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大國領袖們逆制度化傾向

曾多次進中南海講課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撰文《如何理解大國領袖們逆制度化傾向》，文指：今天的世界再次盛行起馬基維利主義政治。從普亭、莫迪、川普、到土耳其的厄多安，大國領袖們的掌權和執政方式越來越接近赤裸裸的「馬基維利主義」(君王論)。

以下是《如何理解大國領袖們逆制度化傾向》全文：
普京把自己塑造得無比強大，但在制度建設方面並無多少進步，甚至倒退，造成「強領袖、弱制度」的狀況。
就政治領袖層來說，今天的世界再次盛行起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政治。從早些時候俄羅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到後來美國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大國領袖們的掌權和執政方式越來越接近傳統上人們所說的赤裸裸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領袖們都在試圖繞開現存體制

儘管這些領袖面臨不同的內部政治社會和國際環境，但他們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不滿意於既得利益者所掌控的政治現狀，都想改變這種現狀。因此，就所顯現的行為來說，或多或少都具有「反體制」性質。這也決定了這些領袖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存在着一種緊張和矛盾的關係。第二，就權力運作來說，他們都是試圖通過繞開現存體制，組建新的權力運作體系，無論是基於新建的正式制度，還是基於個人關係之上的非正式體系。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領袖都有「逆制度化」傾向。第三，他們都呈現出厭惡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治規則而訴諸於權謀，為了掌控權力和其它目標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也就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目標證明手段正確」。

從一個角度來看，今天世界範圍內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的回潮並不難理解。時勢造英雄，他們的出現是時代的產物。正如近代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出現是當時歐洲（意大利）政治危機的產物，現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回潮也是當今政治危機的產物。不過，應當看到，這些政治人物所處國家的政治危機性質是很不一樣的，他們所使用的具體手段和方法也是不一樣的。

普京與特朗普的共識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同時也開啟了政治危機過程。儘管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當時進行政治民主化既是大勢所趨，也得到了多數民眾的支持，但無論是蘇聯的社會經濟基礎還是文化基礎，和西方相去甚遠。

政治領袖能夠引入一種新的制度，但很難促使這一制度的生根發展。到葉利欽執政，俄國演變成了典型的寡頭政治，造成了國家各方面的危機。普京上台可說是授命於危機，但普京根本沒有想去鞏固初生的俄國民主，或者他根本不相信西方式民主。

俄羅斯到底要確立什麼樣的制度？普京並不明確。接下來普京所做的就是如何鞏固其個人的政治權力。普京利用其在情報系統工作而掌握着寡頭們的大量情報這個優勢，有效整治寡頭。無論在內政和外交，普京方方面面展示出其無窮的個人魅力。結果，普京把自己塑造得無比強大，但在制度建設方面並無多少進步，甚至倒退，造成「強領袖、弱制度」的狀況。

印度的莫迪自一開始就希望像中國的鄧小平那樣進行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點很容易理解。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一路迅速發展，但印度的發展仍然緩慢。要進行改革，就需要權力。莫迪訴諸於印度民族主義，這種做法有一定的理性，也有成效。

印度政治從以前家族式政黨政治向具有比較廣泛社會基礎的政黨政治轉變。但不管莫迪怎麼做，都還逃避不了從外部植入的民主政治制度對印度發展的有效制約。面對民主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困境之間的矛盾，莫迪的選擇並不多：是在現有民主制度基礎上，通過再進一步的民主化來改善情況，還是試圖跳過民主制度，擴大個人權力？莫迪傾向於選擇了後者，選擇了印度民粹主義（對內）和民族主義（對外）。

在破壞現存制度方面，美國的特朗普更為顯然。特朗普是商人，從來不是政治建制的一部分，他借用了共和黨的體制奪取了政權之後，直到今天仍然和建制處於對立狀態。儘管美國被視為是政治制度化最高的國家，但這絲毫並沒有影響特朗普「破壞」建制。

特朗普很簡單地把建制置於一邊而不顧，建構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非正式權力架構，並且是「內舉不避親」。上任總統已經數月，數百個高級政府職位仍然空置着。在執政方式上，特朗普訴諸的是社交媒體，即推特政治。

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更是通過訴諸宗教民粹主義，通過公投改變了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構架。他這樣做有其需要，因為這麼多年來，土耳其一直沒有處理好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代表世俗的軍人經常干預國家政治生活。不過，埃爾多安訴諸的是宗教民粹主義，即使人們不相信埃爾多安這樣做是要把國家政治宗教化，但實際上這個結果很難避免。

