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後，得益於穩定的貨幣環境，歐洲一體化起步，東亞模式崛起，殖民地紛紛獨立，各國都在各自的路徑上打造現代性。穩定的石油價格正符合歐美日的利益，而實現了主權的殖民地們也繼續廉價地輸出自己的資源來換取國家發展的初始資本。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比較優勢」的概念有了新的發展。
由於加入國際競爭的經濟體的發展水平很不一致，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的差異成了構成相對優勢的最大要素。信息和技術的優勢能獲得更高的利潤，但他們容易複制和傳播，他們的進步使得企業有可能將制造商品的各個環節分解開來，分佈到全世界，從生產要素而不是成品上尋求相對優勢。跨越國境的不只是商品，還包括商品的生產流程。各國選取的發展路徑、美蘇冷戰的佈局加上「比較優勢」的差異，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的國際貨幣環境下，形成了第一次全球大分工的格局：消費國、生產國和資源國這三個大集團的雛形也基本形成了。
信用貨幣體系下，美國成為了全球貨幣政策的實際制定者，美元霸權的全新模式開始驅動全球經濟，整個世界都開始為綠紙片瘋狂。美國的貨幣，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日本和西歐的技術，中東和俄羅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場；各主體入局的時間雖然各不相同，但美國在這套模式中通過鑄幣權和技術開放的優勢，始終居於食物鏈的頂端，並引領了「盎格魯——薩克遜」經濟體們的狂歡。
生產國不一定要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日本和德國就是發達生產國的代表，而南美和東歐的一些新興經濟體也常常背負著經常賬戶赤字。但是，消費國的集中度則比生產國高得多，他們的領導者就是居於國際貨幣體系核心的美國，其它主要則是引發歐債危機的南歐國家。最後，與生產國綁在一起的資源輸出國經常賬戶也是長期順差，且其幅度變動與生產國往往一致。
資源國的出口與生產國綁在一起，既受到消費國的制約，又被拴在美元驅動的價值鏈上。美元供給的每次擴展都直接導致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上漲，這增加了生產國的成本，削減了他們的儲備，並造成了輸入型通脹。隨後到來的美元貶值更直接降低了生產國和資源國儲備的實際購買力。
這種國際經濟中的三元結構在美元霸權的驅動下，導致了一個世界擴張的成本最終由其它兩個世界承擔：最被動的是資源國，最痛苦的是生產國（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型生產國，買什麽什麽漲，賣什麽什麽跌），而消費國則憑借國際鑄幣權，始終位於食物鏈的上端。就如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些明麗奇幻畫面背後隱含著的陰暗人性一樣，三個世界貌似和平、繁榮的自由貿易背後，是一條全球經濟殘酷剝削的食物鏈。
消費國：鑄幣者的狂歡
美國是消費國的絕對代表，而其它長期保持外部赤字的國家也都與美國類似，印刷貨幣，累積債務，輸出資本，在刀刃上尋求平衡。對外方面，美國的戰略還有一個重要拼圖，那就是「戰爭出口」，以及附帶的民主價值觀和美式和平。從冷戰、朝鮮戰爭、越戰、中東戰爭，再到海灣戰爭，從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國不僅可以通過局部戰爭實現制約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還可以控制遠離美洲大陸的石油命脈。
以戰爭輸出和軍備競賽，美國為全球創造了非常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印刷美元和國債發行，美國又為全球創造了寬鬆的貨幣環境。當需求不足時就進行星球大戰般的財政刺激，當貨幣趨緊時就進行格林斯潘式的貨幣擴張。Don ’ t Worry，Be Happy！山姆大叔會為大家解決所有問題。
美國人不是天生愛消費的，但尼克松對美元貨幣紀律「善意的忽視」以後，美國人就有了一張永遠不會透支的信用卡，任何赤字都可以由國外那些「不成熟的債權人」埋單。於是美國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消費欲望。美國不需要外匯儲備，也不需要儲蓄，甚至不需要財政紀律，美國需要的是一個貌似獨立的美元霸權守護者——美聯儲。
