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對澳門的印象開始逐漸超越了香港？
無論是從面積、經濟實力、國際地位還是戰略重要性，澳門一直都被掩蓋在香港的光芒之下。然而在回歸20年之後，香港成了愛國主義反面教材，澳門一躍變成祖國的貼心小棉襖。
這一切都是怎麼發生的？
No.1 從“Macao”到「澳門」
澳門的歷史比香港要坎坷許多。
1553年，葡萄牙人以晾曬貨物為由首次踏足澳門。
1557年，明朝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住權，但是對其進行嚴格的管治並要求葡萄牙人對明朝納貢。而後，當地官員允許在澳葡萄牙人進行自治。
1622年，荷蘭人為奪取澳門作為遠東根據地而發動戰爭，後戰爭失敗轉至台灣，史稱「澳門戰爭」。1623年葡萄牙任命的澳督首次到澳門就任，此時澳門的主權和治權仍屬於明朝並沿用至清朝。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葡萄牙趁火打劫。
1845年，葡萄牙女王擅自宣布澳門為「自由港」。
1846年，澳門已經在事實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1887年，清王朝與葡萄牙政府簽訂了《中葡會議草約》和有效期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澳門正式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殖民期間，葡萄牙人對在澳華人採取高壓統治，華人不僅被排除在文官體系之外，甚至連行醫的資格也沒有。這與香港形成反差，港英殖民政府為了鞏固在港統治，循序漸進地將華人精英吸納進公務員體系，進行本地化統治，這也是香港回歸之後公務員階層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度存在搖擺的原因之一。
在葡萄牙人的統治下，在澳華人從未放棄過抗爭。而在20世紀60年代發起的「12·3」運動更是讓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本就虛弱的澳葡政府受到了嚴重打擊，對澳門的治理日益不作為，這既削弱了殖民統治，也給「愛國社團」的成長提供了空間，為回歸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提供了愛國愛澳的社會基礎。
澳門的回歸雖然也是幾經波折，但是澳門人民的歸心思切卻讓回歸順理成章。而澳門的經濟也結束了回歸前連續4年的負增長，並逐漸從「恢復性增長」進入高速增長。
No.2 港澳對比
2.1 經濟方針
作為面積不足33平方公里的袖珍經濟體，澳門如何能夠後來居上？
這首先應歸功於澳門特區政府一以貫之的執政理念。
不同於香港將民生問題政治化，讓社會問題成為政黨之間博弈的棋子，澳門政府從特區成立之初就專註於解決民生之困。
澳門的現代經濟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在回歸前夕形成了以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和房產建築業為四大支柱的產業格局。然而由於資源限制和基礎薄弱，產業結構過分倚重博彩業。90年代初失敗的產業調整更是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回歸後，前三屆政府均本着「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方針，恢復澳門經濟的活力。隨後根據形勢的變化，制定了「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政策。2003年「非典」危機之後，澳門政府將博彩業與「自由行」結合，大力發展旅遊業。
澳門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配合國家戰略，形成了「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定位，即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在博彩業一家獨大的情況下，澳門政府嘗試培育多個新興產業方向，包括金融業、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海洋高新技術產業、電子商貿、休閑購物等。目前會展業已初具規模，金融業也已經佔到澳門GDP佔比的20%以上。
換言之，澳門政府的經濟政策始終是以博彩業為主，帶動其他產業發展，採取循序漸進的步伐。
反觀香港，第一屆政府提出的「八萬五」計劃首先動了利益集團的蛋糕，董建華的高科技產業藍圖也沒有意識到香港高科技人才的匱乏。2008年曾蔭權提出的六大產業也因缺乏行政配套而效果不佳。
不難看出，澳門經濟的一元化讓特區政府更能集中火力，穩步發展；而香港社會由於利益多元，分散了行政資源，導致特區政府經濟改革的成本和困難都大大增加，經濟政策虎頭蛇尾也就不足為奇了。
2.2 共識差異
當然，利益多元不見得就一定會妨礙政府施政，關鍵在於社會共識能否整合各方利益。而在這方面，澳門相較於香港的優勢便可圈可點，這包括人的因素、法律因素和政治因素。
在一個社會中，能夠凝聚共識的除了共同的利益，便是共同的記憶。
香港和澳門同為移民城市，且移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但構成卻相當不同。
香港的大陸移民主要分為三類：內戰後期效忠國民黨的余部和小資產階級；建國初期對新政權不信任的移港者；以及60年代因生活困苦或政治原因而離開大陸的逃港者。這些人對中國大陸持排斥心理。
而澳門的移民多以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到澳門定居的，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並無排斥心理。
就本土居民而言，香港居民經過長期的去殖民化教育，國家觀念已經相當薄弱；而澳門居民從未放棄過抗爭，澳葡政府的腐敗統治更是讓澳門居民對祖國的認同感不降反升。
