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避趨之

香港的局面已到臨界邊緣，政府正硏究草擬《緊急法》，希望可以協助平息動亂，但預計行政會議也有很多阻力。其實，政府現時面對的問題，《緊急法》只是表象，實際卻是政府應對暴亂的態度。無論是政府高層或行政會議，似乎都未有充足的心理準備，要去打好這場仗，或者他們根本不承認現時正在打仗。

稍稍分析現時的示威群眾，由裡到外，可以分成三層。最內的一層，其實只有一千幾百人，他們是極端暴力的暴徒，他們會隨意投擲汽油彈、用利器襲警，恐怕目的就是流血和攬炒。有人說這群暴徒是沒有組織的，但現實疑點甚多，警方在這些人的單位內搜出50萬現金，也搜獲1.5公斤恐怖分子經常使用的TAPT烈性炸藥，若無幕後主腦，鉅額現金和炸藥從何而來？

第二層的是激進的青年人，主要是大學生，數以萬計，他們站在示威前線，但並非最暴力的一群。至於最外的一層，是所謂的「和理非」，他們被《逃犯條例》激發出來出來，人數可能過百萬。

政府的止暴制亂行動，應該聚焦於最核心的一千多名暴徒，只要能夠把他們拘捕判刑、阻斷他們的資源來源，截斷他們的群眾支持，暴亂便可遏止。但一直以來，政府對待暴亂都顯得進退失據，根源是他們沒有認清那批核心暴徒，那些真的打出革命旗號，想證明一國兩制失敗，想推翻香港以至中國政府，甚至想中國變成一個親美政權，他們的確是在搞顏色革命，而且很有背景。

政府混淆了不同的示威人群，經常想搞平台與他們對話，結果是在反暴行動上顯得畏縮。根據政府內部消息，凡是要強硬的事情，高官都不想站出來說，即使發一份新聞稿，也不想用自己或所屬機關的名字，只用「政府發言人」算了。隨便舉一些例子，例如示威蔓延到機場和港鐵這些重大戰略設施，政府內部並無統籌如何應戰，任由這些機構各自為政，結果便鬧出一場又一場的混亂，最後要由阿爺開口喝停。

政府若不認清要對核心暴徒作戰的事實，即使實行《緊急法》，對止暴制亂也效用有限。歷史上有很多事件可供借鑒，清末有一名兩廣總督，名叫葉名琛，他很有名，是以無能聞名。咸豐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三艘英軍戰艦穿越虎門，葉名琛不理戰情，連續兩天到校場觀看鄉試騎馬射箭，他下令廣東水師後撤，也不准開炮還擊，英軍旋即摧毀廣東南郊的砲台，摧枯拉朽地直逼廣州城，四日內攻入城內，由於人數不多，很快便退走，由於葉名琛去了上香，沒有被俘，還向朝廷說「大捷」。

翌年9月，英法聯軍重臨壓境，十分迷信扶乩的葉名琛說「過了十五日必無事」。最後聯軍攻陷廣州，葉名琛被擒，被世人譏為「六不總督」，即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他在英國戰艦上還要自備糧食，說恥食敵粟。葉名琛其後被押送至印度加爾各答，他聲稱要與英女王對話，又自稱為海上蘇武，最終絕食死於印度囚所，終年52歲。葉名琛以為絕食而死可以留下美名，誰知只留下「六不總督」的罵名。

香港現時已經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刻，香港的精英如果採取與葉名琛一樣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策略，最後也只會留下千古罵名。香港精英們怕採取強硬行動，會被民眾罵，怕民望跌。他們如此好名，恐怕與葉名琛差可比擬。

在香港與這為數約一千名有組織的暴徒的戰爭，可以送上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二戰時的一段著名講話：「我們將不惜一切犧牲保衛我國本土，我們要在灘頭作戰，在登陸地作戰，在田野、在山上、在街頭作戰，我們在任何時候決不投降，即使整個英倫島或大部分土地被占，我們饑寒交迫，我們所有由英國艦隊武裝和保護的海外帝國也將繼續戰鬥。」要有邱吉爾這種決心及勇氣，才能夠打勝仗。

我經常以林則徐的名句自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香港現時捅出了這樣大的婁子，不但令到香港付出重大代價，還連累到國家。我們都是時候要抖擻精神，拿出勇氣，打出漂亮的一仗了。有沒有《緊急法》，只是其次，如果有足夠勇氣去作戰，根本不需要《緊急法》，如果沒有勇氣，就算有《緊急法》，也救不了香港的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