從根本上來說，美國的赤字和債務並不起源於無節制的消費，而是起源於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需要，借債最初是為了印錢。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國際貨幣，在美元本位制下，發行貨幣的擔保是美國政府的信用而不是黃金。
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因為沒有足夠的商品和資本輸出相抵對沖，美國政府必須向國外借債以保證美元的信用。國外企業通過貿易得到美元，在本國不能消費，於是通過央行再貸給美國。美國政府將這筆美元反過來用到國內。於是，美國每發行 1 塊美元，在世界上實際上創造出 2 塊美元的信用。1 塊錢變為國外政府持有的債務，1 塊錢返回美國消費。
在這個循環里，不是消費導致債務，而是債務促進消費。這就像銀行中，是貸款生成存款，而不是存款生成貸款。國際上有對美元的需要，美國政府就得印錢，這些錢通過貿易和對外投資輸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又通過購買美國的債務回流。
於是，美國在紙本位時代的國際經濟體系內只做兩件事情，一件是通過經常賬戶透支，對外支付美元，也就是向國際市場注入流動性，另一件事是通過財政赤字衍生債務，再讓部分流動性回流到國內，而這些赤字的背後往往是政府消費，對應的是美國積極的財政政策，甚至是對外戰爭。但是，美國低估了遊離在離岸市場的資金實力，更小看了投資銀行金融創新的力量。
當然，為了保證這套體系的持續性，美國也不會做得太露骨。當其經常賬戶逆差處於不可持續狀態的時候，美國可以有三種調整的辦法：一是勸說或迫使其他國家調整宏觀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貶值，三是調整美國國內政策。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一是上策，二是中策，三是下策。
歷史上，美國對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屢試不爽。1971 至 1973 年的「尼克松震蕩」讓布雷頓森林體系積累的矛盾爆發出來，主要國際貨幣紛紛對美元貶值。1977 至 1978 年卡特總統提出「發動機理論」，要求盈餘國家刺激國內需求，為世界經濟增長承擔責任。冷戰背景下出於對美國的依賴，西德和日本在波恩首腦峰會上不得不屈從於美國得要求，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讓這種調整以危機的方式完成了。1985 年後針對日本和西德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更是美國聯合其它消費國對生產型國家匯率直接幹預的最好例證。對於自己後院的拉美國家，美國提出了「華盛頓共識」，主張新自由主義；對應的措施則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以確保他們成為美元的附庸。
生產國：痛苦的均衡
如果說消費國產生的根源是貨幣特權的話，生產國的產生則來自國際分工。根據國際分工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貿易失衡本來就具有階段性發展的特征：美國建國後貿易長期逆差，而後在 1874 至 1970 年中有 93 年順差，1973 年後又持續 38 年逆差；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連續 60 多年順差；日本從 1981 年以來也連續 29 年保持順差；韓國的貿易除了在 1997 年外，也保持了 40 年的順差。
在美元霸權進化的時期，世界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美元驅動的全球化分工體系，這也培養了一些代表性的生產型經濟體：德國（1960~1990），日本（1965~1985）和中國（1980~2010），這些國家在其貿易輸出的巔峰期，其經常賬戶順差佔全球之比都曾超過 20%，他們的出口在全球的佔比也一度達到 10%。德國、日本和中國先後面臨過外部失衡的問題。
