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還不知道特朗普要怎麼治理國家，共和黨的政治家們也還不知道要怎麼跟特朗普合作，即便特朗普說他有一個偉大的想法(great idea)，但是我想特朗普也不見得知道怎麼去實踐這個想法。但是俄羅斯人已經在慶祝了。如同美國這個國家在俄羅斯人的現代歷史中隱隱作痛一樣，俄羅斯則在這次美國的選舉中讓美國人感到不自在。
美俄關係的變化
希拉里在FBI第二次啟動對電郵門調查時，在她的推特置頂一篇推文說：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銀行存在著秘密的私人伺服器，特朗普需要作出解釋。在這之前兩人還有不少跟俄羅斯有關的交鋒。包括特朗普希望俄羅斯幫忙找出那三萬封消失的電郵，以及民主黨代表大會前被洩露出的兩萬封電郵也傳出跟俄羅斯有關。
俄羅斯到底是一個甚麼類型的國家，特別是冷戰後解體的俄羅斯？政治學者劉瑜曾把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稱之為「新專制」，但沒有為這個「新專制」作進一步的解釋。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政治體制確實挺讓人困惑的，首先她不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生活；其次，引入了西方的選舉制度（普京名義上是民主選舉下產生的），但是很少人認同俄羅斯是一種純然西方結構的民主政體。俄羅斯今天的局面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美蘇是天然的敵人，這個敵對的原因從今天看來倒也未必是自由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毋寧說俄羅斯天生就是歐美的隱患，這個隱患表現在歐洲版圖上俄羅斯極不相襯的領土和軍事力量，簡單說，對歐美來說，解體後的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龐然大物，這個巨獸對均勢的歐洲或單極的美國而言還是個潛在的威脅。因此從車臣事件到烏克蘭問題，不難看出歐美有多熱衷進一步削弱俄羅斯的實力，而這其實與民主與否無關。即便西方國家對北韓都沒有如此深的敵意，更何況古巴、越南的例子。俄羅斯不是自己選擇自己的命運，而是她的對手替她選擇了她的身分和面貌。因此俄羅斯不得不扮演好反派的角色以維持自身的利益。
美俄作為天生的敵人，不管冷戰前或冷戰後，中國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管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益，還是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受益，中國都得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利益，這種利益甚至是兩面都討好的雨露均霑。但是特朗普的當選是否有可能改變這種傳統又傳統的格局呢？
是有這個可能的。特朗普普不是傳統華盛頓的政客，也就是說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穿梭遊說的政治人。如果正如特朗普普當選最重要的因素是成功的說服美國人他能再造美國夢的話，美國的外交政策勢必會經過一番大的調整。
第一，不再追求中東的民主化。伊斯蘭對特朗普而言始終是一個負面詞彙，美國國內從中得到的好處太少，卻日益飽受各式各樣恐怖主義的威脅，不再積極主動的推動中東民主化，可以讓特朗普回過頭好好處理國內的問題。
第二，不再盲從歐盟國家的建議。特朗普曾感嘆歐洲的移民危機，甚至大聲贊同英國脫歐的決定，中東局勢如果能有效緩和，歐洲內部的移民問題可以得到控制。但是特朗普的第一個外交風險是歐盟內的國家。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歐美同盟最重要的基石，它涵蓋的範圍比歐盟更遼闊，傳統甚至比歐盟更古老。而北約現在的存在完全是針對俄羅斯，如果特朗普打算與俄羅斯交好，相同地在地緣政治上不會讓歐洲國家與俄羅斯有這麼多的衝突。而俄羅斯其實渴望和希求的也不多，就是北約不要進一步擴張、不要一個又一個撬走原屬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同盟。
美中關係的變化
這些基於國內的政治因素所做出來的外交調整會怎麼影響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呢？事實上，隨著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來，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和有十四億人口市場的大國，但是夢想中的大國崛起離現實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第一、地緣政治上中國不是西方政治發展的中心，因此相比於美俄的傳統實力場域，中國不屬於這個遊戲圈，因此不管是烏克蘭問題，或是伊朗、敘利亞的中東問題，基本上中國沒甚麼話語權，相對上也能比較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觀。但是就全球範圍來說，美俄的合作更能管控國際政治的分歧。特朗普的新政府很有可能朝這方面努力。第二、中美的政治摩擦是隨著奧巴馬的重返亞太和亞洲再平衡的政策後最近才顯得比較尖銳，而事實上顯示出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只局限於亞太地區這一區塊，這種現象區別了中國和俄羅斯不是世界語境下政治強權的同一級別。因此，觀看五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不從美俄這對天生的敵人的觀點下是看不出癥結與危險的。
