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帝國為何失敗？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包括前蘇聯、中國、甚至作為戰勝者的西方20多年。近日出版的《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一書被譽為「這是有關冷戰中蘇聯一方的最好的歷史書」，從蘇聯的立場檢討了這此奇怪的失敗。
「蘇聯經過多年建設起來的龐大軍力並沒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宮和有影響力的蘇聯精英們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誌上的銷蝕。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並沒有準備為他們所不相信的事業和他們並未從中得到好處的帝國流血犧牲。蘇聯社會主義帝國——也許是現代歷史上最奇怪的帝國——並沒有奮起還擊，而是選擇了自盡」。
在進入正文之前，先看看本書對蘇聯四代領導人（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一些刻薄但卻理性，甚至有些詼諧的評價吧。
斯大林：在蘇聯領導人當中，約瑟夫•斯大林是最殘忍的，但也許還是最犬儒化和最務實的。他控制了大部分關鍵領域的決策，尤其是國家安全、意識形態、軍事及對外事務。重大決策大權獨攬看上去很美，但到頭來它也放大了他的錯誤與失誤所造成的影響，而且這種大權獨攬也是冷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個人的干勁、野心以及他不時地心血來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對蘇維埃體制及蘇聯社會影響的企圖，成為蘇聯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諸多政策變革的主要動力。
勃列日涅夫：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這一代大多數官員一樣，仍然是革命與帝國范式的囚徒。他是第一位以下面這種身份在蘇聯精英和人民當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蘇聯統治者：他不僅是增強實力並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強硬姿態的倡導者，而且還是和平的締造者。
戈爾巴喬夫：這位總書記最終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馬列主義。他想對共產黨進行改革，想要改造蘇聯社會並把蘇聯融入「歐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懷有許多大的錯覺。首先是以為在擺脫了斯大林主義後遺症及革命與帝國范式的束縛之後，蘇聯會變得更加強大。其次是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出手相助，實現把蘇聯的改良主義的共產主義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融為一體的宏偉大業。
以下文章是從《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結束語」中節編選出來的：
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中，蘇聯各位領導人和精英們竭力想保住並擴展從這一磨難中崛起的龐大的社會主義帝國。在取得對納粹德國的歷史性勝利之後，克里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蘇共精英、軍方、安全警察以及軍工綜合體的成員，多數都開始認同這樣一種想法：自己的國家是個應該在世界上起核心作用的大國。蘇共精英中俄羅斯人的俄羅斯中心論和非俄羅斯人的民族感情（例如，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都開始融入這種新的集體認同之中。儘管戰爭造成的嚴重損失和物質破壞讓蘇聯社會元氣大傷，因而渴望持久的和平與更好的生活，但它們同樣也鞏固了蘇聯精英中的這樣一種日益強烈的情緒，即，蘇聯應該而且也能夠成為全球性的帝國。
除了外交與情報方面的文件，有關政治局活動的文獻證據也表明，克里姆林宮當時對於全球的權力關係現實是承認的，並把謀求加強蘇聯的實力放在首位。但蘇聯也以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名義，建設並捍衛著自己的社會主義帝國。列寧主義思想的種種承諾——與不平等、剝削和壓迫展開全球性的鬥爭；在國際上與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休戚與共；讓勞苦大眾的生活有大幅的改善——依然寫在蘇聯的旗幟上和黨綱中。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國際行為的指導思想都是地緣政治野心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承諾的混合物——革命與帝國范式。從斯大林到安德羅波夫的各位蘇聯領導人，以及多數蘇共精英、對外政策官員和安全警察——哪怕是他們中最犬儒化、最務實的人——對於自己採取的舉措，總是要用意識形態的一套說辭來證明其合理性，並用馬列主義的術語來加以表述。
在蘇聯領導人當中，約瑟夫•斯大林是最殘忍的，但也許還是最犬儒化和最務實的。他決心鞏固二戰期間蘇聯獲得的領土與政治利益，在蘇聯周圍建立一個專屬的安全緩衝區。到1945年秋為止，他一直是戰績輝煌。他手中的牌包括：對蘇聯軍隊的領導權；與英美的伙伴關係；中歐各國因戰火的蹂躪而變得羸弱不堪；中國內戰；蘇聯作為擊敗納粹主義的首要力量而享有的崇高威望。斯大林本來希望他可以在不觸怒美國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擴張目標，但美國人很快就宣布，自己是自由世界反對蘇聯擴張的保證人。蘇美對抗從一開始就與地緣政治及意識形態有關，它是兩種形式的現代性、兩種生活方式以及兩個潛在的全球帝國之間的衝突。
冷戰為蘇聯的革命與帝國范式的正確性及正當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明。鑑於美國對共產主義採取的遏制與逼退政策，蘇聯人要么拆散他們的帝國，要么用他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為之鬥爭——這一點是越來越明顯。斯大林的理解力很強。甚至是在冷戰開始之前，他就試圖恢復自己對蘇聯精英和社會的絕對控制，並想把這種絕對控制延伸到東歐各國。大規模的國家宣傳，以民眾的感情為資本建立了戰時的國內陣線。精英階層中大部分人的看法都跟斯大林的一樣，認為美國正在準備發動下一次戰爭。斯大林還像二戰前一樣，試圖用一連串越來越殘忍的清洗來加強對蘇聯精英和社會的控制。 1953年3月，就在軍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仇外情緒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的領袖突然去世了。
