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簡稱為「伊斯蘭國」，是一個自稱為「國家」的活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極端恐怖組織，宣稱自身對於整個穆斯林世界——包括歷史上阿拉伯帝國曾統治的地區——享有權威地位；該恐怖組織的目標是消滅二戰結束後中東地區的現代國家邊界，並在該地區建立一個獨立的酋長國——編注）是個完全不遵循任何現有的恐怖主義理論傳統的恐怖組織。基地組織、塔利班等恐怖組織只是以反抗西方干涉為目標，而ISIS的抱負則要高遠得多。
當ISIS領袖自封「哈里發」（伊斯蘭政治、宗教領袖；源於阿拉伯「繼承」一詞音譯，原意為「代理人」或「繼承者」——觀察者網注）時，他這樣闡述道：「當哈里發及其軍事力量攜着威嚴到來的時候，所有酋長國、世俗國家和組織都將自動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ISIS希望建立一個橫跨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酋長國，這個酋長國不只是反抗西方干涉，它還要徹底摧毀西方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繼續發揮影響的基礎——《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法國簽訂的瓜分奧斯曼帝國亞洲部分的秘密協定，因談判人英國代表馬克·賽克斯和法國代表喬治·皮科而得名——編注）。這份英國和法國1916年簽署的協議人為劃定了現代中東地區國家的邊界，在劃定邊界的過程中，民族和宗教因素並未納入他們的考慮。而ISIS最重要的目標便是，徹底清除西方帝國主義對該地區所有的歷史影響。
讓人感到心情矛盾的是，其實ISIS對西方的憤怒並非全無道理。西方勢力入侵中東在過去150年裡對該地區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也是當代歷史上中東地區多災多難的直接原因。然而，西方學者們因為擔心觸動恐怖主義引火燒身，一直在刻意避免提及這段難堪的歷史。西方學者們的擔心當然是有道理的——自2014年以來，野蠻的ISIS恐怖分子已經在歐洲土地上殺害了425人。可即便如此，西方有必要超越恐懼並儘力理解ISIS的合理情緒、理解他們對西方如此憤怒的原因。ISIS這個恐怖組織必須被徹底消滅，可這隻應是我們的短期目標。如果希望真正解決中東的深層問題，我們就必須觸及一百多年來西方在該地區遺留的諸多負面遺產。
在過去150年裡，西方干涉主義在中東地區為人們留下了痛苦的回憶。在這一時期，中東人民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歐洲人和美國人一直在發號施令，這一局面對該地區產生了災難性影響。中東的悲劇始自19世紀中期，當時奧斯曼帝國正日薄西山，被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在奧斯曼帝國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下，中東地區一直處於相對和平繁榮的狀態。但進入19世紀後，奧斯曼帝國開始日漸衰落，這時歐洲國家從中看到了機會，開始將觸角伸入該地區。很快，法國拿下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而英國則佔領了埃及和波斯灣。
隨着奧斯曼帝國難以避免的崩塌，歐洲勢力在中東的存在感日益上升。20世紀初，英法兩國制定方案，打算在奧斯曼帝國日後解體遺留的土地上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同時他們還得到了沙皇俄國的默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該協議劃定了當代中東地區各國的邊界。1918年，英法兩國期盼已久的奧斯曼帝國大崩潰終於發生了，他們劃定的勢力範圍隨後終於成為現實。英國控制了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和巴勒斯坦，而法國則控制了敘利亞和黎巴嫩兩地。幾個世紀以來維持中東穩定的奧斯曼帝國解體之後，該地區自然出現了權力真空。1918年，歐洲人趁勢填補了這一真空。《賽克斯-皮科協議》為西方帝國主義從根本上控制中東地區打下了基礎。
除了標誌着西方對中東入侵的開端，《賽克斯-皮科協議》還開啟了西方實施帝國主義的新模式——破壞性控制（destructive dominance）。這份協議劃定的邊界由於未考慮民族和宗教因素，太多災難由此而起。以伊拉克為例，這個國家其實是將北部遜尼派庫爾德人地區、中部大城巴格達附近遜尼派阿拉伯人地區以及南部港口巴士拉附近什葉派阿拉伯人地區人為捏合在一起的一個國家。中東地區眾多人為製造的國家和邊界導致該地區宗派衝突持續不斷，至今也未能平息。
