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為何沒有出現在中國而是出現在西方？這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應該也是很多人的疑問和困惑。不解開這個迷和困惑，一則會對現代社會制度會缺乏深入理解，二則也就對制度的演化規律難以有更深入的認識。基於此，我們有必要對制度的演變規律進行一下分析。
人類歷史上有好的制度，也有壞的制度，總體上制度文明處於不斷進步當中。雖然，個別國家、局部地區或者在制度個例上時常也會出現退轉，但那不過是螺旋式上升的一個小過程。在客觀世界里，制度的好壞並不取決於制度本身的邏輯、初衷是好或是壞，而是要看制度是否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及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適應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不適應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制度就是壞制度，前者會繁衍生息，後者則被無情淘汰。
觀察歷史上每一種「好」的制度（曾經適應社會的制度），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這種制度的出現，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解決某種現實中的尖銳矛盾或問題，其初衷都是好的，但這種制度最終都會走向它的反面，即都會成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阻礙，並最終不得不被廢除。客觀上，這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世界萬事萬物都會經歷興盛衰退的過程，並最終走向滅亡，歷史的車輪也正是這麼推進的。當然，它更證明了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勞永逸的終極制度，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也沒有。而且，鑒於事物的動態變化性，所有的制度都不是預設的、完美的，客觀上都是落後於現實的，因為制度是根據問題而衍生出來的，當人類的新問題出現時一定不可能存在一個先驗的制度在那等着。鑒於制度的文化性、現實性和自我發展性，制度更不能照搬，只能學習、消化、吸收，並創造出適應自己現實社會的制度。所以，所有盲目鼓吹某種制度可以照搬云云的要不是騙子，要不是傻子。
觀察歷史我們會發現，制度越立足於本民族文化、越成體系、越成熟，那麼其穩定性越好、制度延續性越強，對制度之內的民眾來說越會形成相對穩定的自我保護體系。但是，越是基於文化、越是成體系、越成熟的制度，其出現大的系統性制度變革的難度越大、可能性越小，那麼這種制度本身最終就很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並最終毀了這套文化和制度系統。
那麼，為什麼制度總會走向它的反面呢？為什麼文化積澱越深、越成體系、越成熟穩定的社會制度就越難以出現系統性制度變革呢？
制度為何最終總走向自己的反面這個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經典論述最能解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生產中必然會出現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生產關係，這種社會關係會隨着社會分工的深化而不斷深化，這種關係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在這種結構之上就是包括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有形制度和無形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因生產力發展而形成的社會生產關係，是社會制度產生的基礎。為什麼制度會走向它的反面，馬克思如此回答：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
哲學家馬克思的話較為理論化，不太讓人有非常直觀的理解。資本主義為什麼只出現在了西方，而並未出現在具有高度發達文明的中國或具有高度宗教文明的阿拉伯世界呢？這一定有着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這個原因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去探尋，只有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分析影響歷史走向的脈絡，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上述的經典論述。
由於資本主義最早出現在西歐，因此我們需要從西歐說起。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歷史脈絡，要搞清楚這種脈絡，小的歷史問題往往需要追溯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方能搞清楚，而類似於資本主義這種影響整個人類數百年甚至更久遠的重大歷史問題，往往需要向前追溯千年方能搞清楚。要搞清楚為何資本主義誕生在西歐，我們至少要從羅馬帝國崩潰開始說起。
公元2世紀末期，羅馬帝國已開始有了危機，公元3世紀中葉，羅馬帝國的危機進入高潮。公元284年，戴里克先稱帝。為解決危機，他開始對羅馬帝國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公元286年，羅馬帝國被戴里克先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他建立了「四帝共治」，使得羅馬帝國得以繼續存續。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的進攻下西羅馬帝國滅亡。