斯大林的繼任者們很快就認識到，與美國的戰爭並不是必然的。他們共同設計了「新對外政策」，目的是緩解蘇聯與西方各國的緊張關係，確保長期的「和平共處」。不過，現在的新證據並不支持先前人們持有的看法，即在斯大林死後，為了維護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作用降低了。實際上，克里姆林宮裡的新統治者與蘇聯精英們依舊是讚成革命與帝國范式的，這種範式仍然是他們集體認同的核心。
有幾方面的因素強化了這種認同。首先，蘇聯領導集體從斯大林那裡繼承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並決心把它保住。除了二戰的記憶之外，意識形態和安全方面的考慮也使得任何主張蘇聯退出中歐的觀點都不具有合法性。例如，到1953年，在蘇聯的各位領導人與精英眼中，東德已經成為他們中歐帝國的珍寶和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價值，蘇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它。克里姆林宮還想用慷慨的援助和為其對外政策提供支持來維持與中國的同盟關係。對東德這方面因素的考慮迫使蘇聯在中歐一直保持龐大的軍事存在，而對中國這方面因素的考慮則讓克里姆林宮不斷拿出革命的誠意，表現其對共同的意識形態原則的忠誠。即便是在中國的各位領導人向克里姆林宮在共產主義陣營的霸主地位發起挑戰之後，蘇聯的各位領導人還在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和恢復中蘇意識形態同盟之間舉棋不定。他們選擇了緩和與西方的關係，儘管同時又在越南戰爭中與中越兩國共產黨站在一邊。
其次，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鬥爭有利於這樣的領導人：他要兼有靈活與強硬、務實與思想正確。赫魯曉夫打敗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的時候，聲稱他們準備把東德送給西方。而他在戰勝莫洛托夫的時候，又在黨政精英們面前說，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沒能分化敵人，反倒使他們聯合起來。儘管赫魯曉夫公開指責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蘇式的共產主義制度作為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銷的時候，有必要證明，他能夠洗去這種制度中的斯大林主義的罪惡。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迅速增長。 50年代，蘇聯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擁有熱核武器的超級大國。隨著國力的增強，誘惑也來了：突破美國人為遏制蘇維埃帝國而在其周圍設置的障礙，迫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接受對蘇聯的國家利益更為有利的和解方案。與此同時，蘇聯實力的增長——這一點突出表現為1957年「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衛星的發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極大地增強了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中的吸引力。
赫魯曉夫個人的幹勁、野心以及他不時地心血來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對蘇維埃體制及蘇聯社會影響的企圖——雖然不是始終一貫的——成為蘇聯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諸多政策變革的主要動力。起初，靠著赫魯曉夫的能量和「新對外政策」，蘇聯人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赫魯曉夫對革命與帝國范式的狂熱信仰，再加上冷戰的對抗邏輯，使得他一再考驗美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忍耐力。赫魯曉夫相信，蘇聯與西方這兩大集團之間在軍事上開始形成的均勢，將迫使西方各國在全球退卻。同時他還堅信，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新對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點從緩和並在歐洲採取務實的防禦措施變成在柏林的冒險和向第三世界輸出蘇聯的經濟政治模式，可以從他對核邊緣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釋。赫魯曉夫和他的領導集體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敗了美國包圍蘇聯的計劃。然而，從1958年至1962年，赫魯曉夫一直都在支持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個第三世界的所謂民族解放運動和各種社會主義政權。這種做法的高潮出現在1962年，當時赫魯曉夫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冒險決定：部署蘇聯導彈來保衛古巴。只是在熱核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的頭腦才清醒過來，選擇了撤退。
古巴導彈危機使得核邊緣政策的做法和無限制的救世思想名聲掃地。 1964年10月取代赫魯曉夫的新領導集體找到了一條比較安全的促進蘇聯利益的道路：與西方各大國談判並以實力為依托緩和與西方的關係。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來——其副手葛羅米柯和安德羅波夫也支持這種看法——對於蘇聯的國家利益和蘇聯社會主義帝國來說，緩和與西德的關係並與美國達成協議，要比向西德施壓並與美國繼續進行軍備競賽更有利。在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集體當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動緩和的關鍵。他是第一位以下面這種身份在蘇聯精英和人民當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蘇聯統治者：他不僅是增強實力並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強硬姿態的倡導者，而且還是和平的締造者。跟赫魯曉夫不同的是，他是個有力而且耐心的談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蘇美緩和「高潮」很可能就不會產生。
