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終於全面封城了。3月9日，意大利新冠感染病例單日新增1797例，累計確診9172例，一舉超過韓國，成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新冠感染國——而在單日新增上則穩居首席。面對這種局面，意大利終於急了，緊急下令10日實施全國性封城措施，除工作或健康等理由外，任何人不準離開居住地，全面禁止意大利各地的任何公眾集會、體育賽事和活動。
消息傳出，意大利舉國上下自是一片恐慌，歐洲也都風聲鶴唳。而中國這邊，已經經歷了一個多月封城的網友，則明顯淡定的多。很多人也發表觀點，認為意大利封城太遲，早就該這麼做，枉費了中國為世界爭取的這個一個多月時間。
其實在這一點上，中國網民也真別說人意大利。畢竟武漢從第一例疫情出現，到發現人傳人、再到封城，同樣也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所以，非要說封城令下的太遲，那武漢和意大利的表現其實是差不多的——在不久的未來，可預見會步意大利後塵的歐洲各國、甚至美國，也同樣如此。
這就有了個問題，為什麼全世界的政府，在採取封城防疫過程中，普遍都存在封城不及時的問題？甚至在最早的中國已經吃了武漢這個大虧的情況下，各國後繼者依然執迷不悟，不到大難臨頭黔驢技窮，都決計不會祭出封城這個大殺招？
其實這個答案，其實也不難解釋——封城損失太大！畢竟封城是把雙刃劍，它確實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擴散，但也會讓經濟瞬間停擺，甚至讓社會陷入癱瘓。這樣的武器，不到萬不得已，確實不能輕易使用。
當然，也有人會說了，就算封城是七傷拳，但用不用，什麼時候用，這也應該有個明確標準——要是疫情還沒在自家境內出現，那自然不應該用；可疫情已經出現，還遲遲不用，直到拖到大爆發難以收場才封城，這難道不是是為時已晚？說破天，還是政府沒有把握住疫情傳播的關鍵時間節點。
這個，怎麼說呢，這種觀點，在道理上確實沒錯。但在現實操作中，任何一個政府，它要把准這個度，捕捉到這個關鍵時間節點，其實都是相當困難的。
什麼是疫情的關鍵時間節點？是本地，或者本國發現疫情？如果是以這個為界定的話，那標準倒是明確了，但損失根本承擔不起。就算知道新冠具有極強傳播能力，就算知道本國或者本地已有新冠疫情出現，但是否已經擴散，這個依然是不確定的。如果沒有擴散，就來個舉國封鎖，那照這個邏輯，現在全世界都得封城——畢竟也沒幾個國家沒被感染了。而就算有些國家防的好，通過社會停擺把自家內部的病毒悶死，但考慮到外部總有防的不好，甚至基本不設防的——而自己又不可能無限期閉關鎖國，那麼封城過後，未來一旦有外部輸入（這個是無法避免的），那是不是又得封城？隔三差五的就來這麼一出，那經濟怎麼承受的了？社會怎麼承受得了？
所以，出現疫情，絕不是封城的界定標準。只有疫情出現大範圍傳播的趨勢與可能，才有必要封城。
但這就是個模糊標準了——畢竟疫情傳播是個動態的過程，隨時變化，而且具有極強潛伏性。所以，什麼叫出現大範圍傳播的趨勢與可能？什麼時候觸達應當封城的關鍵時間節點——這些在現實操作中都是很難明確的。
當然，雖然難，雖然沒有明確標準，但也還是有一些科學辦法的。政府作為各方資源的統籌者，它可以通過醫療、行政系統追查統計、流行病學追蹤建模甚至大數據分析等等，來盡量明確病毒的本地化、本國化傳播擴散趨勢，進而大致判斷出一個合理的黃金時間節點。
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實際操作中，照樣有各種各樣的偏差——首先，各種統計和分析，都必須建立在足夠的數據基礎上——也就是說，你得有足夠的數據支撐，才能解析出想要的答案——數據越充分，解構出的答案就越科學合理。但數據的充分度，本身就是和疫情的爆發程度呈正比的，這就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等你把趨勢判明了，疫情也已經差不多到了大爆發的時候了。
當然，除了實時監控和數據統計，歷史經驗也是很重要的判斷依據。但新冠病毒在傳播效力和潛伏性方面有自己的特性，作為一個新病毒，人類對它的了解並不充分，所以歷史經驗也不是完全有效，只能作為參考。何況，再多的歷史經驗和數據分析，也抵不過超級傳播者的意外發生——就像韓國，本來防的還算可以的，結果冷不丁跑出一個教徒大媽，立馬就把一個城市打趴下，全國也陷入危機。
