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今天的伊拉克，幾乎所有對中東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大搖其頭。分裂、動亂，教派衝突、將這個國家攪的勢是天翻地覆，尤其是這兩年異軍突起的ISIS恐怖組織，更將這個這個曾經的中東強國，帶入極大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為什麼伊拉克會混亂至此？肯定有一些讀者會下意識的說：這都是美國人搞的鬼。這位世界霸主向來是走一路禍害一路，伊拉克不過是其霸權主義下的又一個冤魂罷了。
在雲石君看來，這話說的當然沒錯，但遠遠沒有揭露問題本質。雖然美國人確實發動了兩次海灣戰爭，給伊拉克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自打薩達姆政權垮台後，美國在伊拉克還是很做了些事：不僅有大量的駐軍穩定局勢，對伊拉克政府和社會重建也投入了巨大心血——這一切雖不能證明美國真心想讓伊拉克富強，但至少可以說明，美國人也沒打算讓伊拉克搞到今天這種遍地狼煙的地步。
那麼，是伊拉克太窮，大家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的確，這些年伊拉克確實比較窮，但之所以如此，並不是這塊地方天生鳥不下蛋，大家稍遇災禍就只能搶別人碗里的飯來吃。相反，伊拉克是整個中東地緣條件最好的國家——它位於伊斯蘭世界，乃至整個亞歐大陸的地緣中心，是傳統商路必經之地；兩河流域地勢平坦、水流相對豐沛，是整個中東最具開發價值的地緣板塊。再加上伊拉克石油資源十分豐富，這也就是說，無論是工、農、商還是出賣資源，伊拉克都有足夠的資本養活自己。所謂的窮，不是混亂的誘因，而是混亂導致的結果。
既然如此，為什麼薩達姆政權覆沒十幾年了，伊拉克還是這麼混亂不堪呢？
在雲石君看來，這與現在伊拉克政權所採取的民主體制有着極大的關聯。正是因為這套看上去很美的西式民主體制，才導致伊拉克在薩達姆倒台後的十幾年裡，不僅無法實現和平，反倒矛盾日益激化，甚至讓ISIS趁虛而入，最終導致了今日的困局。
看到這裡，肯定大家又有疑惑了：伊拉克既有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教派衝突，又有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的民族矛盾，通常來說，這種內部存在較大分歧的國家，民主是遏止衝突的最佳體制。
在民主體制下，各派勢力的矛盾可以通過政治渠道加以解決，這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將矛盾升級為暴力衝突。相反，在專制體制下，由於缺乏民主緩衝閥，各派衝突的紓解渠道大大縮窄，這會讓彼此矛盾越積越深。當積累到一定衝突，便只能以暴力的形式展現出來。
緩衝閥作用，是民主制度的一大特點，也是相較於專制體制的一大優勢所在。但在伊拉克身上，這似乎完全調轉過來。
在薩達姆時期，伊拉克是典型的專制乃至獨裁體制，但雖則如此，社會還是總體穩定。甚至，在海灣戰爭后，伊拉克遭到國際社會制裁，經濟出現嚴重困難，這種穩定依然得以保持。直到薩達姆倒台，伊拉克民主化進程開啟，動蕩的魔盒才就此打開，並愈演愈烈，直到今日之地步。
當然，薩達姆時期的穩定，與政權對異己勢力的強力壓制密不可分，是以剝奪被壓制勢力的部分權利為條件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就算是這樣，也比整天戰火紛飛，各派互相仇殺要強——被壓制起碼還能夠正常生存，現在這麼混戰一團，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終日。
為什麼被西方標榜為先進的民主制度，在伊拉克反而成了禍水？這與伊拉克的地緣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在之前雲石君已經提到過，伊拉克存在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教派衝突，以及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的民族衝突，這種衝突的存在，使伊拉克內部分裂為什葉、遜尼、庫爾德三大勢力。
而與此同時，三大勢力也各有勢力範圍：什葉派主要聚居在位於伊拉克東部與南部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遜尼派則在中部和西部的阿拉伯高原；庫爾德則在北部山林。三派勢力範圍涇渭分明，在自己所處的地區都有絕對規模優勢，這種格局的形成，使這三派的矛盾，帶有十分明顯的地緣衝突色彩。
這就比較麻煩了。如果這三大派別混居在一起，那還好說點。在這種情況下，各個派系內部由於地理分佈上的支離破碎，使他們在組織發動方面的能力就大打折扣，難以聚合到一起。