這些最大的順差制造者之所以表現出「新重商主義」特征，主要是由其基本面因素導致的全球分工決定的，如中國的資源與成本優勢，德國的地緣與區域一體化背景，日本的精密制造與工藝技術等等，但是各自選擇的匯率均衡策略卻完全不同。德國和日本這兩個美國為了抑制社會主義陣營擴張而在二戰後布局的工業分中心，在美元本位的體系中逐步成長為區域經濟的領頭羊，並成為第一批生產國的代表。德國與法國一起引領了歐洲的一體化，新生的歐元也超越了馬克和法郎，對美元的地位形成了擠壓。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模式更是在亞洲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高速成長的奇跡。
西德和日本的資本賬戶開放後，馬克和日元提供的儲備貨幣選擇就開始對美元形成了擠壓。盡管西方國家內部利益衝突日益顯著，但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既不敢也不願與美國激化矛盾，這既有歷史的依賴，也有相互投資形成的資本交錯和防衛需要。
隨著來自前蘇聯的共同威脅的逐步消除，美日之間的利益衝突逐步上升為美國的主要矛盾之一，其代表性事件就是美國強硬地通過「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由於日元大幅度升值迅速下降，而日本政府為了緩和升值，采用了低利率政策，又導致了泡沫經濟，以地產和資本市場成為破發點，泡沫崩潰後就是長期的停頓。日本出口的世界市場份額迅速被亞洲四小龍替代和瓜分，可以說日元的升值犧牲了日本的貿易，而日本的犧牲成就了東南亞經濟的奇跡。
為了應對長期的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從 2001 年開始進行了長期的量化寬鬆政策。日本則讓低利率的日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拆入貨幣，以套息交易導致的日元貶值對沖其經常賬戶盈餘導致的升值壓力。交易者借入低息日元並在外匯市場上拋售買入其它高息貨幣，這種套息交易平抑了貿易順差導致的日元升值壓力，這也成為日元匯率均衡的主要特征。
但目前歐美同樣奉行長期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日元不再是主要的拆出貨幣，大量的套息交易被解除，這與後危機時代再次出現的貿易順差一起，抬升了日元匯率。對日本走出目前高收入陷阱至關重要的經濟增長卻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出口擴張，在金融危機經濟下滑後，日本對出口複蘇更加重視，當日元事與願違地不停升值衝擊新高時，受過「廣場協議」傷害的日本當局無法坐視不理，甚至一度對匯市進行了直接幹預。但日元已經積重難返，過去這種長期的非正規均衡手段的反饋讓日元匯率不斷衝擊新高，日本政壇的波動也導致政府無法拿出長期而有效地策略應對這種致命的反轉。
德國的匯率均衡策略更特殊，歐元出生以來，德國用歐元區對外貿易的整體平衡來掩蓋自己長期的貿易盈餘，準確地說是南歐國家的貿易逆差被中北歐貿易強國的順差抵消，這使得德國可以長期保持區內外最大順差制造者的地位，而歐元卻不會有升值壓力。歐元像是生產型貨幣與消費型貨幣的矛盾混合體：北部生產，南部消費。德國在建區之初的擴張欲望讓歐元區混入了不符統一貨幣條件的國家，如希臘和葡萄牙，從而引發了歐元的危機。而德國有意的拖延了最後出手時刻，一個弱而不倒的歐元和乖乖聽話的鄰居最符合德國的胃口。
德日的對外均衡策略在這次全球危機後相繼崩潰了，作為新興貿易大國的中國雖然堅持了下來，但仍然不得不接受人民幣長期緩慢升值的現實。與德日不同的是，人民幣最大的特點是其有限可兌換性，並且有明顯的生產型貨幣特征：貨幣擴張以實體經濟增長為基礎，有強大的產能和外匯儲備支持，並且還有健康的對外資產負債表和潛在的龐大市場。面對長期貿易順差下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中國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更多地體現為控制下的均衡。盡管對於美元本位，日本不相信，歐洲不相信，中國也不相信，並施展自己的騰挪絕活，但這一次都被美國為了自家利益，被頂到了墻角上。
當一個不受美國控制的超大型生產國不能發行國際貨幣的時候，美國真正的麻煩開始了，這就是來自中國崛起的威脅。
作為與美國對應的這次全球失衡的兩極之一，我們有必要認真地分析一下中國引領的亞洲崛起在美元霸權模式中的作用：美國的「雙赤字」，中國的「雙順差」，國際市場上剩餘資本的積累，在這些矛盾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因素一直都在。
進入 21 世紀，中國引領了亞洲再次升騰後，這些矛盾加速激化。中國的出現多少有些偶然，開始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最初嘗試。盡管中國是比四小龍還晚出現的後來者，但其規模龐大的生產要素迅速被西方資本利用。FDI 進入中國，發達經濟體的部分實體產業逐漸向中國轉移。
