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在未有規劃之前，已逐步形成，不斷演變，形成一個可互補不足，互相學習，互相促進的城市群。過去四十年，這個城市群的經濟增長比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等國際大灣區都要快，無論是都市面貌，產業結構，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天翻地覆的突破。
在在顯示，即使沒有統一規劃，世事都會自行演變的。現實是世上的其他大灣區城市群都是演變出來的，而不是規劃出來的。規劃成功的城市群暫時仍未有案例。
城市群的規劃，要靠政府出手；但任由自行演變，卻有上帝之手的參與，效果可能更好。香港的波鞋街，高登電腦商場，都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各個經營商自行其道，自己走位，各適其適之下，逐步產生協調效應的。後來有些投資者想照辦煮碗，但都沒法取得同樣的成效。
此之所以，我對由中央政府來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全面的規劃有所保留。中央出手的好處，是可以進行市際分工，把資源統一分配，避免重複浪費。然而，香港與澳門都是特區，按鄧小平的原來構思，應讓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保留其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與發展路向。若然改由中央統一規劃，必然會與鄧小平原有的構思有衝突。
香港一向行市場經濟，商人習慣了按自己的意願去經營；而政府亦沒有機制與人材去統領商界，全面推行中央訂出來的規劃。大不了開多兩場研討會，搞多幾次觀摩學習。商界只會口頭上配合；但很難要他們改變原有的營商方式去配合中央的政策，令規劃很難出現預期的效果。
再者，保持港澳的獨特性，除了有經濟上的考慮外，還有政治上的考慮。尤其是中美摩擦有惡化趨勢的今天，更不宜讓港澳太快變成中國其中兩個城市，以免一起受到制裁。韓戰期間，若是沒有香港這個窗口，中國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在八十年代開始形成的時候，全靠來自香港的資金、技術、管理與市場門路，才會令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迅速取得成效。如果49年解放的時候，一併把香港收回，交由國家統一規劃，香港就不可能在改革開放初期起這麼大的推動作用。香港的歷史任務，看來至今仍未完結，所以，中央在做規劃的時候，只需公布粵方九大城市的規劃，港澳兩地就讓他們自行選擇如何利用商機好了，中央不宜寄望港澳在政策上有太多的配合，以免港商感到壓力。
其實，只要粵方的九大城市一出現改變，港澳是不可能不跟着轉變的。香港的經濟現時主要靠服務業，而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大陸。除非港商不想做生意，否則，粵方一變，港方自然聞雞起舞。港商喜歡自發配合，不喜歡在規則下被迫配合。把內地的一套用在香港，不但會嚇怕港商，更會嚇怕外商。
鄧小平搞一國兩制，除了想讓港人在回歸的過渡期較容易適應外，還有意保留香港在發展上的獨特性。兩地有差異，演變才有動力。因為有差異才有流動，才會產生碰撞，才會有刺激，才會互相吸引，互相協調。這些都需要在香港不受規劃，並且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下才會出現。■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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