不過，勃列日涅夫儘管大權在握，但與其說他是個做決定的人，不如說他是個尋求共識的人。而且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這一代大多數官員一樣，仍然是革命與帝國范式的囚徒。勃列日涅夫和蘇共政治局宣布，不會用武力來敲詐勒索，可他們永遠也不會覺得這種事自己幹夠了。在其核力量處於巔峰時期，蘇聯統治者和軍方仍然認為美國占據優勢，美國政策的目的是「敲詐，否則就在核戰爭中打敗蘇聯——這正好與美國保守派對蘇聯的看法一樣」。
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安全與對外政策缺乏連貫的戰略，支配它們的是意識形態與官僚主義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益與鉤心鬥角。雖然與美國開展了軍控談判，但蘇聯在軍事上大規模擴充戰略實力的過程並未中斷。而且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蘇聯人又像赫魯曉夫時代一樣，發現自己滑向了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擴張主義，陷入了與美國對抗的零和遊戲。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聲稱，緩和只是幌子，克里姆林宮實際上是想佔據軍事優勢並在冷戰中取勝。他們錯了。自從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社會一直在改變；在60、70年代，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運動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後的緩和政策，在蘇聯國內造成了第一次嚴重的分裂。從藝術和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到某些「開明」的蘇共官員，蘇聯的精英們開始克服殘暴和猜疑遺留的影響。 「鐵幕」的部分打開以及越來越多的國際旅行和交流的機會，慢慢地消解了蘇聯人的仇外情緒、軍國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大一統。儘管蘇聯軍方、克格勃和軍工綜合體依舊強勢，但其他官僚機構卻開始失去其斯大林主義的優勢地位。在實業家和經濟管理者當中，支持擴大與西方國家經貿往來的呼聲一直很高。在受過教育的精英當中，進行對比和自由思考的能力開始提高。最近進行的一項對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意識形態狀況的研究發現：「馬列主義思想的動員能力急劇下降，結果就削弱了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另外一項研究中，俄羅斯的一位傑出的學者表示，到70年代初，「國民關於共產主義理念可以實現的夢想」已經破滅。與60年代初的「強共識」相反，僅僅十年過後，就出現了「威脅到蘇聯社會的存在本身」的「徹底的分裂」和「真正的衝突」。在70年代的緩和期間，甚至到了80年代初，這種趨勢還在蔓延，從而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埋下了伏筆。
蘇聯的意識形態依舊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成為蘇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動員作用，反而帶來了虛偽、犬儒化和懷疑。在1968年對「布拉格之春」的殘酷鎮壓之後，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蘇聯知識分子也對共產主義思想失去了興趣。政治領導人、官僚和各行各業的精英，都開始把官方的意識形態看作是一種外在的儀式，與他們自己真正的思想傾向完全是兩碼事。意識形態的教條仍然是管理國內政治言論和描述國內政治狀況的工具。它也還是以大國沙文主義為中心的官方集體認同的關鍵，而日漸徒有其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然承認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書所證實的一點是，領導者個人對於蘇聯國際行為的影響十分重要。特別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關鍵領域的決策，尤其是國家安全、意識形態、軍事及對外事務。重大決策大權獨攬看上去很美，但到頭來它也放大了他的錯誤與失誤所造成的影響，而且這種大權獨攬也是冷戰爆發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後的領導人就差遠了，但就像赫魯曉夫的核邊緣政策與勃列日涅夫對緩和的貢獻所證明的那樣，他們的作用也至關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蘇美緩和的形勢迅速下滑、歐洲軍備競賽加劇以及1979年12月蘇聯最終在阿富汗採取乾涉行動的原因之一。這次災難性的入侵是革命與帝國范式強大慣性的最後一次大展示。蘇聯的各位領導人擔心把阿富汗讓給美國（他們低估了伊斯蘭激進主義運動的潛力），便用武力更換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們本指望幾週或幾個月後就可以撤軍，然而卻事與願違，在那裡深陷泥潭幾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動了美蘇對抗。它也是蘇維埃帝國史的一個分水嶺。與伊斯蘭游擊隊的漫長的戰爭，削弱了蘇聯國內對擴張主義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華盛頓，列根政府希望利用蘇聯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蘇聯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還向莫斯科施壓，讓蘇聯人不要入侵波蘭——當時該國的團結工會向共產主義政權發起了挑戰。但西方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壓力反倒把克里姆林宮變成了一座雖被圍困卻還在堅持戰鬥的堡壘。蘇聯的各位領導人私下里宣布不會在波蘭使用武力，不過這一決定與美國的政策幾乎沒有關係。在阿富汗，他們還是寧可冒更多損失的危險也不願意灰溜溜地無條件撤軍。結果，第二陣冷戰之風反倒使蘇聯的對抗立場和蘇聯精英及老邁的政治局領導層集體認同中的反美成分繼續保持了下來。
