解開始取代戰爭與衝突，成為中東局勢的新特徵。然而，突如其來的巴以衝突，尤其是以色列在此輪衝突中的種種過火做法，不僅招致阿拉伯國家的嚴厲譴責，導致阿以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止，還引發以伊朗為代表的「抵抗軸心」採取前所未有的協調聯動，與以色列開展正面對抗。

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武裝等，頻頻向以境內發射導彈和無人機，試圖借此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也門胡塞武裝在紅海頻頻襲擊涉以船隻，不僅影響以色列獲得物資補給，同時也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第四，戰爭形態極端化趨勢備受爭議。

即便在上述情況下，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非但沒有適時停手，反而更加不計代價乃至走向極端。

一是作戰範圍擴大至整個「什葉派新月帶」。在加沙衝突尚未終結的情況下，以色列又對黎巴嫩真主黨發動全面進攻，同時還對敘利亞和也門胡塞武裝發動零星空襲，中東衝突出現多點升級態勢。

二是行為方式屢屢突破道德底線。以色列在戰爭中不僅延續了此前頻頻打擊平民目標的過火做法，還公開對納斯魯拉等真主黨領導人「定點清除」，並開創了將傳呼機等民用設備武器化的先例。以色列領導人還公開煽動伊朗民眾起來反抗本國政府，並禁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入境以色列。

以色列一系列的強勢操作最終迫使伊朗親自下場，向以色列本土發射了200多枚導彈，這又使中東衝突繼續朝著失控升級的方向發展。

「絕對安全」與「遠交近攻」

中東衝突持續升級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以色列因素」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從對外戰略看，追求「絕對安全」是導致以色列黷武好戰的直接原因。在相當長時期內，「被趕下大海」的危險一直是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安全噩夢。因此，以色列總是基於「最壞情況」考慮構築安全戰略，將確保「絕對安全」作為戰略目標，而軍事手段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優先選項。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曾指出：「由於邊境周圍到處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變得無法區分。」

進一步看，以色列的安全戰略具有先發制人、境外禦敵和「不對等報復」的特徵。為實現「絕對安全」，以色列曾屢屢主動挑起戰爭，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等。

與此同時，為避免地區反以力量持續對其發動打擊，以色列採用了「不對等報復」的恐嚇性政策，即通過給對手造成不成比例的人員傷亡來進行震懾，使他們因代價巨大而不敢輕易襲擊以色列。例如，2006年7月，以色列僅因真主黨綁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傷亡、100萬人流離失所。

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正是這種不對等報復戰略的最新案例。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策動的「阿克薩洪水」行動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數百名人質被扣押。面對這一幾十年不遇的重大人員傷亡，以色列的第一反應就是對哈馬斯和加沙平民進行瘋狂報復。在很大程度上，加沙地帶數以萬計的巨大人員傷亡正是以色列有意為之的結果，其目的就是通過這種不成比例的瘋狂報復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輕易招惹以色列。

從內政角度看，以色列政壇右翼化導致其對外行為日趨強硬化。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現任領導層依賴一個從持續升級的敵對行為中獲取政治利益的聯盟。內塔尼亞胡政府將衝突視為加強民族團結和轉移對國內爭議問題注意力的手段。在巴以問題上，以色列從「土地換和平」轉向「安全換和平」，即通過強力打壓反以力量，確保以色列自身安全和地區和平。

在地區政策上，以色列採取「遠交近攻」的做法。

一方面和那些與以色列沒有直接利害衝突的阿拉伯國家謀求關係正常化，以此避免被置於外交孤立的處境。

另一方面，對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等鄰國動輒訴諸武力，尤其是通過興建非法定居點蠶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據歐盟相關報告，2021年，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地區共建造22030個非法定居點，特別在東耶路撒冷地區，猶太人定居點從2020年的6288處大幅擴張至2021年的14894處。正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高壓政策，最終導致了「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發生。

「阿克薩洪水」行動打破了以色列虛幻的安全神話，也使內塔尼亞胡「安全先生」的形象受到嚴重挑戰。為延續政治生命，內塔尼亞胡選擇「將戰爭進行到底」，通過使以色列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從而使自己在戰時內閣中繼續執政，並借助戰爭勝利增強權威。

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還試圖通過接連發動戰爭極大削弱乃至徹底消滅哈馬斯、真主黨等地區反以力量，甚至在必要時強拉美國下場，一勞永逸地消滅包括伊朗在內的地區安全威脅。在這種背景下，以色列不僅在巴以衝突中不肯罷手，還通過製造傳呼機和對講機爆炸事件及針對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的暗殺行動造成黎以衝突全面升級，並最終招致伊朗對以色列本土的大規模導彈襲擊。

力量對比失衡影響深遠

通常來說，力量均衡意味著和平穩定，力量失衡則易使強大一方因缺乏制衡而更傾向於挑起衝突與戰爭。這同樣適用於分析當前的巴以問題。

從地區層面看，阿以力量對比失衡導致以色列肆意妄為。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阿拉伯世界內部團結一致，軍事和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因此這一時期以色列的地區政策總體比較節制，謀求和平是當時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優先選項。

然而，20世紀70年代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與以色列單獨媾和，使阿拉伯世界內部出現巨大分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使阿拉伯世界內部再次出現分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國家之間也同樣出現內耗。

阿拉伯世界面對以色列很難形成合力。當前以色列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的肆意妄為，就是缺乏外力制衡下的必然結果。

從全球層面看，美國的偏袒縱容導致以色列毫無顧忌。蘇聯解體後，美國在中東地區一家獨大，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鐵桿盟友，對外行為變得無所顧忌。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上基本不存在可以用強力手段抑制以色列地區擴張的力量。

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從全球戰略出發，事實上並不願意巴以衝突長期持續，更不希望衝突外溢與升級，因為這會妨礙美國將其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分散美國集中力量遏制中國的戰略考量。然而，美國仍在關鍵時刻總是不遺餘力地力挺以色列。新一輪衝突爆發後，美國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與此同時，美國還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公然為以色列背書。

巴以衝突爆發後，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召開會議，譴責以色列野蠻行徑，並敦促雙方盡快停火止戰。美國則在聯合國多次否決譴責以色列的相關決議。可以說，正是由於美國的無原則偏袒和支持，才使以色列有恃無恐，屢屢突破國際法基本法則和人類社會的價值底線。

以色列的黷武好戰，並未使以色列變得更加安全，反而使其處境更加凶險。試圖徹底消滅哈馬斯、真主黨，注定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而暗殺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和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的「定點清除」戰術，也不可能真正削弱對手的戰鬥力，反而會激起這些反以組織更加猛烈的報復。

從深層看，以色列軍力雖強，卻國力有限。當前內塔尼亞胡政府四面出擊、四面樹敵，乃至表現出戰爭常態化趨勢，由此造成的巨大物力和人力資源消耗顯然是以色列有限的綜合國力所無法承受的。以色列謀求以戰爭手段實現“絕對安全”，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