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始了一年一度選拔大學生的高考。在中國眾多精英中，也有很多並沒有走高考之路的人，名作家閆紅，詳述了她在高考前夕退學之後的人生之路。
六月七日，中國開始了一年一度的高考，這個選拔大學生的比賽。但是，在中國眾多精英中，也有很多並沒有走高考之路的人，作家閆紅，在騰訊大家的專欄中，詳述了她在高考前夕退學之後的人生之路。高考並不是唯一的自我提升途徑。人生的選擇可以是多種多樣。閆紅是深受讀者喜愛的專欄作家，著有《誤讀紅樓》、《他們謀生亦謀愛》等暢銷書。文章摘錄如下：
我沒有經歷過高考的恐懼
高考季，各種奇葩新聞滿天飛，考生家長和廣場舞大媽兩支最強悍隊伍展開較量；考場旁邊的鐘點房要價兩千一晚上；因為電梯噪音影響考生休息，家長要求15層高樓住戶全部拾級而上；某縣城，考生家長對著佛像一步一叩頭，燒天價香……
從這些轟轟烈烈的新聞裡，我看到的是兩個字：恐懼。我沒有經歷過這種恐懼，在離它一步之遙時，我逃開了。
起初，是物理課上和老師的一個小小齟齬，下課時我做出了重大決定，退學。這是1994年初，我讀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負氣離開，但我始終都明白，課堂上的這個小風波，不過是將長久的困惑推向緊要關頭。
進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這里幹什麼，以我當時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樣的學校。接下來的情況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後，拿到一個慘不忍睹的成績，再靠家人想方設法，進入某個末流大學讀個大專，出來，再繼續混慘白的、沒有邊際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閱讀、寫作、去淮北鄉間了解風土人情、打聽家族往事的細枝末節。我當時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當個作家，為什麼還要在這裡隨波逐流，任憑命運將我推動？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學，背著書包去郊外溜達，去某大學的教師閱覽室看書——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學的附中讀的，閱覽室就在教室樓上，工作人員跟我們一個樓梯上下，彼此都已面熟。
記不得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好像也沒太久。當小城裡飄起了第一場雪，無論是去郊外，還是去閱覽室，道路都變得泥濘，我厭倦了那種東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橫，在某個夜晚，對我爸說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應應該不太嚴重，否則我不會這麼沒印象。他勸了我一下，但我強調我現在的情況，不宜於再回學校。他思索了一下說：這樣，也好。你就在家裡寫作吧。老爸工資一個月五百多，還有稿費，還可以幫人打印材料掙點錢，再養活你二十年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爸說，你現在年齡還太小，在家寫作不現實，你還是應該去學校學習。要是你覺得中學的課程沒有意思，我們可以想辦法去大學旁聽。聽說有些大學開設了作家班，我託人打聽一下，看看有沒有渠道。
我於是先去了看書的那所大學旁聽，搬個桌子就進了歷史系的教室。同學弄不清我什麼來頭，也不問，只是有次我說起害怕蠕蟲，同桌那個男孩說，我以為這世上沒有什麼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觸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約與貿然出現有關。
如是過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時，帶回一個信封，裡面是複旦大學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說，他已經聯繫過了，像我這樣的，可以入學。我們這兩天就出發吧。
我們是在第三天出的門，小城去上海的火車票基本上買不到，正好鄰居叔叔單位有輛車去蚌埠，我爸覺得從蚌埠轉車更方便，畢竟是交通樞紐，有T字頭的快車。
沒想到我坐不慣小轎車，一出城就吐了個天昏地暗，只好下車，在路邊等大巴。終於等到一輛，到了蚌埠火車站，發現這裡情況並不像想像中那麼樂觀，坐票早就賣完，我爸買了兩張站票，我們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過的，啊不，站過的最擁擠的火車，甚至不能將整個腳掌著地，更要命的是，隨時會有售貨員推著小車穿行而過，兩邊的人壓縮再壓縮，有人就踩著椅子旁邊某個可以搭腳的地方，懸空而立，售貨員倒憤怒起來：“那裡怎麼可以踩？你看你像個蝙蝠似的。”
“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就在將重心在兩腳之間不停置換的同時，我爸已經興致勃勃地和我談起文學和理想來。樂觀如他，認為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新境界，從此，我要在世界一流大學裡，汲取更多更有效的知識，展開嶄新的生活了。
天亮時我們下了火車，坐公交車來到邯鄲路上的複旦大學，很快辦好了入學手續。我爸帶我來到宿舍，幫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離開，我奶奶身體不好，他當晚就要趕回。
那天晚上，對著窗外的晚風，我哭了。一方面是對於尚且在火車上受罪的父親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對於像夜色一樣，深不可測的未來的恐懼。在家鄉小城時，我可以認為我的人生還沒有開始，只是個預備狀態，現在，在復旦，人生正式啟動，我要赤手空拳打個天地，於窮途中開一條道路，我沒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寢室裡住了六個女生，有學英語的，有學計算機的，還有兩個作家班的同學，都是文化局和作協的在職人員。每個人都像螞蟻似的，目標明確地忙叨著自己的那點兒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會有人真的將自己當作家來培養。