羅納德•列根的幸運在於，他的總統任期剛好趕上克里姆林宮的更新換代和老近衛軍的退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自斯大林以來第一位對意識形態與蘇聯安全利益的關係做出重大調整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從蘇共統治機器中的一員，逐漸成為一位注重意識形態的出色的國務活動家。但他沒有照搬革命與帝國范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維」——一種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爾巴喬夫那一代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愛的有關民主化的共產主義的種種理念。實質上，這位總書記最終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馬列主義。戈爾巴喬夫想對共產黨進行改革，想要改造蘇聯社會並把蘇聯融入「歐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懷有許多大的錯覺。首先是以為在擺脫了斯大林主義後遺症及革命與帝國范式的束縛之後，蘇聯會變得更加強大。其次是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出手相助，實現把蘇聯的改良主義的共產主義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融為一體的宏偉大業。
就像先前的各位蘇聯領導人一樣，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作用在改變蘇聯的國際行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8年底，戈爾巴喬夫公開放棄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背後的意識形態考慮，並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對過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來維持社會主義帝國的種種封閉的壁壘。不到一年，這個帝國就在中、東歐崩潰了。兩年後，蘇聯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個獨立的國家。
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有一段漫長的過程，最終導致了這一巨變。最重要的是，在蘇聯政界和知識界的精英當中，不惜一戰的意志在不斷衰落。 1953年，斯大林繼任者們的立場從對抗變成了緩和。赫魯曉夫在1958~1962年間對西方的施壓，儘管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後果，卻並非出於純粹攻擊性的目的；這位蘇聯領導人笨拙地想讓西方大國按照蘇聯可以接受的條件去結束冷戰。對於二戰有著親身體驗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蘇聯人民應該得到持久和平。緩和政策的實行，實際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領導層偷偷地放棄階級鬥爭思想，不顧忌西方諸強的資本主義性質而與其建立合作與夥伴關係。從斯大林不動聲色地煽動戰爭和赫魯曉夫的虛張聲勢的恫嚇到戈爾巴喬夫的結束冷戰，勃列日涅夫的緩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
應該再次強調的是，總的來說在冷戰史中，具體來說在蘇維埃帝國的興衰史中，意識形態有著十分突出的影響。在70年代莫斯科的社會主義帝國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帝國之前，意識形態的因素一直是蘇聯決心與美國抗衡並進行擴張的原因之一。雖然其信仰體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趨勢，蘇聯領導層與精英們在表達其國際行為及安全利益的時候，還在繼續使用現實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兩套語言。但同樣這些意識形態因素，也使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顯得古怪，甚至可以說怪異。尤其是一些過時的或者說誤入歧途的意識形態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經意間引發了與美國的對抗，後來接著又是朝鮮戰爭。不同的但也是誤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宮的其他領導人以為，可以以實力為依托，通過談判來實現與美國的和平共處。最後但並非無足輕重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於蘇聯的垮台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就像充滿救世熱情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倡導「新思維」，拒絕把武力作為強權政治的基本手段來使用，哪怕是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在歷史最終的反諷中，以革命的暴力作為意識形態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帝國，卻死於非暴力的意識形態。
這本關於蘇聯國際行為的書也揭示了美國在冷戰中的行為的非同尋常的影響與性質。美國從未接受中歐的蘇聯社會主義帝國，而且反對亞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蘇聯支持的革命運動。與西歐人不一樣，美國人為蘇聯留下的妥協與交易的餘地非常非常小。除了60年代以及尼克鬆與基辛格的緩和時期之外，美國的歷屆政府都堅持要求蘇聯人，在有可能進行任何持續的適應性調節之前就改變他們的行為，甚至是他們的體制。美國的政治自由與市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跟蘇聯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完全一樣，具有一種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和自以為救世主的性質。在這種意義上，冷戰演變成兩個自以為救世主的中心之間你死我活的戰鬥，它們把兩極對立的邏輯強加於世界並把其他國家、運動和意識形態都擠到了一旁。