中國被西方納入國際分工體系後，既為其提供消費品，又為其提供銷售市場和投資利潤。中國也在代工的微薄利潤中開始了和平的原始積累：從 OEM 到 ODM 再到 OBM 的過程很順利，在積累初期，加工貿易和轉口貿易的附加值都很低，中國貿易走的是絕對優勢路線。
經過大約 10~15 年的代工學習，中國的民族產業開始先後畢業，開始進口替代、模仿生產再出口替代，並最終有自己品牌，有些領域還有了自主創新能力。同國外產品全面展開競爭時，低端產品中國制造一度全勝。其實，亞太出口導向策略戰勝拉美進口替代策略的核心就是順應了美式全球化潮流，一時需求巨大所致，然後才是發揮比較優勢和山寨型學習。
中國的開放最初讓美國充滿了狐疑，也讓其它亞洲經濟體措手不及。1980 年代初期的東西國際分工是仍然是傳統二元經濟的國際化，亞洲的新興經濟體相當於勞動力無限供應的傳統部門，在中低端產品市場進行激烈競爭，中國入局後，這種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與已經有一些技術和資本積累的亞洲四小龍不同，中國與東南亞其他同樣處於原始積累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出口產品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在這個區間內，亞洲經濟體們面對的是一條彈性很低的需求曲線，而擁有豐富生產要素的中國入局後，幾乎將新興亞洲的出口供給拉伸為一條彈性無限的直線。
這種教科書式的市場結構將出口依賴的亞洲經濟體們逼入了「囚徒困境」：誰貶值誰就能擴大市場份額，除非有實力的國家能夠用其貨幣作為區域的「貨幣錨」，否則「競爭性貶值」將是必然的結果。
而事實就是如此，東亞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沒有出現任何核心貨幣。亞洲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陷入了兩難的選擇，要麽保持釘住匯率，忍受競爭力下降的痛苦，要麽緊跟中國對美元貶值，忍受福利損失。
無論怎樣，處於產業升級階段的歐美國家都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釘住則失去國際市場份額，導致增長放緩，本幣高估；貶值雖然可以增加出口數量，但卻導致獲匯金額下降，國內價格水平上行；亞洲的出口錦標賽是以新興亞洲的福利損失和對發達國家產業替代加快為結果的。
這個階段實際上是新興的亞洲經濟體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第一次角力，最後，毫無懸念地，以 1994 年初人民幣匯率並軌為標誌，中國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對於之前選擇競爭性貶值的菲律賓、印度和印尼等國，紛紛轉為固定匯率制；對於泰國和馬來西亞這樣一直選擇固定匯率的經濟體，則由於本幣高估最嚴重而成為其後亞洲金融危機中投機資本攻擊的發端。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打亂了整個東亞的經濟秩序，而中國對國際原始資本的渴求導致了這種奇特的積累方式，這種方式以中國獨一無二的生產要素優勢為支撐，在中低端產品市場上擊敗了亞洲的其它發展中經濟體，逼迫其改變競爭戰略和發展路徑，從而根本上重構了亞洲的競爭格局。
其後，東南亞的選擇最糟糕，他們盲目自信地過早開放了資本賬戶，低利率的日元更為國際炒家提供了廉價的彈藥。國際過剩資本在對沖基金的代言下變成投機資金，引發了長達兩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危機中，東南亞和東亞經濟體被一個個收割，直到國際遊資在圍攻香港和俄羅斯時相繼碰壁。
亞洲金融危機其實是一場被西方對沖基金利用了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窩里鬥。而中國則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改革開放以來積蓄的國際競爭力和儲備資本為基礎，在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下，挺過了這場危機，並換來了在亞洲地位的提升，成為了亞洲制造的火車頭。
危機後的十年中，東亞各經濟體通過產業分工和階梯式的產業升級，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亞洲工廠，並為歐美提供了大量的產品。各經濟體都在分工合作中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陷入泥潭的日本仍然保持技術優勢，為了養老金而努力工作；它和韓國一樣，將更多的產業轉入中國和東南亞，自己掌握品牌優勢，專攻技術和中高端制造。