很快，歐洲對中東的控制就被迅速崛起的美國取代了。不過從中東人民的角度來看，這並沒有什麼不同，控制中東的權杖不過是從英國人那裡傳到了美國人手中。美國人來到中東，最初是為了石油。1927年，一家美國石油集團買下了伊拉克石油公司23.75%的股權。然而，其實是直到冷戰時期，美國才開始在中東地區扮演關鍵域外大國角色——1946年，美國與前蘇聯就土耳其和伊朗問題陷入了僵持，這直接促使美國下決心對中東地區投入更多力量。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影響力快速下滑，這事實上開啟了美國主導中東地區的新時代。
美國至今在中東維持了60年的主導地位，這也對該地區產生了災難性影響。1953年，中東的美國時代剛剛拉開大幕，美國人便在伊朗導演了一場政變。在英國的慫恿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推翻了伊朗總統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領導的政府。這絕對是個災難性的錯誤。穆罕默德·摩薩台是一位民選總統，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能夠定義一個時代的傑出政治人物，這樣一位總統本可以讓伊朗轉變為一個強大的世俗國家，而且在此後60年裡，一個穩定、強大的伊朗將有助於保持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並促進經濟增長。但美國卻把摩薩台政府推翻了，這樣做直接導致了伊朗在1979年革命（又稱「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朗君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立憲政體在革命中被推翻，革命領袖、伊朗什葉派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場在伊朗國內實行「全盤伊斯蘭化」的革命，是一場反對伊朗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觀察者網注）之後仍然難以擺脫政教合一的專制政治體制。西方在伊朗的石油利益是這個國家長期混亂的根源。由於摩薩台政府希望將原本在英國控制之下的石油產業國有化，這激怒了倫敦和華盛頓，他們認定穆罕默德·摩薩台已不再適合擔任伊朗總統。美國這樣做其實是非常有技巧地繼承了歐洲在中東的傳統做法——破壞性控制。
繼早期的災難性干預之後，在此後的20年裡，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呈間歇性特徵，華盛頓一般會通過代理人——也就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這兩個地區支柱性國家介入中東地區事務。僅1972年一年，美國就向沙特提供了高達3.12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中東權力真空就這樣暫時由美國操縱之下的衛星國填補了。不過這一狀況在上世紀70年代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時期發生了變化。與依賴中東衛星國相比，卡特總統更希望美國能在中東直接發揮作用。為了應對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美國組建了快速部署部隊（Rapid Deployment Force）。雖然這支部隊常駐美國，但組建這支部隊的初衷卻是希望能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快速部署到中東地區。
其實，美利堅帝國（American Empire）對中東事務真正意義上的主導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而在此後30年裡，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美國一直操縱中東各國以形成勢力均衡，這樣便有利於自己繼續主導這一地區，但美國的好日子卻因2003年伊拉克戰爭戛然而止——其實美國的本意是希望通過這場戰爭加強對中東地區的直接控制。
美利堅帝國時代以「兩伊戰爭」（1980年-1988年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間進行的局部戰爭。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為捍衛兩國邊境交界處阿拉伯河的主權，以抵禦「伊朗伊斯蘭革命」為名，向伊朗發動軍事進攻；不久，戰局發生轉變，1982年之後，伊朗佔領了伊拉克部分領土，從而引發了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編注）的爆發為起始標誌。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對伊朗和伊拉克雙方給予了持續不斷的軍事援助，以防止某一方佔據明顯優勢。從歷史來看，似乎上帝一直在中東地區進行某種背後操作，儘力避免該區域內某一國家獲得壓倒性優勢地位。在海灣戰爭中，我們也看到了該規律在發揮作用——老布殊總統不願看到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領導的伊拉克成為地區霸主。美國影響力在中東的日益上升意味着，中東越來越難以擺脫外部勢力的控制，該地區距離獨立自主越來越遠。