認同問題在香港社會的表現是利益的進一步分化、政治博弈拖累民生改革；而在澳門則成為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愛國愛澳」的群眾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政府致力於改善經濟民生的措施也更容易得到推廣。
在法律層面，雖然香港和澳門都實施《基本法》，但是香港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其民主化的既定事實導致香港的《基本法》中存在「雙普選」的條款，這讓回歸後的香港社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問題而非民生問題上，更有內外部有心人士的挑撥，使得港府的施政處處受阻。
澳門回歸前不存在類似香港的政治改革運動，因此也沒有「雙普選」的訴求，並且在看到政治問題給香港社會造成的動蕩之後，更加堅定了現行的政治體制，強調穩健和團結，最大限度地抵制民粹思潮的影響，類似香港「反民主派」的《新澳門學社》目前在澳門也處於被壓制的狀態。
在政治層面，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人員構成有着根本的區別。
回歸前，港英政府培養了大量向英國政府效忠的公務員，並且在撤離香港之前突擊式地授予了22.5萬個「完全的英國公民地位」，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授予了公務員體系人員。為了實現平穩過渡和穩定人心，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對港英時期的公務員採取照單全收的政策，這為後來香港的政治動蕩埋下了伏筆。
澳門則不同，澳葡政府極端排斥華人涉政，因此文官系統中多是土生葡人。澳門特區政府執政後，對前執政高層進行了徹底的更換，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愛國者」治澳的制度設計。
因此在澳門，無論是在政府層面還是在市民層面，「愛國」和「愛澳」是不存在衝突的。而在香港，公共利益則被私人利益以「本土意識」的形式所裹挾。
2.3 外部影響
在香港歷次的社會運動中，不乏境外勢力的身影。這些外部勢力既不「愛港」也不「愛國」，一方面煽動政治對抗，另一方面撕裂社會共識。
相比之下，澳門則要平靜地多。
香港和澳門同為中國對外溝通的橋樑，在對外交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但是二者連接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因此受到的影響也不同。
香港連接的是英美，而英美尤其是美國將中國視為威脅，對抗多餘合作；而澳門連接的是歐洲，歐洲更多地將中國視為夥伴而非敵人。
澳門的繁榮穩定有利於歐洲與中國展開更多層次的合作；而香港的動蕩則從側面反映出英美對於霸權旁落的焦躁和不甘心。
香港人面對大陸那種酸溜溜的優越感和英美倒是有幾分神似。
再者，澳門人深知澳門離開大陸是沒有前途的，為了防止像香港那樣受到分裂勢力的侵蝕，澳門築起了三道防火線。
首先是鞏固澳門的愛國傳統，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泛的愛國主義教育。澳門超過九成的居民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而在香港自「佔中」運動之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比例逐年下降。
其次是民生問題的持續改善和社會公平的持續擴大，澳門人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不會讓有心人士破壞當前的大好形勢。
最後是對《基本法》二十三條進行立法，與港府的束手束腳不同，澳門政府在抵禦分裂勢力時擁有堅強的法律武器。
前段時間澳門海關禁止「港獨」分子入境的新聞贏得大陸人民一片好評。這讓我們看到澳門維護「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念和切實行動，也顯示了法律手段的強大威力。
澳門政府的謹慎是有原因的，因為外部干涉勢力已經影響到了澳門！
No.3 光明與陰影
且不說與西方世界的溝通，澳門與香港和台灣的溝通也相當多，且不說香港的影響，澳門公務員中有50%有台灣教育背景，台灣的競選文化對澳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雖然目前澳門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但是打着「本土利益」的《新澳門學社》已經吸引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民粹力量日漸成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人，開始爭奪票源。
此次修例風波基本上透支了西方利用香港影響中國大局的戰略價值。目前北京更傾向於將澳門打造成「一國兩制」的典範，而這很可能會招來西方干涉勢力的關注。
澳門經濟的日益多元化必然帶來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中產階級的興起也會引起政治訴求的分化。
上述新情況都對澳門日後的治理之路提出了挑戰。
另一方面，澳門本土人才的缺乏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領域，還是政治領域，人才的培養和選拔機制都不完善。
最關鍵的問題是，澳門目前的穩定是以民生得到巨大改善為基礎的，但澳門本土的博彩業已現頹勢，產業結構升級迫在眉睫。
因此，澳門應該吸取香港的經驗教訓，及時探索出能夠回應和整合多方利益訴求的體制機制，同時發展出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之路，向著光明，方可前行；警惕黑暗，腳下才穩。
在此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
願澳門的明天更美好！■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