韓國將自己未來的增長希望寄托於內部結構調整和來自亞洲的需求增長。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則依靠整個大中華地區，發揮其金融和生產型服務業的優勢。中國臺灣在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積極推動產業向服務業轉型，因為從長遠來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整合將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東南亞作為受傷最深的區域，為了修複資產負債表，開始轉回出口驅動的老路，並越來越重視區域內的產業整合。以越南為代表的其它小規模經濟體或作為原料供應地，或在初級制造上積極對其它亞洲經濟體進行產能替代，也開始了辛勤的原始積累。
亞洲的區域內和區域外貿易都開始繁榮起來，整個亞洲經濟從危機前的無序競爭階段，轉入了一個各攻所長的穩定發展時期。
資源國：美元的殖民地
資源國的命運則更曲折，但他們與國際流動性的關聯卻更直接。1973 年的石油危機結束了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美國通過戰爭讓石油對美元標價以後，又以各種手段將主要的資源輸出國變成了美元的殖民地，就連當初的勁敵俄羅斯也不能幸免。大部分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標價和結算，他們的交易市場也變成國際過剩資本投機的樂園，並加劇了實體經濟的動蕩。
本質上，資源國的產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自然資源稟賦，二是對外部其它資源的渴求，也就是輸出的欲望。除了石油以外，國際主要大宗商品的儲量分布還是與地理面積和區位相關的，發達經濟體集中的北美和歐洲雖然也有不少資源，但是他們對外部資源的需求有限；而涵蓋全球大部分地理區域的新興、發展中甚至是欠發達經濟體不僅佔有了全球大部分資源，還有很強的與外部交換資源的渴求。消費國、生產國和資源國這個三元框架搭建起來以後，在美元本位下，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美元或其它國際貨幣讓其轉動起來而已。
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各國對資源的爭奪一直沒有停歇過。美國在二戰後最成功的布局除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外，就是讓美元獲得了對石油的標價權。資源富饒的國家自然也不是傻子，他們根據國際供需，在產量和價格的博弈中尋求長期利益最大化的平衡點。
南美的資源國，如巴西和委瑞內拉等，更多地處於美元的直接輻射下，他們和加拿大一樣，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同時不忘記在需求旺盛的時候敲中國這種生產型國家一筆；澳大利亞雖然更依賴於東亞的增長，但本質上沒有什麽差別。資源稟賦的先天優勢賦予了他們在全球分工中的議價權，他們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自己資源的價格，但是他們不能決定這些資源的標價貨幣。
中國和日本難堪重負，只有一邊積累一邊尋找轉型的機會或者替代來源。中國將目標定在中亞和非洲，希望能在歐美更大規模插手之前取得先機。
這個過程中，只要這些原材料以國際貨幣——或者說大部分以美元——標價和結算，那麽無論資源的購買者是誰，最終都會導致國際貨幣數量增加。無論是通過進口、消費還是國內投資，資源國的實體經濟往往難以吸收如此多的國際流動性，這些資金如果回流到國外的實體經濟還好，因為這畢竟是沈澱下來了。但實際上，資源國們積累的大量國際資金最後是以遊資的形式活躍於國際金融市場中，這其中的石油美元就是典型。
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沒有任何經濟體像石油輸出國這樣將資源國的代表性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也沒有任何一個資源輸出集團像 OPEC 一樣深刻地影響著下遊經濟體，更沒有任何一個區域像中東一樣被美元殖民得如此嚴重。中東這個佔全球陸地面積不到 5% 的區域卻集中了全球石油 60% 以上的儲量和 40% 以上的產量，真不知道是有幸還是不幸，目前他們正在經歷新一輪劇烈的政治和地緣動蕩。