宗教民粹主義造就了埃爾多安的強人政治，但土耳其的現存世俗制度被大大弱化，給埃爾多安之後的土耳其政治的不穩定埋下了種子；更為重要的是宗教回歸政治。近代以來，土耳其總體上說是政治世俗化的，但現在似乎往相反的方向走，這對土耳其國家政治具有長遠的影響。

馬基雅維利主義

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對這些國家深刻政治危機的反應，同時也對這些國家甚至世界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世界歷史上並不乏這樣的階段。一旦出現深刻的危機，人們就需要訴諸於權力來應付危機，對權力赤裸裸的追求往往導向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危機時刻，社會也是可以容忍這種赤裸裸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如果權力有一個崇高的目標，那麼對權力的追求更具有了合法性。問題在於危機之後怎麼辦？

要回答這個問題，人們就要求助於霍布斯。馬基雅維利（1469年-1527年）只是解決了半個問題，即權力如何產生、如何運作。馬基雅維利所處時代是意大利民族國家形成的前夜，他明確意識到政治權力在國家統一（也即國家的集體「自由」）過程中的作用。為了達到國家的統一這個最終的目標，使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手段來得到權力和運作權力變得不重要了。

不過，人們很快意識到馬基雅維利那種基於政治人物個人之上的權力的不牢靠性，權力的永恆需要的是制度。這裡，霍布斯（1588年-－1679年）和霍布斯主義便是標誌。

霍布斯主義

霍布斯不僅強調權力的重要，更是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馬基雅維利表現的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為了追求國家的「自由」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政治手段（包括最骯髒的手段）。霍布斯把權力基於秩序和制度之上。英國的洛克經常被視為是近代自由主義的祖先。

但從現實主義觀點來看，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才是自由主義政治的祖先，洛克（1632年－1704年）只是實事求是地論證了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之後出現的西方政治（尤其是英國政治）的合理性，並把此成為自由制度。在霍布斯之後的數百年，西方制度基本上就是霍布斯所開始確定的政治構架，不斷發展和完善，並把西方自由政治制度推向了頂峰。

今天的世界，老的制度出現了很多嚴峻問題，甚至危機。一些國家如英、法、德等國的領導人，仍然苦苦堅守着原來的制度，希望能夠對原來的制度加以改革和改善，從而化解危機和求得問題的解決。但人們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也不能確認原來的制度是否可以加以有效的改革。

全球化所導致的巨大的財富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大規模的移民、恐怖主義這些問題是否可以通過點滴的改革而得到解決？基於「一人一票」之上的大眾民主，已經導致了人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之間的不平衡，這種失衡使得原先的福利制度不可持續；那麼，這種因為大眾民主而產生的不平衡，可以通過大眾民主本身而解決嗎？更為重要的是恐怖主義問題。

馬基雅維利主義回潮的必然性

在現在的開放政治下，如何有效應付恐怖主義尤其是內部產生出來的恐怖主義呢？在不影響公民自由的基礎上如何控制恐怖主義呢？有太多的疑問可以質疑這些政治人物。人們有理由相信，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政治人物只是努力地在把問題往後推，而非解決問題。

那麼，這些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呢？人們有更多的問題去質疑這些不守規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了。如果這些政治人物感興趣的僅僅是個人權力，如果這些政治人物弄權但根本不想建立新的制度，如果這些政治人物所進行的制度建設，僅僅是為了鞏固個人權力而非制度權力，那麼國家的未來會怎麼樣呢？專制人物在歷史上經常出現，既帶來過輝煌，也造成了毀滅。

一些專制人物能夠把個人的權力轉化成為制度（如霍布斯所提倡的），從而造福後人；但更多的專制人物則對人類造成了大災難，一切為了個人權力，個人專製成為最終目標，最典型的莫過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

如果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再次出現有其必然性，那麼今天更需要的是霍布斯主義。世界範圍內，今天人們對人類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充滿着越來越巨大的不確定性。一些人對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遠遠甚於對那些固守傳統體制政治人物的無能，而另一些人則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再次回潮雀躍歡迎，進而崇拜和膜拜這些強勢政治人物。

但從歷史經驗看，如果傳統政治人物對其所面臨的政治制度繼續抱有意識形態態度，那麼對現存體制很難有實質性的改革，因此也很難應付所面臨的挑戰和危機。對這個群體來說，他們還是需要一些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精神的，要敢於承認現存體制的弊端，勇於改革。

另一方面，對那些通過馬基雅維利主義而大大強化了自己個人權力的政治人物來說，如果僅僅是為了個人權力，而不能把個人權力轉化成為制度權力，那麼所導致的結果更可能的是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絕對個人專制，不僅不利於個人和家庭的長遠利益，更不利於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一句話，世界再次面臨危機，再次需要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