正是中國不捲入世界強權的爭奪中，才給了中國悶聲發大財的機會。中國此刻在國際上所憑藉的大國實力更多是基於經濟上的基礎，而非政治上的。但假使美俄間做出某種妥協來控管全球範圍的衝突時，中國還有這麼好的機遇嗎？這種機遇的喪失不會危及中國的主權嗎？
談到主權，中國最最在意的東西。我們先來看一下劉瑜曾經對施米特的評價；「我能理解『理性辯論』 有不夠用的時候，但誰來決定什麼是需要『主權決斷』的『緊急時刻』？1957年反右時情況夠緊急嗎？1959年廬山會議時緊急嗎？1976年四五運動時緊急嗎？如果『主權者』可以無中生有地製『緊急時刻』，怎麼辦呢？第二，如果政治的本質是『分清敵我』，那誰來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史達林揪出了富農，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為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揪誰呢？第三，就算『緊急時刻』可以為強權辯護，那麼，如果政府可以『強權』人民，霸權國家『強權』弱國怎麼辦呢？如果B壓制A是對的，為什麼C壓制B就是錯的呢？第四，『主權者』是誰呢？某階級成員嗎？某黨派成員嗎？公民嗎？按什麼標準認定？」劉瑜是在和中國施米特的擁蹙辯論時談到了這些問題，但是即便劉瑜教授和她的對手們都沒認識到真相，抵達真實的政治就差了一步之遙。
這個真相就是，是的，從中國1949年建國至今，中國一直處在緊急狀態中。在1976年之前，緊急狀態的內涵直接是以「人民戰爭」的狀態出現。而在1980年後，內涵轉變為「改革開放」。中國學者之所以誤解了此時的緊急狀態，源以誤解商品化的市場經濟消解了國家內部矛盾，從而消解了緊急狀態的政治涵義。經濟從來不是中性的，施米特說得很清楚：「國家和政治沒有借助『經濟』這種定義和建構而被徹底消滅，世界也沒有『非政治化』。經濟的對立變成政治的對立，『經濟權力地位』的概念能夠形成，這些只不過表明，正如從任何領域出發一樣，從經濟角度出發，依然能夠達到政治的核心。」92年的南巡講話就是證明。
因此，全球化不應僅僅作為一個貿易的經濟概念，它是一個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政治概念，應當將它理解成「經濟制裁」類似的政治行動。全球化的經濟邏輯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商品最終流入美國，賺取美元，再將這些利潤反過來購買美元債劵，而美國就能超額發行債務用來提供政府開支、社會福利和維持軍事力量，這個邏輯的受益者早先是日本，亞洲四小龍；晚近的受益者是中國。這種經濟的融合某種程度維繫了美國的盟國和她的繁榮圈。政治效應就是以這種經濟合作維持國際秩序，美國霸權和美元霸權是互相依靠的。因此金融危機最後成為一種政治危機，超額的貨幣增發加劇了美國本土的貧富差距，而這其實是特朗普得以勝選最重要的因素。
正如特朗普的支持者所言：「讓我們奪回國家」。國家仍然是政治概念最主要的象徵，國際政治顯然只是其外延。此刻我們回顧施米特的言論是有意義的。「只要尚有國家存在，世界就必然不會只有一個國家。那種囊括全世界和全人類的世界國家不可能存在。… 若就其無法囊括全人類和全世界而言，政治統一體在本質上不可能具有普世性。如果世界上存在的不同國家、宗教、階級以及其他人類團體間能夠相互一致到不可能、甚至根本無法想像會發生衝突的世界，如果在一個囊括了全世界的國度中始終能夠預防內戰爆發，那麼，朋友和敵人的劃分也將不復存在。世界將不再有政治。」同盟是以國家為基礎的，當國家的基礎遭遇危機時，同盟的意義將不復存在，這是特朗普當選最深刻的政治教訓。
未來的發展
中國占到美國總體貿易赤字的一半，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縱使美國不會跟中國馬上展開貿易戰，但是像80年代對日本那樣對中國施加壓力是有可能的。關鍵在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了解有多深刻。這是個傷敵一萬，自傷八千的遊戲，關鍵在於中國跟80年代日本的差異，中國整個現代歷史所匯聚的主權狀態的緊急性，幾乎深刻的與「經濟成長」連繫在一起，這一點是其他國家不曾發生的。對中國而言，維持經濟成長幾乎等同一場曠日時久的人民戰爭，中國是如此的「講政治」，以至於將經濟、文化、宗教、藝術都綑綁在主權的緊急狀態這輛戰車上。因此任何一點被擊中都是毀滅性的，特別是經濟。
特朗普要的是一個政治決斷，儘管醞釀這個決斷的歷程如此曲折，也由於牽連的部份太廣大，這個決斷勢必得經過一番抽絲剝繭的精算，但是當這個決斷形成，就是重新定義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作者為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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