隨着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所滅，原來西羅馬帝國的領地上開始被所謂的一批蠻族國家統治，其中包括法蘭克、倫巴德、奧多亞克、勃艮第、東哥特、西哥特、盎格魯薩克遜等王國建立。
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日耳曼人在公元486年擊潰西羅馬在高盧的殘餘勢力后，建立了墨洛溫王朝，定都巴黎。由於缺乏資金支付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這樣的統治機構的運轉給養，王朝不得不將土地作為封賞給服役的軍人或執行其他任務的大臣。而且，在地方領主死後，其土地往往又會被平分給繼承人。如此的結果也很簡單，形成了地方割據並因此而不斷發生地方混戰的局面。隨着各地方勢力的混戰，王權逐漸旁落，實權逐漸落入掌握宮廷和王室地產的宮相手中，國王被架空。
公元687年，奧斯特拉西亞地區的宮相丕平（即丕平二世）統一全國，751年其孫宮相丕平（即丕平三世）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王希爾德里克三世(743～751在位)，自立為王。再後來，丕平三世的兒子查理曼大帝開創了加洛林王朝。西方的封建采邑制度就是在這一時期，由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最後一個宮相查理·馬特建立。
在查理·馬特建立封建采邑制度之前，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採取的是無條件分贈土地的模式，這耗盡了王室的全部地產，從經濟上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統治能力，那些地方接受王室封賞的貴族實力反而越來越強。再加上，由於地方豪強戰爭不斷，馬爾克組織（註釋1：古代日耳曼人按地域關係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村落組成的土地公有私用的農村公社。它是從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過渡的一種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紛紛破產，國家兵源成了王朝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對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土地進行改革，即改變過去土地的佔有制度，使得豪紳貴族、軍政官員和王室中央的關係密切起來。為此，查理·馬特建立了封建采邑制度。所謂的采邑制度，即豪紳貴族佔有土地必須被附加上相應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豪紳貴族必須提供自備馬匹的騎兵，必須上下結成封主與附庸的關係。領主有責任保護附庸，附庸則必須宣誓效忠封主，隨時接受徵召作戰。若附庸不履行作為臣下的職責，則會被收回採邑。這一制度壯大了中央政權，但這一權力實際上並不在國王手中，而是在查理·馬特手中。所以，在查理·馬特死後，他的兒子丕平三世就廢了國王而自立為王。
丕平三世的兒子查理曼大帝開創了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帝國時期非常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是，隨着繼承者的軟弱無能，權力逐漸轉移到了王朝的封臣們手中，封臣們將地產變成私產，自己當然也就成了封建領主。這些封建領主們將土地分成更小的領地封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並形成采邑關係。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大部分時間是一直被壓迫和迫害的，這種迫害持續了兩百多年，直到公元313年羅馬皇帝也信仰了基督教才停止了迫害。不過，在這一時期基督教並未停止成長。西羅馬帝國滅亡后，不少日耳曼人的部族也開始信仰基督教，但由於日耳曼人的文化和文明水平遠比羅馬人低，甚至連自己的文字都沒有。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就成了中世紀時期西歐唯一的學術權威。在這一時期，幾乎只有教士和修道士才能讀書識字，而且只能讀《聖經》，任何其它書籍都被視為異端邪說。如此一來，西歐人後來基本上人人信仰基督教。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后的法蘭克王國時期，西歐逐漸進入全民信教時代，教皇的權力也逐漸得到加強。教皇主要通過兩種手段加強自己的權力：一種是與法蘭克人結盟並在法蘭克人中間傳播基督教，這最終使得公元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另一種是教皇派出傳教團，去改變北歐地區異教徒的宗教信仰。
隨着加洛林王朝逐漸衰落，王室中央的權力逐漸被地方領主架空。但是，此時的教皇權力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在傳教過程中被不斷加強，於是西歐就有了除了世俗權力之外的另一種巨大權力——宗教權力。如此，也就形成了西方多元化、分散化的權力格局：獨立於王權的教會權力；取代和架空王權的封建領主；取代羅馬時期奴隸種植園、各種開墾荒地的自給自足的采邑；產生於城市、發展順利從而對貴族、高級教士、甚至君主有所衝擊的新興商人階層。
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缺少一個集權的、權威的中心，這種缺少中央權力中心的社會環境，給足了各個階層自由發展的空間。這種發展具有非常原始的掠奪性，但卻客觀使得各個階層都有了爭奪權力的機會。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沒辦法得到強有力的發展是因為有一個相對權力集中的政權遏制了它的發展，而之後進入了相對較混亂的時期，基督教就是藉此機會得到非常徹底的發展，成了統治西方權力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這一時期，被西方人稱為「黑暗的中世紀」。