在這場史詩般的鬥爭中，美國作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勝出了。但本書對美國人應該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他們似乎因為這場胜利而變得得意揚揚，並把從中得到的經驗推廣到它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對外政策中。美國的有些政治家和評論家說，對蘇聯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當時發揮了作用。那些慣常這樣說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對那個作為其遏制目標的國家的認識也非常模糊。列根的極端崇拜者們還在聲稱，他的反共「聖戰」和「戰略防禦計劃」贏得了冷戰。回頭想想，除了在這場對抗的終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難說「戰略防禦計劃」還有其他什麼作用。不過，應該承認，在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最後幾個階段，列根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交往中感覺到了歷史機遇，而且最終抓住了這個機遇。但是，對國際關係史貢獻最大的，不是作為冷戰鬥士的里根，而是作為和平締造者、談判者以及核裁軍支持者的里根。
美國也很幸運，能夠擁有一個在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方面與西方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對手。這個對手是歐洲人尋求現代性的產物。換句話說，冷戰是兩個遠房表兄弟之間就實現這個世界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問題而展開的競爭，不是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朋友與敵人之間的競爭。有些西方學者，還有許多俄羅斯人，現在都認為俄國的運氣太差，成為那種特別邪惡和暴力的現代化道路的試驗場。那種現代化的道路承諾說，從經濟和社會的落後狀態到現代而開化的狀態以及合理的計劃與社會正義是有捷徑的。起初，蘇聯版的快速現代化道路讓蘇聯在二戰中獲得了勝利，同時還使它擁有了超級大國的地位，在不發達的第三世界贏得了許許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後來，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事情越來越清楚：美國的現代化模式，連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創業精神以及大眾消費主義，在資源與創新精神方面要強很多。在美國模式的幫助下，西歐、日本以及美國的其他一些盟友（儘管不是全部）都變得更加繁榮，生活質量更高，超過了蘇聯集團中的任何一個國家。西歐人設法將市場的好處與社會規劃結合起來。在經濟一體化以及最終在政治一體化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做得也要比蘇聯集團的所有國家成功得多。
最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維埃帝國內部及其精英當中的沒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現代化模式的不斷增長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關係的。與托洛茨基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魯曉夫在1961年誇口的相反，資本主義這輛火車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對於蘇聯領導人、精英以及全體公民來說，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蘇聯社會主義這趟車永遠也追不上資本主義，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後面越來越遠。這反過來又削弱了蘇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開明」的蘇聯精英對於帝國的認同感。如果事實證明蘇聯的現代化道路不是一條捷徑，而是個死胡同，那為什麼不改弦易轍呢？如果這個社會主義帝國越來越成為累贅，製造出「幾個阿富汗」，還有那些破產的中、東歐政權，要靠蘇聯的補助來維持，那為什麼不放棄這個帝國呢？戈爾巴喬夫，連同他那虛假的「新思維」，是想把蘇聯反對資本主義的試驗與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這樣做是徒勞的，但從歷史上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著遠房兄弟的門，要求和解。
不管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受到了怎樣的誤導，它總歸給當代最曠日持久也最危險的對抗帶來了和平的結局。蘇聯經過多年建設起來的龐大軍力並沒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宮和有影響力的蘇聯精英們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誌上的銷蝕。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並沒有準備為他們所不相信的事業和他們並未從中得到好處的帝國流血犧牲。蘇聯社會主義帝國——也許是現代歷史上最奇怪的帝國——並沒有奮起還擊，而是選擇了自盡。
《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
作者: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副標題: 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
原作名: A Failed Empire：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tschov
譯者: 李曉江
出版年: 2014年6月
頁數: 656
定價: 88.00 ■
文章取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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