我去聽作家班的課，也去聽中文係其他班級的課。與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復旦老師開課非常自由，願意講論語就講論語，願意講老莊就講老莊，還有世紀初文學、魏晉文學等特別門類。我蜻蜓點水般一一試聽，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駱玉明先生，他講課時，有一種魏晉士人的不羈與銳感，常常在不那麼正經的談吐中點中本質。這種點評方式幫我甩脫了資深文學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現在，我都不喜歡太正式的論述，著迷於小李飛刀式的見血封喉。
還有郜元寶，李振聲，陳思和等諸位老師，他們在不同的領域裡都各有建樹，想想看，那個時候，我可以站在一長排的課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我的特色菜單，這是多麼奢華的一件事。而在上課之外，我亦在我的老鄉，作家戴厚英的引薦下，走進自稱為“活著的紀念碑”的賈植芳先生的家門，聽他，以及在他家邂逅的讀書人，聊聊關於文學和文人的那些事。
歸來之後，總是按圖索驥，到圖書館和書店裡找相關內容的書，把頭髮紮成一把，頂在頭上，穿著拖鞋，在自修室讀到深夜。
但人畢竟是個複雜的動物，在這種如魚得水的學習之外，還有一件事，佔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懼。雖然我當時已經開始在《萌芽》《散文》《隨筆》上發表文章，但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讓我看上去像個作家。在當時，還沒聽說誰靠在家寫散文吃上飯，我爸是說可以養活我二十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許多個中午，下課歸來，陽光還沒有化開，混混沌沌地飄在前面的路上。旁邊，一家麵包店剛剛開爐，香氣炸開，蓬勃若有隱形的蘑菇雲，這些統統讓我茫然。我在思考那個終極問題：我，向何處去。心裡瞬間就像被蟲噬一樣變得斑駁起來。
結束了兩年的作家班學習，回到小城，這問題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學成歸來，沒有錦衣可以堂皇地還鄉，我只是多發了幾篇文章而已，而這些，不足以讓我在小城裡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我多次寫過那種惶恐，很多個夜晚，我睡不著，直到聽見雞叫，是另外一種心驚，我覺得我像一個女鬼，在光天化日下無法存身。但同時仍然在寫著，投向各個報紙雜誌，上帝保佑，這些雖然不足以讓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卻讓我來到省城，順利地考入某家新創辦的報紙，做了副刊編輯。
似乎生活從此走上正軌，也不盡然，畢竟別人都持本科學歷，這種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擔心被辭退。那時是冬天，寒風蕭瑟，落葉在腳下翻捲，我走在街上，看到旁邊小店裡掛出招工啟事，寫著“月薪五百”。我就想，要是我失業了，能到這里當個售貨員嗎？就算人家收我，那工資，也只夠交房租而已，我這樣一步步走來，難道就是為了當個售貨員嗎？那時，我恨我自己放棄高考。
請原諒我這種“政治上不正確”的想法。我知道有人會說，當售貨員和當所謂作家沒什麼區別，相對於這種過於高大上的理論家，我更願意理解當年那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讓這種惶恐跟隨自己好幾年，也太過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領導和讀者的認可，我還是能感覺出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我想，別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樣的吧。猶如帶病生存，我帶著這種惶恐生活了好幾年，直到2004年前後，我在天涯社區上寫的一組文章引起了一點反響，接著，出書、寫專欄、獲獎……我還沒有成為我理想中的那種作家，卻靠著寫作，給自己贏得了一點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在我三十歲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別人不一樣。而到了現在，我覺得，和別人不一樣，其實也挺好。
我退學，是在1994年初，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我不是一個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實挺膽小，挺追求安穩，所以我多次深刻地後悔過。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人，在二十年後，仍然覺得，我應該後悔的，並不是逃開高考，而是在逃開之後，沒能一不做二不休，將錯就錯，徹底跟那個主流路線分道揚鑣。
假如我當時不那麼害怕沒工作，假如我就按照我爸規劃的那樣，困窘而自由地展開我的寫作，假如我無視別人異樣目光，專心於更有價值的事情，我敢說，我也不會像我當時以為的那樣窮困潦倒，沒準會過得更好。
生活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可怕，它尊重才華，也尊重努力，不管你選擇怎樣的道路，都別猶豫著老想折回。我懷疑大多數人都是被自己嚇住了，為了不必要的隱憂浪費太多時間，不然也許普遍能過得好一點。
有一年，縱貫線全球巡演，來到本地。我買了票，坐在體育場高高的看台上，看那四個老男人嬉皮笑臉地出場，聽他們唱：
「出發啦/不要問那路在哪/迎風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發啦/不想問那路在哪/
運命哎呀/什麼關卡/
當車聲隆隆/夢開始陣痛/
它捲起了風/重新雕塑每個面孔/
夜霧那麼濃/開闊也洶湧/
有一種預感/路的終點是迷宮……」
這歌詞像暴雨，兜頭而下，粗暴地敲打著我的神經。它的名字叫做《亡命之徒》，看上不是什麼好詞，但打出生起，有誰不是行走在亡命之旅上？哪有絕對的安全？又哪有絕對的不安全？不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路在哪兒並不關鍵，你走到哪兒，哪兒就是你的路。
當然，也許，我更幸運的一點是，有一個尊重子女的選擇，並幫助子女成就夢想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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