由於石油在工業經濟和現代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中東和北非一直是強國爭奪的勢力範圍，在美國的勢力觸及到這里之前，英國曾經控制了中東和北非較長的時間。二戰結束後，在美元的布局中，「馬歇爾計劃」與「杜魯門主義」是捆綁在一起的，為了竭制前蘇聯的擴張，美國填補了戰後筋疲力盡的英國在東地中海留下的空白。
美國在 1947 至 1950 年支持了希臘和土耳其，以防止中東受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另外，美國還繞有心計地幫助猶太以色列複國，控制中東的石油命脈，幾次中東戰爭對美國來說除了配合軍備競賽外，就是實現了石油對美元的標價。其後，從海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美國對這個全球大油庫的控制從來沒有放鬆過。
深受美國這套模式傷害的中東國家，在宗教的影響下，都很厭惡美國，但他們又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他們寶貴的資源從地下挖出來後換來的是美元，而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不得不進口武器，在防務方面依賴美國。他們是美元的殖民地，又是美式和平最大的進口者。在中東的幾個主要產油國中，沙特很自覺地迎合了美國的模式；而科威特和伊拉克則深受戰爭所害；伊朗一直沒有屈服，不僅打算走出自己的道路，還打算以歐元標價石油，擺脫美國的影響。
石油輸出國雖然囤積了大量的財富，但實體經濟卻依然存在嚴重問題，一個正常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被部分挖空了：出口的石油換來了外匯，直接用於進口商品和服務，以支撐奢侈的消費。國內的基礎建設走向極端，要麽如迪拜一樣在沙漠上建起海市蜃樓，要麽如伊拉克，因為炮火的摧殘，實體經濟幾乎無法啟動。
石油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其長期需求是由商品屬性決定的，中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將全球主要的石油輸出國聯合起來，建立 OPEC 組織，以產量控制來施加壟斷賣家的影響。就目前的石油流向來看，雖然歐美都是主要的進口者，但受 OPEC 產量控制影響最大的無疑還是亞洲這個生產國密集的區域。中東沒有什麽制造業，自己的技術和科技更少。他們富裕，但是除了奢侈的消費外，資本卻無處可去。
每次石油價格的飆升都為 OPEC 國家們帶來大量的外匯，這些資金最終不得不再次遊弋在海外，這制造一種非常特殊的流動性：石油美元。石油美元無論是對石油輸入國還是輸出國，甚至對整個世界經濟都有很大的影響。對石油輸出國家來說，由於石油美元收入龐大，而其國內投資市場狹小，不能完全吸納這麽多美元，必須以資本輸出方式在國外運用。
石油美元在性質上大多是國際短期資金，可能在國際間大量而迅速地移動，從而對各國的金融市場甚至實體經濟造成衝擊，特別是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或者相對封閉的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每個國際油價快速上漲的時期，石油美元都要興風作浪一番；因此，世界各國都密切地注視著石油美元的變動。
即使歐美的消費綁架了生產國，美元殖民了資源國，在美元本位時代之初大家都是受益者，資源和市場在世界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拓展了生產可能性邊界，提高了全球整體的福利水平。第一次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分工打造了西德和日本兩個工業中心，為歐洲一體化和東亞模式埋下了種子，並最終造就了三大經濟區域：北美，東亞和歐洲。
但是，進入 21 世紀後，這套缺乏自我調節功能的國際貨幣體系還是走到了極端，資本的理想，中國的因素、德日的策略、機構的欲望，被流動性反複衝刷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最終淹沒在美元的汪洋大海中。眼下，新一波貨幣潮汐又將隨著美聯儲的 QE 退出政策再次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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