總而言之，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平衡。面對新冠，政府也的應對邏輯也是如此——它必須要在防疫與經濟社會運轉維持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但這個平衡點的捕捉，卻又高度依賴於數據支撐，而數據又必須隨疫情發展才能累積獲得；再考慮到各種超級傳播者等意外事件，這使得政府在捕捉戰略平衡點方面非常困難，封的早了，經濟損失承受不了；封的晚了，疫情又會失控，這種高難度，使得各國政府——即便它們能實現高效有序運轉，並能排除其他各種政治因素掣肘，但在封城這個問題上，也依然深陷兩難困境，很難做出特別精準的決策。
這是政府層面的難處。而在民眾層面，封城同樣面臨極大困難。
畢竟封城不光是政府下個令就能做到的，還得民眾配合。縱然政府可以擁有一定的強制力，保障政策的推行，但如果民眾不理解不配合的多了，那政府也終究是法不責眾，甚至有可能激起恐慌和騷亂，結果適得其反。
這就是個痛點。政府作為專業社會治理組織，一般來說，它的封城決策都還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有相應的數據和邏輯支撐，就算在時機把控上出現偏差，但至少在決定作出之際，還是符合當下防疫需要的。
但民眾就不行了。民眾本來就是一個感性遠超於理性的群體，而且它們也不可能像政府那樣，掌握那麼多信息和數據，更不具備專業的分析和判斷能力。所以民眾的判斷，通常比較隨心所欲，或者隨波逐流。
而這兩者都是封城的巨大阻礙。隨心所欲，那就是怎麼爽怎麼來——而封城肯定不是什麼爽事，反而十分糟心——人身自由，工作收入，娛樂消費，社會交際什麼的都會受影響，甚至連基本的吃飯喝水都有可能成問題。
所以，感性主導的民眾，對封城有一種天然的排斥。不具備專業知識，又缺乏足夠理性判斷力的他們，在主觀上肯定傾向於不受拘束、自由自在。這種傾向決定了，除非瘟疫已經大面積傳播開來，造成的大量傷亡能夠讓民眾直觀的看到、感受到，只有到這份上，他們才會因為恐懼，而發自內心的支持封城，並主動遵守——但到這個階段，通常都已經黃花菜都涼了。
所以，在大疫面前，民眾是需要被引導的。只有通過各種強制、非強制的引導，讓他們主觀上重視瘟疫，發自內心對封城予以支持和配合，這樣封城才能做得下來。
這裡面，強制的，自然就是指政府的禁令。而非強制的，就是輿論發動了。
這一點東方稍微好點。在中國，政府能夠直接掌控輿論導向，所以可以在短時間內，讓絕大部分國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進而使封城在一夜之間得以成功。
至於韓國，雖然他們的政府不具備中國政府的輿論控制力，但作為儒家文化圈國家，韓國國民跟中國國民一樣，都具備較好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大局意識和集體意識也相對較強，所以大邱封城雖然慢了一拍，但也效果可以，獲得民眾配合的速度也比較快。
但意大利就比較慘了。意大利政府不僅不能控制輿論，而且國民也自由散漫慣了。這就給意大利的封城造成極大困難。你說封城，結果民眾根本不當回事——比如倫巴地地區封城，關閉學校，結果學生卻跑到大街上遊行慶祝；等封城區域擴大到全國，結果又一大堆監獄因為家屬不能探親而暴動，還有一大堆不滿的民眾上街示威抗議封城——本來封城是為了減少聚集，阻斷病毒傳播；結果到執行層面，封城的效果卻成了助推民眾聚集，加速病毒傳播。
這還是在意大利疫情已經大爆發的情況下——到這份上，民眾都還這麼鬧騰；可以想象，意大利如果封城早了，那民眾還不知道會整出什麼幺蛾子——有這樣的人民，換你是意大利政府，你又怎麼敢提早封城？就算你封城，你又怎麼敢像封到中國這種，直接讓你連小區門都不要出的程度？就算你政治家覺悟高，為了防疫可以連自己的選票都不在乎，可你總不能去主動給病毒提供大規模擴散的契機，讓它們在民眾因不理解導致的狂歡、暴動聚會中廣為傳播吧？
綜上所述，在現代社會，封城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它既考驗政府，同樣也考驗民眾，二者可以說是缺一不可。有了意大利的這個例子，我們再回頭看法國、德國、看澳洲、新西蘭、美國，甚至看印度、印尼，大家對這些政府的打腫臉充胖子，咬牙死撐，其實也就可以理解了。有時候，這不僅僅是特朗普這些政府領袖，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同樣是，它們的國情決定了，沒大爆發就封城——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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