公元13世紀，蒙古鐵蹄開始踐踏歐亞大陸，並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另外其它蒙古軍隊也在中東、中亞的一些地方建立了一些汗國。蒙古鐵蹄踏遍歐亞的結果是，打通了河西走廊，使得中西經濟交流明顯加快、文化也開始快速交融，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化、技術開始快速流入歐洲，特別是四大發明、船舵技術等流入歐洲后，歐洲的文化開始發生大的變化，「黑暗的中世紀」隨着經濟發展、世俗文化的啟蒙傳播，終於在14世紀到17世紀被「文藝復興」終結。
「文藝復興」使得歐洲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文化水平、生產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高。與此同時，因為有了船舵技術、有了指南針、有了造紙、印刷等技術，歐洲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着「文藝復興」進入了冒險的大航海時代。
文化復興、思想解放，使得人們不再過度迷信於宗教，也不再被教會壓制，同時經濟發展又產生了新的階級——新興資產階級。這些資產階級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逐漸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內外形成了良性發展循環。
高速的發展，也逐漸使得西歐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由王室貴族、教會等掌握絕大部分生產資料的格局改變了，新興資產階級、大地主逐漸掌握了社會中的更多生產資料。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着新興資產階級、大地主掌握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多，於是在教會權力在15世紀被顛覆后，17世紀終於輪到王權貴族了。
最早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成功的國家是荷蘭。荷蘭獨立戰爭從1566年打到1609年。這場革命，既是一場資產階級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反對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又是一次尼德蘭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場戰爭最終以荷蘭的勝利而結束，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最具歷史意義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即「光榮革命」。「光榮革命」沒有流血，最終以資產階級和王室做出妥協告終，王室保留國家元首的地位，讓出執政權力，就此確定了君主立憲制。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席捲整個西歐。
從上述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歐國家之所以能出現資本主義，在於其在過去一千多年中一直都沒有一個中央集權，也缺少一個大一統的制度，文化整體也比較混亂，體系簡單。正是這種基礎，使得西歐國家在形成新興資產階級時並未受到太大的打壓，也沒有受到制度的禁錮，甚至為了得到傳說中的海外利益，王室鼓勵大航海式的對外冒險，這種格局使得西歐這個土地上在當時更加適合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最終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整個社會，爆發資產階級革命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反觀16世紀后的中東地區和中國，都是已經形成的成熟的帝國。中東地區有奧斯曼帝國、薩菲帝國、莫卧兒帝國，中國則是明帝國。在這些地區，基本都是政教合一的穩定帝國，這樣的帝國中怎麼可能允許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所以，中國在明朝雖然是世界造船第一大國，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但都未能對經濟有任何改變。事實上，中國也曾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宋朝、明朝中國海外貿易一度都很發達，但最終明朝的禁海封閉使得中國喪失了機會。當然，以明王朝、中東帝國當時的經濟發展程度、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統治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誕生資產階級。
所以，資產階級在西歐誕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因為西歐具備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的四個條件：
一、相對較弱的中央政府，使得整個社會發展較為自由，政府限制較少，這使得資產階級在社會中可以野蠻生長。
二、社會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社會的管理相對鬆散，缺乏傳統制度約束，社會創新的迸發促使經濟迎來大發展，這也是後來亞當·斯密能成書《國富論》的社會邏輯基礎。
三、對海外冒險獲利的強烈訴求和積極性，這種訴求是全社會性的，在當時從王室到下層都試圖通過冒險獲得暴富的機會。
四、文化復興后的思想解放。文藝復興后，宗教對人的思想禁錮降低了，新思想的不斷湧現使得社會思維極度活躍，這也迸發了新的資本主義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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