這樣的話，政府只需要有足夠的資源給下層民眾兜底，然後再保證一定的階級流通性，就不怕他們組織到一起鬧事——美國的黑人和拉丁裔之所以鬧不出什麼大亂子，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對伊拉克這種佔據中東最富庶板塊的國家來說，只要社會能正常運轉，籌集足夠的維穩資源並不是什麼難事。
但三大派別各據一方，這就比較麻煩了。由於各地緣板塊的發展潛力存在差距，所以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其生活水平自然也會存在差異。而這種地區差異，又被民族、教派等文化因素強化，其性質頓時發生了變化，成為教派、族群之間的矛盾。
這下矛盾就激化了。因為文化層面的隔閡，使得教派、族群矛盾遠比階級難對付。再加上三大派別各有自己聚居區，組織煽動相對便捷，容易整合出政治乃至軍事力量，這就增加了他們鬧事的底氣——實在不行老子操傢伙開干。在大家各有根據地、大後方的情況下，各派都敢於投入更多本錢參與博弈，而不願輕易妥協。
更關鍵的是，這種各佔一方的格局，使在內部博弈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一方，很容易產生跳出原有框架，獨立成國的念頭——比如庫爾德人；而這又必將遭到強勢方的全力打壓。這反過來，就壓縮了通過政治手段和平解決問題的轉圜空間。
當然，如果三者中有一方佔據絕對優勢，那也可以憑着自身強大實力，對其他兩派形成威懾，這樣的話，能在相當程度上迫使其他勢力放棄暴力抗爭的念頭——即便最終不能，強勢一方也有能力迅速穩定局面。
但伊拉克卻沒有這樣的絕對強者。三大派別中，庫爾德人實力稍弱，倒也罷了。什葉與遜尼兩派大致旗鼓相當（什葉派佔總人口五成出頭、遜尼則差不多四成），沒有哪一派擁有絕對優勢——這也就意味着，伊拉克在內部社會結構層面無法形成天然制衡。
民主的緩衝閥作用也是有局限的。貧富差距的天然存在，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的存在階級衝突。而一旦這種階級矛盾，被種族、民族、宗教等標準作區分，那麼階級矛盾的風險就會顯著上升。弱勢一方會產生明顯的先天性族群意識，進而抱團抵抗。
這種情況下，要麼某一方佔據絕對優勢，憑硬實力逼其他方不敢鬧事，要麼大家混居在一起，不便以族群為標準大範圍組織發動。伊拉克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在此基礎上，要想國家維護穩定，就必須嚴重依賴政府威權，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大威懾力，壓制不滿，逼迫各方都遵循各族群都在政府劃定的合法框架內爭取自身權益——即便這種劃定不可避免的會因統治者自身的族群屬性而有所偏頗，但只要不太過分，那麼至少，可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正常運轉。如果貿然放開民主，各派互不相讓，那麼動亂很難避免。
所以，對伊拉克這種多族群並立，且各族群聚居區涇渭分明的國家來說，專制其實是維護國家統一和內部安定的最不壞手段。
專制意味着高度的中央集權，這固然會影響到一些弱勢派別的利益（比如薩達姆執政期間，什葉和庫爾德就受到壓制），但是，當權力高度集中后，統治者就可以憑藉強力，維持社會的穩定。
社會穩定是開展經濟建設，進而增強國力、提高人民整體生活水平的前提。雖然這麼說，並不代表着社會穩定就一定能帶來這個結果（被美國制裁期間的伊拉克，就算內部穩定，也不可能有什麼發展）；但如果缺乏穩定，就像現在的伊拉克一樣，那一切都無從談起——而這正是在伊拉克搞民主的必然後果。
這種邏輯最典型代表就是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國內人口、族群結構與伊拉克相似。在「南共」威權時代，憑藉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尚可保證穩定。但隨着蘇東劇變，南共威權瓦解，國內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穆斯林三族遂爆發大規模內戰，最終釀成長達10年的種族衝突和滅絕的人倫慘劇。
不過伊拉克並沒有走到南斯拉夫這一步。雖然薩達姆政府瓦解后，國內衝突不斷，但並沒有爆發大規模內戰，國家也沒有像南斯拉夫那樣分裂瓦解。之所以如此，與美國的強勢介入不無關係。不同於當年挑唆南斯拉夫分裂，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略是維護其國家統一。因為美國的這一態度，使伊拉克避免了分崩離析的厄運。
美國的這種思路，雖然一定時期內發揮了些作用，但最終沒有獲得成功。今日之伊拉克，不僅有ISIS氣勢洶洶，而且什葉派還跟伊朗、俄羅斯勾勾搭搭，這從哪一方面看，都標誌着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沒有達成其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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