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解體的時候，中東出現了權力真空，這個真空最初是由歐洲殖民者填補的，然後是美國代理人扮演了這一角色。如今，美國自己挺身而出，想要直接填補這個真空了。從這一現象中我們看到，地區勢力平衡者的傳統角色並不能滿足美國的胃口，華盛頓的目標比這個要更加遠大，更加充滿帝國主義色彩。最終，美國內心那些骯髒的意圖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被暴露得清清楚楚。
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不願再扮演中東勢力均衡幕後操縱者的傳統角色，而是跳出來直接展示美利堅帝國的影響力。小布殊政府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理由是所謂的「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是露骨的謊言。雖然美國心中一直惦記着波斯灣的石油，可那些油田並不足以讓美國下定決心發動這場戰爭。若要理解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深層動機，必須考慮到1980年「兩伊戰爭」和1991年「海灣戰爭」的歷史背景。其實，伊拉克戰爭可以被看作是美國在上述兩場戰爭中所發揮作用的某種升級——美國已經對遠程操縱中東局勢感到厭倦了，它想要親自管理自己已經擺布多年的「中東帝國」。正如歷史學家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Bacevich）所主張的觀點，美國實際上是希望通過2003年伊拉克戰爭在中東立威，宣布自己是這一地區的「利維坦」（《聖經》中一種體型龐大、力大無窮的怪獸——編注）。
伊拉克戰爭是自1916年英法兩國瓜分奧斯曼帝國之後，西方帝國主義在中東最愚蠢的一次表演。而且果不其然，這場戰爭帶來了災難性後果，ISIS在戰爭的灰燼中趁勢崛起了。在貪婪和愚蠢這一點上，美利堅帝國與歐洲列強是非常相似的。
現代中東歷史是一部充斥着悲劇的歷史。中東先是被歐洲殖民，而且從未獲得過任何實質性的獨立。隨後殖民的宗主國由英格蘭變為了美國。雖然ISIS的很多行為是野蠻的、非人性的，但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發源於中東的恐怖組織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譴責並非毫無合理之處。
最近，伊拉克宣稱，在伊北部城市摩蘇爾，伊拉克政府軍在一場對ISIS的戰役中取得了勝利。這場戰役的結果意味着，ISIS恐怖組織將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但不要被眼前的一切欺騙了，曾孕育ISIS的宗教和經濟溫床並未有實質性改變。ISIS的覆滅從長期歷史角度來看很可能不會產生任何深遠影響。
簡而言之，那些被《賽克斯-皮科協議》人為製造出來的國家，那些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充滿矛盾的國家，它們都是西方在中東留下的負面遺產，其惡劣影響實在過於深遠，清除這種影響的難度極大。可以說，中東亂局，覆水難收了。
也許最後還有一個無奈之下的辦法，雖然這個辦法可能缺少一點人性，甚至有點違背道德。與其持續不斷地干涉調停，西方不如讓中東國家自行處理相互之間的矛盾。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中東從未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西方一直是中東這場大戲的幕後導演。然而如今的事實證明，西方帝國主義的導演已經完全失敗了。歐洲必須反觀自身，從歐洲自身的誕生中找到解決中東問題的線索。歐洲這個整體的誕生並非來自任何域外干涉或自身的民主程序，歐洲其實是在不斷的破壞性戰爭中孕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誕生的民族國家都脫胎於歐洲宗教戰爭，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對歐洲來說，「是戰爭創造了國家，而這些國家又不斷製造新的戰爭」。也許中東也應該經歷歷史上歐洲曾經歷的一切，這樣這個地區才能最終完成整合、實現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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