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歷來被認為是導致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國際上廣泛採用基尼係數測量一國內部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狀況。當一國基尼係數高於0.4時，表明該國社會可能將處於不穩定狀態。
當我們回溯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就會發現，這種擔憂的確不是空穴來風。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趕超經歷可謂該現象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紀80年代，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兩國的基尼係數就已經徘徊在0.45左右，而到了90年代末，兩國基尼係數更是躍至0.50。高度的貧富分化，將兩國帶進「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歷了短暫的經濟起飛階段后，紛紛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與社會動蕩期。美國著名學者默頓曾尖銳地指出，在很多國家，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雖然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加大卻給人們造成了「相對剝奪感」。換句話說，人們能忍受「共同貧窮」，卻不能忍受「低人一等」。
相比之下，歐洲很多國家卻能將基尼係數保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這並不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人們的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因為國家福利政策，這隻看得見的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福利政策拉平了因為收入差距造成的不公。然而，這種高福利政策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靠政府救濟生活的懶人越來越多，結果高福利政策也越來越難以為繼。
在這兩種模式的參照下，新加坡顯得十分與眾不同。一方面，不同於置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新加坡在貧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根據美國學者索特的研究，新加坡的基尼係數從2007年起，始終保持在0.4左右。也就是說，新加坡的貧富差距狀況，在五年前就已經接近或達到國際預警線。
另一方面，不同於歐洲國家，在社會福利供給上，新加坡政府表現得有些「吝嗇」。生活在新加坡，公民個人福利賬戶中的積累，全部需從每月工資中，按一定百分比強制扣取。從政府方面，公民幾乎拿不到任何在養老金、醫療保險金等基本福利項目上的財政支付。看病、養老，主要依靠個人和家庭。這種政策鼓勵公民要對自己負起責任，對自己福利賬戶的錢謹慎安排。也正是因為如此，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各行各業，都能看到一大批年邁的勞工。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貧富分化對於社會穩定其實並不重要？回答這一問題，恐怕還需要我們對新加坡經驗進行更加細緻的觀察。
拓寬我們對社會救助、福利補貼的傳統理解，就會發現，新加坡的政策中蘊藏着大量的「類福利」政策。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其住房與教育政策。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早已經聞名於世。秉持着「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新加坡從建國之日起，便將住房政策作為了一項基本國策。向社會提供低成本、並享有政策補貼的組屋，便成為了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執政要務之一。如今，95%的新加坡公民都擁有自己的住房。與此同時，通過對房產的大力興建，一大批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也隨之得以解決。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更是不遺餘力。建國后，新加坡政府對國民教育的投入，始終未低於政府支出的20%。1963、1964年的教育支出，甚至達到政府支出總額的32%。大量的政府投入，體現在公民身上，便是極輕的教育負擔。
從新加坡的故事中，或許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大膽的推測：社會貧富分化對於社會穩定的影響，便不再那麼具有威脅性。有恆產者，有恆心。社會之不穩定，並非源於極貧者與極富者的差距，而是源於貧者是否享有基本的「恆產」。滿足人民需要的，其實有時候並不那麼多。他們渴求的，只不過是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住有所居罷了。然而回望歷史，又有幾個國家能真正做到呢。 ■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